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邓华轩
广东阳山人 ，1931年6月出生。其1948年参加地下革命组织，此后参加粤桂湘边纵队连江支队。新中国成立后加入阳山 公 安 队 伍 ，1974年任阳山县委书记。1981年冬调任惠阳行署副专员、副书记，主管农业;1983年6月任中共惠阳地委书记，1988年初惠阳撤地设市后，任惠州市第一任市委书记至1989年。
人物访谈
改革开放初期，惠州不仅比广州佛山湛江穷，还比有工业基础的韶关穷。但“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僵化”，近日，首任惠州市委书记邓华轩接受南都专访，回顾了惠州撤地设市及改革开放初期那段岁月。他回忆，惠州撤地设市初期，曾规划引进计划投资50亿美元的石化、10多亿美元的熊猫汽车、5亿美元的鞋城等3个大项目，第一个搞成了，第二个因为种种原因夭折了，第三个发现是个圈地项目惠州主动叫停。
邓华轩回忆，在惠州撤地设市及改革开放初期，从抓农业改为抓工业经济，惠州经济渐渐有了起色。撤地设市前，惠阳地区曾规划东莞、海陆丰、河源、惠州等4个“辐射中心”，撤地设市后，专注发展惠州这一个中心。过去3 0年，惠州发展良好。
谈基础设施
陈江老板打电话去香港，路上2个小时排队2个小时
“一条马路，一路公共汽车，一个交通警察。”从广东阳山来到惠阳地区行署时，这是邓华轩看到的当时的惠州交通状况。
马路破破烂烂，从深圳到惠州不到80公里，吉普车要走3个多小时，到广州160多公里，需要走的时间就更长了。
供电方面，1个淡水籍的港商回到惠阳淡水开厂，因一个月停电10多天，亏损严重一度想关门。
更让邓华轩头疼的是通讯，“仲恺陈江一个老板，他要打电话回香港，首先得花2个小时到现在的惠城区，找到邮电局拨了电话又要等2个小时”。“我从上海打个电话回惠州，也要排队3个小时”。邓华轩还回忆，当时惠阳地委大门口的传达室还是一部手摇电话，有个日本籍的外商想当做古董收回去，机关一些办公室的电话则是抗战时缴获日军的。
惠州当时有多穷？不仅比广州佛山湛江汕头穷，还比当时的韶关要穷。“韶关的阳山有五小工业，肥料厂，水泥厂，还有煤厂”，但是当时的惠阳地区地属工业企业，只有主要生产农具的惠州市机械厂、1家氮肥厂、1家水泥厂。“工业产业值60 0万，补贴也要600万”。惠州当时地属的工业企业要靠政府补贴。“我们地委的人到省里开会，都抬不起头来”。
为什么比韶关还穷？这与惠州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经历多次行政区划调整有关，也与惠州身处战备前沿有关。邓华轩说，当时，海陆丰和惠东港口发现乔装打扮的2股土匪，“国民党军队登陆海陆丰(海陆丰当时隶属惠阳地区)后，衣服换成解放军过时的服装，但他们的配枪没换”。
谈甩穷举措
发展工业，屁股坐到工业板凳上
上个世纪80年代，主管农业不久后，邓华轩担任了惠阳地区书记。“无工无商不富”，在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城市面临发展。
惠州怎么改？“办实业，打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屁股从农业转到工业上来。
思想上给干部松绑。邓华轩分别组织了大调研及相关的大会。“有个会议我们长达9天”，会上，参会者摆问题，对不利经济发展的文件，惠州范围以内的能废除的当场废，废不了的变通了干。“松绑冲关卡”，思想上得到解放，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也被清除。
一些服务理念也在那个时期开始实行。当时，引进一个项目往往要盖几十个公章，尽管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许多到了惠州的外商还是很多抱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惠州就提出并实行了“一条龙”服务、“一支笔”审批等。“各个职能部门带着公章来开会，一个星期集中讨论几十个项目，讨论决定后，大家一起将公章盖上”。
服务外商还要亲商。1983年，有香港商人因为工厂总是停电亏损300多万元，对方找到邓华轩诉苦要求赔偿，没想到邓华轩一口答应，但给了条件，说3年后赔偿款才能到位。港商一听主政者这么坦诚，连说亏损的300万元不要了，还动员更多的朋友从香港到惠州来投资办厂。
谈招商引资
找资金修路修桥，一个圈不够，就多转一个半圈
发展工业和实体经济，早期的惠州如何找项目？搞好基础设施很关键。
供水方面，当时有一年甚至年三十，“杀鸡都没有水”，惠州下了决心建一个桥东水厂。但所需的500万元资金没有银行愿意贷款，怎么办？邓华轩回忆，他找到省建行的一个党委书记，因为两人是党校的同学。银行贷款要有抵押，“我建议，拿新建水厂的水费来做抵押担保”，现在看来是财政担保，但当时没有，“这样银行才同意”。
而在供电方面，惠州撤地设市早期，新丰江水电站因为曾隶属惠阳地区，其生活物资由惠州市优待提供，由此惠州因新丰江水电站“超负荷拉闸很少”。
道路建设方面，相继改造和建设了惠州市区的麦地路、惠州大桥和惠淡公路、惠深公路、惠盐高速公路、广梅汕铁路。
在通讯设施方面，邓华轩找省邮电局要求装程控电话，对方起初提供4000门，但疑惑惠州能不能装得完。“那时候我要求，所有宾馆房间，每个副科级的办公室都装”，“最后还多要多装了4000门，8000门都装完了”。
对修建惠州大桥，邓华轩尤为印象深刻，这座大桥1985年开始筹建，曾计划修26米宽，但当时筹集资金不够，最终成了24米宽。设计初期，惠州大桥桥南部分与城市街道水平面相差6米多，设计人员汇报说，如果要修引桥，就势必会伸进西湖，破坏西湖的整体美。
邓华轩当场回应，“你多转个圈不就好了，一个圈不够，就两个”。最终设计师采取了多转一个半圈解决。然而坡度的问题又来了，设计人员称，当时的坡度太陡，邓华轩不理解，让对方多问问省里，最终结果是，设计师最早依据的设计标准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到了80年代，标准已经降低，最终省里也回复惠州，惠州大桥规划的坡度指数没有问题。
谈大项目
三个成了一个，奠定惠州工业基础
撤地设市前后，惠州的惠东、惠阳等地跟东莞一样，引进了不少香港的“三来一补”企业，但邓华轩等人认为，最终还是要靠大项目才能支撑惠州的长远发展。“改变只有漫天星斗，没有一轮明月的情况”，大项目就是惠州追求的明月。
怎么找大项目，“就是出去找，我们鼓励县区的班子成员出国考察，我权力范围内能批的全部批了。”邓华轩介绍。惠州最终接触到3个项目，一个是计划投资50亿美元的壳牌石化、一个是10多亿美元的熊猫汽车、一个是5亿美元的鞋城。
听说壳牌公司要在黄海和南海畔寻找地方建设大型炼油厂，这个机会得来非常偶然。邓华轩回忆，更早些时候的1982年，省里组织一个海岸带自然资源考察活动，当时分管惠阳地区农业工作的邓华轩，听到了数十个专家的结论，惠州大亚湾既有深水港优势，又有开阔的临港土地资源。“我儿子学习港口专业的，也知道深水港对石化产业的重要性。他鼓励我搞，‘爸，你去争，惠州的条件争得到的’”。
尽管早期的惠州大亚湾没有被壳牌列入考察对象，传出的消息是东莞虎门已经捷足先登。“省里一些部门已经批准虎门了”，但邓华轩介绍，惠州当时依然拨出专款50万元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仅1个月时间，初步完成了地质、台风、航道、港口、厂址等项目的勘察，形成了100多万字的详尽资料。经与中国海油、省有关部门沟通，最终这个大项目1988年在国家计委立项。
谈熊猫汽车项目
夭折因素很多，对方人事变动影响大
1988年11月1日，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专家考察大亚湾，大亚湾石化最终获得当时的国家计委批准，12年后的2000年10月，项目正式落户惠州。惠州撤地设市初期的3个大项目完成了1个。
接触到熊猫汽车也与邓华轩曾到香港拜会一个企业有关，该国企经理负责与熊猫汽车投资方接触，先后考察了一汽、二汽、上海汽车所在的城市。最后该经理提出也到邓华轩主政的惠州走一走。“我们求都求不来，对方一来，本来对方提出一周后做出备忘录，我们一个晚上就搞出来了”。
为何惠州能让对方初步同意在惠州设厂，“当时我们计算过了，很多地方的汽车厂商出厂前要加价，我们计划不加价，只收法律规定的税种”。
熊猫汽车项目为何夭折？作为项目的主要推进者之一，邓华轩回顾道，熊猫汽车夭折，有很多因素。当时对方公司人事变动是很大因素之一。
熊猫汽车项目最终获批仅是零部件而非整车项目，已经建好厂房的熊猫汽车，未能最终落户惠州，实现惠州的造车梦。
而对于另外一个大项目———5亿美元的鞋城，邓华轩介绍，这个项目要求500万平方米，惠州当时发现这是“圈地”，不是真正要搞工业，最终主动叫停了这个项目。
采写：南都记者 祝勇
摄影：南都记者 田飞 实习生 林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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