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 新石器时期的色彩与图形语言|163

文章期数|No.497

编者按 | Editor's Note

中国色彩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当代国内艺术、设计、色彩等领域深受强调色彩科学认知的西方色彩学说、方法等的影响，而对于注重于色彩精神作用的中华色彩文化的观念、成果等知之甚少。中国色彩事业若想在世界色彩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不断地研究、推介、传承和运用本民族的优秀传统色彩文化，就成为是中国色彩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作为国内有影响力的色彩学术研究机构，北京服装学院色彩中心官方公众号（BIFTcolor）将一如既往地对此领域的最新学术研究、应用成果、专业活动等予以及时报道，推动国内传统色彩文化的发展。本文作者从自身学术研究的视角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远古人们的在彩陶、玉器等方面呈现的色彩与图形等进行了探讨与综述。

正文 | Article

01 概述

依据考古资料的分析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远古人们的生活方式“因自然环境的不同，有鱼猎、畜牧狩猎、农业兼畜牧狩猎等三种方式，但并不代表着时代的早晚。”中国人类的进化过程和文明经历龙骨坡巫山人文化、周口店北京人文化、水洞沟、萨拉乌苏的“河套人”文化、山顶洞人文化旧石器时代。

经过漫长的与自然界作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由于远古人类掌握火的运用和控制能力，有生食变为熟食，人的的脑力思维极大地增强和提高。而远古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以鱼猎、畜牧、农业为主的三种生活方式，开启了原始文化和原始文明发展的初端。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化，远古人思维理念又不断提高和发展，对色彩理念与图形概念的思维不断深入和强化，在采用“结绳记事”的形态思维表述方法的基础上，还创造符号、象物（图形）语言来表达思维理念和记叙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物。例如，远古时期陶器上的各种图形纹饰、悬崖岩画中各种符号和形图、各种玉器的形态和刻画的纹饰，以及石器、骨器的刻图等。这些都是中国远古人类运用色彩与图形语言进行视觉传达信息的雏形，也是最原始的图形艺术。例如，中国古代原始悬崖岩画文化遗址，连云港将军崖，完好地保存了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后期，古人崇拜太阳神的原始图腾岩画。岩画中刻有三个类似太阳的圆形，各刻二十条光芒线。表达原始古人对太阳神灵的敬意和崇拜，祈求神灵的保护的思维理念（图1）。又如，距今3000年多前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云南沧源崖画，被当地佤族人视为神圣之地。当地佤族人将在石灰岩崖壁上赭红色的图形，称为“梁典姆”，意为岩石上的画。根据分析研究，,岩画的色料来源于赤铁矿粉末和动物血，再用含胶质的植物液体混合而成。图形的内容有表意符号、人物、动物、植物、太阳、大地、云朵、山峦、舟船，还有狩猎和采集场面以及舞蹈、战争等场面。真实生动地表现远古石器时代先民们劳动、文化、社会生活的场景。从图形的线条分析推测，远古先民作画时，大的部分用手指作画、细的则用树枝、竹片等描绘工具。构图简练，古朴自然，粗犷奔放。（图2）

图1连云港将军崖太阳神岩画

图2佤族沧源崖画

0 2 仰韶文化时期色彩与图形

大约距今一万多年前。随着人类进化里程的变化、发展，以及初级农业的出现，人类定居生活的需要，陶器的发明是远古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标志之一。根据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出的大量陶器和石器遗存物，有位于黄河流域地区以彩陶器为特征的，距今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处于同一时期的为中国东部地区的“东夷文化”，还有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以及位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上述各地区的陶器形态和象物（图形）都具有各地新石器文化的特征。例如，出土于仰韶文化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历史文化遗址，一个造型类似于头形的土红色彩陶器（图3），它的表面绘有蓝黑色的鱼网纹图案，用深色勾画线条。以女性形体造型的彩陶罐，可能表明当时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与崇拜氏族祖先有关联，彩陶罐上蓝黑色的渔网纹，可能起始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用绳索编结网纹捕捉鱼虾，而逐步形成的图形纹饰“渔网纹”。又如，河南仰韶文化遗址临汝阎村出土的名为“鹭鱼石斧图”的彩陶缸（图4），整个彩陶缸上描绘出三个图形：鹭、鱼、石斧。反映出当时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原始氏族部落人对自然物的象物（图腾）崇拜，表达祈求吉祥的意念。这个彩陶上的图形语言表明远古人已经具有对自然生物形态进行模仿描绘的能力，以及具有制作绘制工具的技能。

甘肃甘谷地区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出土的彩陶“双耳鲵鱼纹彩陶瓶”（图5）。该彩陶瓶上的鲵鱼又可以叫“娃娃鱼”，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的河流中。彩陶的制作者用简洁的线条描绘出具有生命力的水生动物，整个画面色彩简洁，图案完整，曲线优美，具有仰韶文化代表性的器型和图形纹饰。在新石器时代彩陶器装饰中运用鱼类图形传递视觉信息，除古代中国外，在远古时期世界其他古文明地区的陶器上也同样有鱼纹图形，例如，在古埃及出土的陶器中有鳄鱼的形态装饰（图6），分布在陶碗四周。又如，古印加文化的陶器鸟柄盆中就绘有一条正在游动的鱼（图7）。这些鱼纹图形的出现，说明当时的远古人类对自然界水中生命的崇拜和敬意。

图3大地湾文化人头型彩陶器

图4仰韶文化临汝鹤鱼石斧图彩陶缸

图 5仰韶文化甘肃甘谷鲵鱼纹彩陶瓶

图 6 埃及陶器碗上的鱼形纹样

图 7 古印加人鸟形陶器中鱼形纹样

图 8 庙底沟文化变形鸟纹几何形彩陶

图 9 庙底沟文化变体鸟纹彩陶图

图10 庙底沟文化变体鸟纹彩陶

图11庙底沟文化几何花瓣纹彩陶

图12马家窑文化旋涡纹彩陶壶

图13马家家窑文化旋涡纹彩陶盆

图14 马家窑文化彩陶

图15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

03庙底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色彩与图形

庙底沟文化遗址是以华山为中心而分布于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邻境地区的仰韶文化另一种类型的彩陶文化。出土的彩陶器以鸟纹图形为主要特征。庙底沟文化出现鸟类图形与居住在这一地区原始氏族部落崇拜自然、上天和太阳有密切的关系。庙底沟文化彩陶的鸟类图形也是由初期的写实形态，逐步演变为简洁抽象的鸟形图案，以流畅的弧形韵律展现变化多端的意念，充满生气和活力（图8，图9）。色彩也是运用红、黄、黑三种颜色，搭配使用（图10，图11）。而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另一种类型彩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的洮河、大夏河和湟水流域。马家窑类型陶器的土质呈橙黄色，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陶器表面打磨得光滑细腻。早期陶器用黑色描绘花纹为主，晚期除了用黑色描绘陶器花纹外，彩陶器多为采用黑色与红色对比的花纹描绘。并且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图形，以及用柔美流畅的弧线构成各种旋动形态的图形（图12至图15）。东夷文化的大汶口陶器是与仰韶文化处于同一时期的新石器时代。1953年在山东滕县岗上村遗址发现最早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器，这些遗存的彩陶色彩艳丽,图形各异。彩陶色彩主要有黑、白、红、褐、赭、黄等色。花纹以植物纹和几何形纹样为主,有花瓣纹、八角星纹（图16）、涡漩纹（图17）、卷云纹、菱形纹、太阳纹、云雷纹、饕餮纹等。八角星图形是大汶河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用褐、黄、黑等多种颜色绘制。这种纹样具有氏族图腾的象征意念，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八角星的隐喻就是无边无际的天空，中间的方形象征着大地，表现远古人类崇拜光芒四射的太阳。

图16大汶口文化旋涡纹彩陶

图17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盆

04 河姆渡和石峡文化时期色彩与图形

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也是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新石器文化（5000B.C.-3000B.C.）。在阿姆渡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很多陶器，在陶器的口沿和腹部，刻画各种图形，有太阳、月亮、植物花草、鱼鸟虫兽等。有些陶器盆上画有稻穗纹样的图案(图18)，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联想到，远古阿姆渡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懂得水稻的栽培。陶器上稻穗纹样简洁舒展，风格朴实而又生机盎然，既反映了河姆渡文化先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也折射出先民期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内心世界。1973年出土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黑陶猪纹钵（图19），是远古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一件典型的用炭黑色制成的黑陶盛食器，这类盛食器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整个器形呈长方形，四角弧圆，平底。陶钵的外壁上的猪纹形象运用写实手法，猪身刻圆圈纹和叶纹，线条刻绘流畅，造型形态逼真，头向前垂，双目圆睁，好似在寻找食物。这种原始文化的艺术处理，充分反映了河姆渡人形象思维中具有奇特构思和淳朴的审美情趣。真实地反映七千年前河姆渡人饲养猪的新石器时期社会生活面貌。还有，属于阿姆渡文化延续的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与广东曲江石峡文化遗址也有一定的联系。它们同处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距今4000年-5000年）。例如，良渚文化陶器是以素面为多，彩陶器较少。从在图形纹饰方面分析：良渚文化陶器纹饰有：弦纹、鱼纹、划纹、篮纹、绳纹、波浪纹、锥刺纹、堆纹、斜方格纹及镂空装饰。良渚文化遗址还发现有一些彩陶、彩绘陶与朱绘黑陶。彩陶表面施加一层粉红色陶衣，绘以红褐色弦纹、云纹或黑褐色斜方格纹。彩绘陶有黄底红色和黑底金黄色两种。朱绘黑陶曾在良渚遗址有所发现。

广东石峡文化1972年被发现，1973年开始发掘，共出土文物两千多件。从已经出土的陶器图形纹饰来看，石峡文化的陶器图形纹饰：绳纹、堆纹、锥刺纹、水波纹、曲折划纹、方格纹、条纹、斜方格纹、曲折纹等及镂空装饰（图20）。从上述两种文化遗址陶器纹饰图形分析中，可以看出，两地的陶器纹饰都有类似纹样，例如锥刺纹、绳纹、水波纹、波浪纹、斜方格纹、堆纹和镂空装饰等。这些相互类似的纹饰图形说明广东石峡文化与江南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渊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石峡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属于生活在南方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土著百越氏族集团文化范畴，是中华民族汉族构成的第二个支源。

图20石峡文化新石器遗址出土陶器纹饰

05 红山文化时期色彩与图形

北方地区细石器时代的内蒙古赤峰红山后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碗、壶、钵等形态的彩陶器。彩陶器表面呈橙红色或黑色，光滑而细腻；采用黑色或深红色的色料描绘菱形纹、斜线纹、同心圆纹、三角纹等几何图形（图21，图22，图23）。此外，一些红色陶器，其色泽和制作方法和彩绘陶器相似，陶壶表面刻绘上简洁的篦印纹图形，给予简约朴实的色彩感（图24）。还有不少粗质的黑、红色钵形和瓮形的陶器，表面绘制蓖印纹、刻画纹。

“红山文化”的玉器、石器是新石器时期图形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原始社会北部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文化。那里的文化遗存物有磨制和打制的各种形态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石器工具。在文化遗址中还发掘出很多制作精致，表面滑爽，色彩明亮的玉器，如蓝色、黄色、黄绿色、棕色等（图25）。这些玉器的造型生动别致，都是来自于自然界的动物形象，如猪、龟、鸟、蝉、鱼等。最为有代表性的是“玉龙”和玉猪龙。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图26），形体硕大，造型特殊，具有象征中华民族“龙”意念，可能是作为远古祭祀用的礼器。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说明制作时孔的位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很可能出自于原始宗教崇拜的意念。红山文化的黄玉猪龙（图27），具有细石器文化图腾崇拜的特征：猪首龙身形，两耳高耸，巨目圆睁，双唇紧闭，风格古朴浑厚，极具神韵。猪首龙身形的神兽可能是远古红山文化先民用以作为祈雨(在古代，龙与猪都被尊为水神)的神灵崇拜物。类似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人首蛇身的神话传说。这些来源自然又高于自然的玉器造型，充分反映古代中国人对物质形态的造型理念和形态艺术的处理达到一定高度。红山文化出土的石器、玉器等形态文物，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和地域特征。

0 6 良渚文化时期色彩与图形

位于江南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与东北红山文化是处于同一时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高峰期的代表之一。良渚文化的玉器形状中有，鸟、蛙、鱼、龟、蝉等动物形态。这些写实性的动物造型的产生应该与远古先人对自然生态的崇拜，辟邪以祈求神灵保佑的心理有关。玉器的装饰纹样有阴线纹、兽面纹、人形纹、鸟纹、纽丝纹、圆涡纹和神人兽面组合纹等。纹饰形状多呈弧线和楔形，雕刻艺术的风格十分细腻、繁缛和柔婉，与同时期的北方红山文化玉器风格形成较鲜明的对比。良渚文化玉器纹饰有称为“三层花”的美誉：即第一层用阴刻线刻出直线纹、涡纹等为底纹，然后用浅浮雕的手法表现轮廓，最后再以阴刻线在凸年表现细部。这样组成地纹、立体纹、装饰纹，三位一体，互为映衬，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有一种纹饰叫“神人兽面纹”（图 28，图 29），被称为良渚文化特有的“族徽”。“神人兽面纹”的玉器“琮王”出土于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文化遗址。“神人兽面纹”是把“巫、神、兽”或“神、祖、兽”结合在一起，玉器中所刻划人的面部形态有神有韵，刻划的神兽给予凶狠、狰狞的形态，总体给予有一种“狞厉的美”视觉感。充分表达远古人类对原始宗教图腾的崇拜意念。

根据考古学家的分析，在商代玉器中的许多种类也可在良渚文化玉器中“似曾相识”，商周时代流行的饕餮纹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兽纹也一脉相承。良渚文化玉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对周边地区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长久的，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

07 结论

从新石器时代各地区文化遗址发掘出的各类器物上的色彩与图形遗迹，表明聪明勤劳的远古先人们已经具有创作深刻理念的原始图形视觉艺术的能力；展现在悬崖岩画以及形态各异、造型精致、用途明确的各类石器、陶器、玉器的原始造型艺术中；并将原始图形纹样装饰于各类器具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远古色彩与图形语言。从上述中国色彩与原始图形语言的起源、发展、变化，记录了色彩与图形语言伴随着五千年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是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重要组成元素，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