中国经济成功的故事存在许多版本。例如，有对政府治理和制度变革的分析，如钱颖一（2003）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论、周黎安（2007）的“官场升迁”论，以及王小鲁（2000）关于制度变革的讨论；有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角度的分析，如刘伟和张辉（2008）对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的分析，赵志耘等人（2007）对“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测算；有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讨论，如李扬和殷剑峰（2005）建立的基于劳动力转移的内生增长模型和课题组（2006）关于“干中学”的分析；等等。不过，所有这些解读似乎都可以在这样一个现象的基础上予以融会贯通：人口转变。

1、人口转变和人口红利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1；蔡昉，2010），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再生产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高死亡率反映了落后贫困的经济和恶劣的医疗卫生状况。第二，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死亡率下降，但较高的幼儿抚养比压制着经济的腾飞。第三，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在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中，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人口结构变化：生育率的下降使幼儿抚养比下降，同时，老年抚养比还未及上升，这使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这构成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显著上升始于1976年——在此之前一直维持在56%左右的水平上，而改革开放的“元年”——1978年“恰好”也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超过全球水平的年份，此后该比重经历了两轮上升周期（1976～1995年和1996～2010年），直至2010年超过72%（见图1）。

图1 1960～2010年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比重

在适当的前提条件下，劳动人口比重的上升会产生三个效应：首先是劳动力供给的增加——需要补充的是，如发展经济学所说，增加的劳动力如果依然集中在边际产出几近为零的传统农业部门，就不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供给；其次，如果劳动力能够获得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则储蓄率、投资率会上升——这又反过来促进有效劳动力的形成；最后，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收入的上升会提高人们对人力资本的重视以及获得教育从而积累人力资本的能力，从而加快技术进步。这三个效应的叠加就是“人口红利”。

2.增长动力：劳动力供给效应

从国内的研究看，人口转变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蔡昉（2008）关于人口转变与劳动力供给的分析，课题组（2006，2007）关于劳动力供给与“干中学”的讨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产生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在图2中得到了直观的反映：1976年，中国的非农就业比重摆脱了20%的历史均值，之后持续上升，至2010年超过了60%。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对应的非农就业比重就上升2.3个百分点左右。如李扬和殷剑峰（2005）的分析，劳动力的转移、即非农就业比重的持续上升产生了AK式的内生增长。然而，如Bloom等人（2001）所说，人口红利并非必然，它的出现依赖恰当的政策措施——改革。改革的效应可以从非农就业比重一阶差分的变化中观察到 。

图2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在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1976～2010年，非农就业比重有四个跳跃和波动周期，这四个周期又分别对应着四个重要的改革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非农就业比重跃升了3.8个百分点；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非农就业比重跃升了3个百分点；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非农就业比重的增幅从1993～1995年连续3年在2个百分点以上；从1999年到2001年推出了系列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如住房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加入WTO等），这些改革和开放措施的红利随后逐步释放，并在2004年到2006年间得到集中体现——在这三年中，非农就业比重的增幅再次如20世纪90年代那样连续3年保持在2个百分点以上。事实上，劳动力转移不仅构成了经济内生增长的基础，也构成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机制。如图1所示，上述四个劳动力转移的波动周期正好对应着自1976年以来的四个经济周期，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周期的拉长同劳动力转移周期的拉长密切相关（殷剑峰，2006）。

图3 中国GDP增长率和非农就业比重的差分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3.增长动力：储蓄和资本积累效应

上述文献主要关注的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效应，人口红利的另一个部分——高储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高投资——似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笔者看来，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更重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丰富，但资本稀缺，因此，资本宽化（Capital Widening）和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是走出“人口陷阱”和“贫困陷阱”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在发展经济学中，这被称作“资本原教旨主义”（Capital Fundamentalism）（波金斯等人，2006）；其二，劳动力的转移，即劳动力供给效应，只有在劳动力能够与资本相匹配，从而加入非农产业的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其三，正如后面将要看到的，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遭遇的拐点（“刘易斯拐点”和“人口拐点”）一方面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减少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趋势性变化相关，因为储蓄和投资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动力：资本积累。

图4显示，伴随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划过了类似的轨迹。利用简单的线性回归可以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会上升1.2～1.5个百分点。同时，由于储蓄构成了投资的基础，储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投资率会上升0.5～0.6个百分点。

图4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储蓄率、投资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表1 中国、印度、巴西人口和经济指标比较

与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储蓄和高投资的作用甚至比劳动力供给效应更有力。如表1，在1981～2010年的3个十年中，中国的GDP增长率显著高于印度和巴西，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只是略微超过两国，但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却高出两国1倍左右。如果说巴西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因而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而对投资和储蓄有不同要求的话，那么，中国人均GDP在20世纪90年代超过印度则无疑要归功于高投资率及其背后的高储蓄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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