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明清家具研习社

遇到袁荃猷的那一年，王世襄二十六岁，袁荃猷二十岁。相见既是相知相许，只须一颗明净慧心的相照。在美丽的燕大校园，两人相约默契地十指相扣，从此六十载人间路，相濡以沫、风雨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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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出身书香门第的优游少年王世襄，以“玩物多于治学”方式，大大方方地让他在燕京大学的四年“学业荒于嬉”，却依然凭借其扎实的国学基础，考入燕大研究生院文学院。

▲燕京大学

然而就在数月后，年仅五十六岁的慈母金章因患高血压，意外地过早离世。这是世事沧桑对王世襄的第一次心灵冲击，已步入风华青年的他，深悔于以往的纵性贪玩。

▲青年时期的王世襄和其父母

于是，他驱散了鸽群，送走大鹰和獾狗，将蛐蛐、葫芦、鸽哨，统统束之高阁，从此躲进书斋成一统，埋首苦心学问。

收敛玩心的王世襄很快显露出其一流学者的底质，一系列彰显其治学功底和眼界高度的文章陆续发表。而佳缘自天成，也恰在这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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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荃猷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在王世襄的生命里。

▲王世襄因辅导教育系的袁荃猷编写中国绘画教材，从而与袁荃猷相识相慕、互生情愫。

袁荃猷与王世襄的家学渊源相似，同样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

袁荃猷天性娴淑，文雅清通，童年即有家馆讲授国学，并师从汪孟舒先生学习书法、绘画和古琴。这三样才华，是袁荃猷终其一生滋养品性的厚德之艺，也是她终其一生作为王世襄文博事业之“贤内助”的天赐之缘。

▲袁荃猷（后排右起第一位）

燕京停学，王世襄去了重庆。临行，他送了袁一盆太平花。在四川，王世襄写了很多信给袁荃猷，只收到两封回信，其中一封是：

“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浇水，活得很好，但愿生活也能像这太平花。”

这或许是我见过最美的情书了。

回到北平的王世襄，给袁荃猷带了一个火绘葫芦片小盒，这是他之前在信里许诺的——要是做好了就送给她。她打开小盒子，里面静静躺着的，是两颗红豆。袁荃猷说，这是我们的爱情信物。

王世襄曾在其《告荃猷》一诗中写道：

“携手登阜丘，叠石不能阻。”

在两人此后的一生中，确有重重的叠石之磨难，但都因了彼此深厚之学养和相互砥砺之品行而逢凶化吉，安然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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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王世襄结束了其辗转川蜀的营造社生涯，也结束了与袁荃猷人隔千里的相思，回到北京，与袁荃猷结为连理。

▲1945年，王世襄与袁荃猷喜结连理

从此，两位战火硝烟中的燕大学子，携手并肩，一起经风沐雨，走上了一条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承袭之路，也走出了一段千古称羡的爱情佳话。

荃猷喜欢抚琴，王世襄看到好琴，愿意卖各种细软，为太太的爱好掏钱。

▲袁荃猷旧藏唐代“大圣遗音”古琴

1948年，为了买“大圣遗音”古琴，王世襄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再加翠戒三枚（其中一枚为王世襄母亲的遗物），才购得此琴。

▲袁荃猷旧藏唐代“大圣遗音”古琴局部

在《自珍集》里，他这样说：

“唐琴无价，奉报又安能计值，但求尽力。”

古琴坏了，荃猷着急，王世襄请来青铜器修复专家高英先生特制铜足套，并仿旧染色。琴身背面，是王世襄请金禹民刻的题记：

“世襄荃猷，鬻书典钗，易此枯桐。”

管平湖先生调了漆灰，把铜足套牢牢粘在孔里，笑曰：

“又至少可放心弹五百年了。”

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太太抚琴，自己陪在一边，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琴奴”。据说，他还曾经收藏过一个蚰耳圈足炉，为的是款式二字——“琴友”。

遇见这个炉子时，袁荃猷正在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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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某日，袁荃猷在天津团泊洼干校，收到了王世襄从湖北咸宁干校寄来的一把小小的扫帚，并有附信谓曰：

“用灶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

她自然明白王世襄的心意。

敝帚者，自珍也，世道艰辛，千里相隔，王世襄意在鼓励爱妻记住他们之间约定的“自珍”精神，以更坚强的内心和更自律的言行，一起度过难关。

1971年在咸宁干校期间的某日，王世襄浇灌菜园子，忽见一株根茎将折的倒地菜花，依然在阳光下摇曳其金灿灿的花朵。一时情境交融，于是吟诗一首，更清晰地表达出这种自珍的信念：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1976年，文革风波顿歇，王世襄夫妇重新回到北京的芳嘉园。此时的王世襄已年过花甲，却依然精神矍铄。

而更令他内心欣喜的是，终于可以与袁荃猷一起，重进书斋，堂堂正正地以一颗纯明之心，悠游于艺苑学坛。

▲袁荃猷为王世襄80岁生日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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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二十年的时间里，王世襄夫妇全身心地投入学问的研究和创作当中，共出版了将近40部著作，并发掘和挽救了许多行将消失的中国文化。

王世襄埋头著述，袁荃猷则用其生平所学，成为王世襄的得力助手。王世襄的每一本著述，都隐含有袁荃猷的静雅身影。

1989年，历经三十载的苦心积淀，王世襄古典家具研究的扛鼎之作《明式家具研究》在香港和台湾两地同时推出，一时争购者众，洛阳纸贵。

▲《明式家具研究》

而当我们翻阅书中出自袁荃猷之手的一张张细致精美的手绘家具线图时，又怎能不感佩于她才学之丰赡和治学之刻苦。

一位仪态恬静的花甲老人，为丈夫的利人事业而孜孜奉献的形象，跃然纸上。

▲方形家具腿足与方托泥的结合

▲座屏风墩座结构

▲夫人袁荃猷先生为王世襄作的速写，描绘王世襄在其“漏室”研读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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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夫女士说：

“王世襄对于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研究久负盛名，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都得到鼓舞。这些收藏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珍宝。”

这些收藏，指的是1993年王世襄夫妇将几十年收集到的79件明式家具入藏上海博物馆。这一举动，亦来自荃猷，她对王世襄说：

“物之去留，不计其值，重要在有圆满合理的归宿。”

荷兰克劳斯基金会奖励给王世襄十万欧元奖金，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荃猷已在医院，“病危而神智清醒”，她和王世襄同时说：

“全部奖金捐赠给希望工程。”

在生命的最后，他们还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

2003年，荃猷去世，王世襄悲痛欲绝，在他的《锦灰堆》里，句句都是对荃猷的愧悔，他后悔没有带荃猷游山玩水，这是她最想做的事情；他后悔怂恿荃猷晚年出版自己的刻纸集，觉得破坏了老伴儿的健康。

▲《锦灰堆》

他说，我负荃猷。

他写了14首《告荃猷》，字字泣血：

“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他把她的东西都拍卖了，只有一件东西保留着，那是他与荃猷一起买菜的提筐。他说，等到自己百年之后，要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墓里，就像他们两个人，一起拎着这个提筐去买菜。

王世襄说，这叫生死永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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