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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先生去世了。

缅怀一位作家最好的方式，总是重读他的作品。

数十年来，李敖一直以其犀利辛辣的文风、针砭时事的立场、直言不讳的态度为大众所知。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明是非、说真话”，他甚至两次被台湾当局关押。

2005年，李敖在复旦演讲

李敖先生是一位批评家，这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

幼年的他随着家庭从大陆逃难到台湾，但故土的经验始终是他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令他毕生无法割舍对大陆的思念。

青年时，他选择了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求学，数载对中国历史的研读，不仅塑造了他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更强化了他的历史意识与使命感。

他因此选择了与政府的暴行不断对抗，既是为了他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是为了他对于家国人民的责任感。

青年时期的李敖

李敖先生的文学创作同样非常耀眼。

大部分的读者熟悉的是他的杂文与政论，但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他还有一部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

而这部贯穿了他入狱与出狱的大半个人生，从构思到完成花费了近二十年的作品，也与李敖先生的政论杂文一般，显示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家国意识与历史责任感。

2015年，田沁鑫导演将《北京法源寺》改编为同名话剧

李敖选择法源寺作为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发生的地点，这与法源寺的一段过往有关。

这座京城最古老的佛寺，始建于唐代，起初叫做“悯忠寺”，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哀悼北征战士而设立的忠烈祠。

千年来，悯忠寺频遭战火，屡毁屡建，多次易名，但始终香火不断。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又重新更名为“法源寺”。

今天的北京法源寺，是中国佛学院的驻地

再次更名后一百五十年，法源寺在一个冬日迎来了两位不太一样的香客。

两人早已通过书信相约在寺庙大殿的碑前见面，年轻的那位早来了一些，正在研究碑上的书法，不久另一位也到了门前，向着早来的那位打招呼。

这两位年轻的士人一见如故，彼此交换着他们对于《华严经》的见解，议论着佛法与儒学的关系，然后又话题一转，谈论起了维新变法之事。

这两位香客，就是梁启超与谭嗣同。

谭嗣同与梁启超

戊戌前后的法源寺，是维新派人士重要的根据地。

从最早“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到发动“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再到舍生取义的谭嗣同，他们都多次造访中这座千年古寺，并在此度过了许多人生的重要时刻。

他们与寺中的师父谈论佛法，也彼此交谈着自己的政治构想，希望在守旧与革命之间找到一种平和的方式，改变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的中国。

这处安静的院落，酝酿的却是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田沁鑫话剧中的谭嗣同及两位僧人

只是维新派的仁人志士们并没有等来他们盼望的成功。

戊戌变法开始后的第一百零三天，西太后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她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皇帝寝宫，直接软禁了支持变法的光绪帝，然后自己重新临朝训政，撤回了变法的种种主张。

维新人士们则被下令追捕。康梁二人仓皇出逃，谭嗣同却坚持不走，他决心献出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鲜血告祭这场未能完成的变法。

而三人当年在法源寺的一番宏图壮志，最终化作了梦幻泡影。

戊戌六君子被斩首于菜市口

谭嗣同恐怕没有想到，法源寺恐怕也没有想到，这位被称为“佛学彗星”的佛子最后一次“造访”法源寺，会是以超度法会的形式。

政变殉难之后，戊戌六君子的尸骨由大刀王五带到了菜市口旁的法源寺，寺院的佘法师帮忙入殓，主持了六人的法会。

在烛火与颂经声中，法源寺又迎来一个冬日。

话剧中的谭嗣同与袁世凯

《北京法源寺》讲述的就是这段悲壮的历史。

而李敖讲述这段历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缅怀因变革付出性命的那些仁人志士，更是为了借古讽今，展现自己的家国情怀与政治理想。

李敖与他的书架

他在论及这本书时曾经说到：

“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40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他甚至还明确地解释过小说与现实的关系：

“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正该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该影射蒋介石。”

或许也正是因为怀着这样愤懑的心情，李敖先生确乎创作出了一部出色的作品。

书斋中的李敖

从某种程度而言，李敖与维新志士们的确非常相似。

因为终其一生，李敖和维新志士们都在不停地战斗，而他们进行的这些战斗也不仅是为了个人，更是为了他们念兹在兹的那片生活的土地，为了那个他们设想的那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台湾的政治监狱

戊戌变法结束的后的整整两个甲子，李敖先生告别了人世，这场属于他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可无论如何，那些他战斗过的痕迹却始终不会消失，正如他笔下的维新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