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王陵内献王刘德雕像

献县儒学中心因献王刘德的支持与倡导而形成，而献王刘德对汉代儒学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此学者多有论述，总结来说，主要是献王刘德广开献书之路，与儒生共同搜集整理儒家典籍，使得儒学经典得以保存传播，开辟了汉代儒学复兴之新局面，儒家传统文化能够继续沿袭传承。

（一）补撰《周官》

《周官》即现今所说之《周礼》，内容涉及上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宏大的国家建制文献。《周官》一书的发现，最早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其中献王得到的古文先秦旧书首列《周官》，可见其在汉代儒学的重要地位。关于献王刘德补撰《周官》之举有明确的史料记载。《隋书》载：“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当时儒学倡盛，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献王在得《周官》之后，与儒者共同整理研究，取《考工记》补不足之处。在献王逝世之后，其书由汉秘府所藏，五家之儒不得相见，直到刘歆校秘府之书，得以重见天日，之后为服务于王莽改制活动，置《周官经》博士，《周礼》由此传承延续。

周官

（二）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

《毛诗》即现今流行于世的《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两汉是《诗经》学发展比较繁盛的阶段，“经历了从鲁、齐、韩今文三家诗立学官受青睐，到鲁、齐、韩、毛四家诗并存，而后又由四家诗走向古文《毛诗》独尊的过程”。《毛诗》学最初是以地方学术的身份出现于河间国，受到河间献王刘德的保护与重视，立《毛诗》博士，传授《毛诗》于河间。《汉书·儒林传》曰：“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到东汉时期，许多经学大师也善治《毛诗》，如谢曼卿、卫宏、贾徽、贾逵等皆传毛诗，之后相继有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经过东汉诸多经师学者的提倡，《毛诗》学日渐兴盛，最终超越三家诗而盛行于天下，历经两千年流传至今。

《左氏春秋》是《左传》在汉代的一种称谓，当时的称谓还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左氏传》、《左氏》等几种，使用并不固定。《汉书·儒林传》载：梁太傅贾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献王刘德立古文经《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使这两部经典以王国官学的地位继续传授并流传后世，成为经学家们传承的主要文献典籍，献王刘德的承前启后之功不可磨灭。戴震对此大加赞赏云：“昔儒论治《春秋》，可无《公羊》、《榖梁》不可无《左氏》。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

毛诗序

（三）崇尚礼乐

礼乐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治国安邦的基础。献王刘德崇尚礼乐，对所得《周官》、《礼》、《礼记》等礼学典籍进行整理和传布，作《乐记》，献雅乐，并且以礼乐思想教化民众，对礼乐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礼乐”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统治者而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可见礼乐是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内容。遭遇秦灭学之后，礼乐废而散佚，礼乐之制遭严重破坏，面对此种情形，许多有识之士都竭力恢复礼乐文化之制，在西汉初年，献王刘德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他十分关注先秦典籍中与礼乐相关书籍或篇章的收集与整理。献王所得古书中有《周官》、《礼》、《礼记》，戴震曾综合考证曰：“郑康成《六艺论》云‘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记》百三十一篇’。斯即本传所列《礼》、《礼记》，谓古文《礼》与《记》矣。《周礼》六篇，郑亦系之献王，又为陆氏得一证。大小戴传《仪礼》，又各传《礼记》，往往别有采获，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肯定了献王对三礼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献王刘德“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并且积极献雅乐于朝廷。

乐记

献王刘德对乐的传播最重要的贡献即作《乐记》。《汉书·艺文志》记载献王刘德与毛生等共同采集《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刘德礼乐思想最直接的文献体现即是《乐记》。此外，他还具备礼乐思想并依此教化民众。《汉书·礼乐志》记载“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这些资料透露出献王刘德对礼乐文化的重视。刘向《说苑》中辑录的刘德言论四则，认为“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把“先恕而后教”、“利归于民”的富民、教民措施作为治国之本。刘德这种“仁政”治国理念恰恰符合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化要求。献王刘德作为儒学推崇者，深谙礼乐教化之道，其进行的河间学术活动以及治国治民之策也会受到其礼乐思想的影响。也正因为献王刘德认识到了礼乐教化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才会有其积极献乐于朝廷之举。经过献王刘德和河间儒者对礼乐文化的修复与制作，使礼乐文化能够延续传承。清代李清植论曰：“礼乐之事，其存什一于千百。犹传于今不废者，献王之劳，尤不可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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