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最负盛名的一代紫砂制壶宗匠时大彬为何款识为何取自《黄庭经》《乐毅论》的书风？|163

明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共传十六帝，享国276年。

最早的紫砂壶亦是起源于明朝，由书童供春模仿僧人所制；明朝中后期，随着撮泡茶饮法的流行，茶壶成为重要的器具，以宜兴紫砂茶壶泡茶遂成风尚，尤其是文人饮茶风日盛和对紫砂壶的推崇，大大提升了紫砂壶的艺术品位。

“求壶不求官,干水甚干禄”，当时宜兴紫砂壶达到与官哥窑器并传的高境。

宋微宗《大观茶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间洁,韵高致静。”

明文徽明《品茶图》

饮茶发展到明代早已成为文人阶层里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如明人闵汶水在会客饮茶峙，总是要将宾客单独“引至一室”，室内“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化磁瓯十余种，皆精品”。明中期以后，尽管朝政黑暗腐败，但是江南都市仍是市况繁荣，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十分的发达，造就了一些中国工艺史上最高创作技法的工艺精品。而文人士大夫阶层参与品评和提倡，无疑使紫砂陶人的智慧和灵感得到充分的发挥。

明丁云鹏《玉川煮茶图》（局部）

时大彬是晚明最负盛名的紫砂名匠，他与文人的交往甚为频繁，被誉为“千载一时”、“明代良陶让一时”。

顾景舟先生说：“砂艺史上一致推荐的大家，当以时大彬为典范。他的贡献在于：对砂艺开创时期技艺法则的创造性革新，这是后辈从业者都应该为之歌功颂德的；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世留下了惊世杰作，创紫砂艺术陶文化的先河。”（顾景舟《紫砂陶史概论》）

时大彬制作的紫砂壶在当时古董鉴赏家眼中，不仅“标大雅之遗”，而且因其价格甚高和真伪难辨成为当时吴中地区文人公子与缙绅阶层竞相追捧的“时尚”之物。

明墓出土时壶与文献记载

同晚明的书画鉴藏热引发的书画作伪之风盛行一样，文人与富绅阶层对名家紫砂的炒作也必然导致赝品迭出、充塞于市的现象。

作为有明一代的紫砂大家，时大彬在有生之年便见证了他的赝品泛滥。

自晚明始，直至民国初年，时大彬的托款紫砂壶在古董市场上从未断绝过。清早期诗人陈维崧（陈贞慧之子）就作有“时壶市纵有人卖，往往赝物非其真”的诗句。康熙三十八年（1699）写作《桃花扇》的清代戏曲家孔尚任亦云：

宜兴时大彬瓷壶，予有三执。其极大者，闵义行赠，口柄肥美，体肤稍粗，似初年所制。底有刻款：“戊午年日时大彬制”，“时”字与“日”字连，可疑也。

时至今日，由于赝品的充斥和详细史料的缺失，国内各大博物馆、文管机构以及民间藏家所庋藏的明代时壶传器都处于真伪难辨的境地。除非有两种情况出现：时大彬本人墓葬被发现；明墓中出土时壶有确凿的考古证据证明出自时大彬本人之手。否则，学界对明墓出土时壶进行的鉴定仍然停留在可能性层面，只不过这种可能性会随着外围研究的深入而出现孰高孰低的变化而已。

截至目前，明代墓葬出土的时大彬款紫砂壶已有九件，暂示三件：

（一）江苏扬州博物馆藏1968年扬州江都县丁沟乡红飞村郑王庄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曹氏墓出土的“大彬”款六方壶；

（二）江苏无锡市锡山区文广局藏1984年无锡县甘露乡彩桥村东萧塘坟明崇祯二年（1629）华师伊夫妇墓出土的“大彬”款三足柿蒂纹盖圆壶（图1-1、图1-2）；

图1-1 “大彬”款三足柿蒂纹盖圆壶，1984年无锡县甘露乡彩桥村东萧塘坟明崇祯二年（1629）华师伊夫妇墓出土，无锡市锡山区文广局藏

图1 “大彬”款三足柿蒂纹盖圆壶款识。摄影/王拓

（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藏该院泮池出土“戍午年日时大彬制”款残器；

由于条件所限，以上壶未曾采用过光谱等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鉴定，仅有学者结合文献记载，对出土实物的器形、款识、泥料、做工以及制作手法是否符合当时工艺等相对传统的鉴定方法进行过甄别。

据此，有学者认为扬州曹氏、无锡华氏以及漳浦卢氏三座明墓出土的“大彬款”紫砂壶应系时氏本人制作，为“大彬型”紫砂壶的标准器。尽管这一看法也存在部分争议，但目前已被紫砂界大部分学者和从业者所接受。

然而，问题在于，过往的研究在实物与文献的比对方面还未做到应有的细化，如明代紫砂文献中曾提到的通过辨别“镌壶款识”是否符合法帖《黄庭经》《乐毅论》之书风，来判断时壶的真伪问题，就未得到专门的讨论。事实上，这是鉴定时壶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旁证，应当将这一问题在学理上明晰化。

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云：

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请）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

“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人对此理解亦存疑义）、“运刀成字”“黄庭、乐毅帖间”等话语传达出晚明对时壶辨伪的一条标准。尽管历代文人书画史料中也常常出现此类赞语，如云某人学书得“二王”法，云某人书法在《黄庭》《乐毅》间等。诸如此类话语，对于书家而言可能意在夸饰，但对民间工艺匠人而言，可能就是一种难得的褒奖。况且，作为嗜壶、鉴壶者的周高起客寓宜兴时即受吴迪美之邀入朱萼堂观赏吴氏家藏，而且能对“价高不易辨”的“大彬诸名壶”做到“予但别其真，而旁搜残缺于好事家，用自怡悦”，因此被吴迪美赞其“乃真鉴赏家”。据此而言，这段史料的可信度应是较高的。

回顾周氏记载，出土时壶的鉴别标准至少应有三条：一是刻款，二是印记（仅绵阳涪城明代窖藏出土莲子壶有篆书刻款，但内容无法考），三是款识风格应间有《黄庭经》与《乐毅论》（传王羲之书）两法帖之遗韵。换言之，出自时大彬本人手制的砂壶，其铭款诸字在笔法与结体上同两法帖中同一或同类字是非常接近的。

时壶铭款与北宋星凤楼拓本《黄庭经》比较

传世《黄庭经》与《乐毅论》两法帖版本较多，且皆为摹刻本。其中，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北宋星凤楼刻本《黄庭经》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南宋越州石氏摹刻本《乐毅论》为两法帖中较佳者（以下简称“《黄》帖”“《乐》帖”）。限于篇幅，本文以福建漳浦卢氏墓出土时壶为例，对其款识与两帖中相同或相近字进行笔法和结体上的对比分析。

1987年7月11日，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村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户、工部侍郎卢维祯（1543—1610）夫妇墓出土“大彬”款鼎足盖圆壶（以下简称“卢壶”），通体呈栗色，微泛黄，泥料烧成表面呈现梨皮状白沙点。此壶通高11厘米，口径7.5厘米，盖面倒立鳍状扁鼎足，丰肩，直颈，鼓腹，平底，圆孔三弯流，假圈足，形制应来源于青铜器鼎的造型。卢氏墓出土时壶底部铭刻“时大彬製”四字，单行竖排，为阴刻楷书款识。（图3）

图3 漳浦县卢氏墓出土“大彬”款鼎足盖圆壶款识

翻检《黄》帖中字体之笔法和结体，可发现其因时变化和追求自由的成分较多，不类于唐楷法度森严之特点。《黄》帖中，大部分带有竖画、撇画的字在书写时，由于藏锋起笔，行笔较重，最终写成时其起笔处往往顿成斜尖状。（图4）

图4 宋星凤楼刻本《黄庭经》帖中，带有竖画、撇画的字起笔处顿成斜尖状

“时”字的对比

《黄》帖中“时”字的“日”字旁最后一笔横画以重锋顿笔钩提，朝右上方取势，起笔居“日”字左边竖画之外。《黄》帖中与之相同结构的“明”“眇”“旷”等字的“日”“目”取相同笔法，且不封口。此外，“时”字右半部分“寺”字的首笔竖画如前文所言，也呈顿笔斜尖状，且下部“寸”字末笔“丶”画的位置往往向左上方取势，居于“寸”字横画起笔处。这些都是《黄》帖中“时”字笔法和结体的典型特征。（图5）

图5 《黄》帖中，“日”“目”“寸”的写法

再将卢壶底款中的“时”字与《黄》帖中“时”字进行对比，可发现，卢壶底款“时”字偏旁“日”字的刻法与上述《黄》帖中“时”“明”“旷”等字的笔法几乎相同，且卢壶底款“时”字右半部分“寺”字中“丶”的位置亦与之相同；说明卢壶底款“时”字的起刀应取法《黄》帖。（图6）

图6 《黄》帖与卢氏墓出土时壶款识中，“时”字写法的对比

“大”字的对比

《黄》帖中，“大”字撇画大多为藏锋起笔，且顿笔并朝左取势，收笔较轻。捺画起笔尖轻，向右下方伸展，出锋含蓄或藏锋收笔。结体上，抑撇扬捺。捺画线条长壮，多以主笔姿态出现，而撇画较短，多呈收缩之态。

相较“时”字，卢壶底款“大”字的刻法、结体与《黄》帖中“大”字的笔法、结体更为相似，尤其撇画的刻法与《黄》帖中的起笔笔法几乎完全一致。（图7）

图7 《黄》帖与卢氏墓出土时壶款识中，『大』字写法的对比

由此可见，卢壶底款中“时大彬製”四字的运刀刻法与结体同《黄》帖中的相同字或相近字应存在取法关系。

时壶铭款与南宋越州石氏摹刻本《乐毅论》

《乐》帖中“时”“昭”两字的“日”字旁笔法同《黄》帖类似，最末笔横画的写法也是顿笔钩提。（图8）“时”字右半部分“寺”字的首笔竖画起笔也呈顿笔折尖状。这些笔法特点与卢壶底款中的“时”字接近。（图9）

图8 南宋越州石氏摹刻本《乐毅论》帖中『日』字旁的写法

图9 《乐》帖与卢氏墓出土时壶款识中“时”字写法的对比

至于“製”字，其笔法在《乐》帖中未找到相似或相近字，仅有一“長”字在整体的向右取势和一残余“衣”字部首的横画与撇画相连贯的笔法，与“製”字存在笔法和结体的共同点。（图10）

图10 卢氏墓出土时壶款识中“製”字与《乐》帖中“衣”字旁写法的对比

综上所述，从书学角度看，福建漳浦明万历卢维祯墓出土时壶的铭款在总体上确实呈现出魏晋小楷端整古雅的审美风度。

该壶款“时大彬製”四字的结体与刻法同晚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所载“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间”之说法相符，反映出卢氏墓出土时大彬款紫砂壶之款识在书风上的取法应不出《黄庭经》《乐毅论》两帖。明代中晚期鉴临晋、唐小楷书风盛行，尤其（传）王羲之所书《黄庭经》《乐毅论》二帖，其书风雍容和雅，颇受江南地区书画文人所推崇。

在此背景下，时大彬紫砂壶铭款不向欧、颜、柳、赵一路成熟的唐宋楷书取法，而是迎合晚明书坛所流行的魏晋小楷风尚，当在情理之中。

“明代良陶让一时”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时大彬设计制作的壶型里，有一款十分经典的器型——大彬如意，时大彬设计此款壶既有“事事如意”寓意，又有以三足撑体的“鼎立”之意。

▲大红袍大彬如意

大彬如意由来

如意三足壶由明代大师时大彬精心制作，故称“大彬如意”。1984年出土于无锡市甘露古镇明代墓中，墓主为明代华太师华察的孙子华师伊，为崇祯二年墓葬。

▲华察墓

华察，字子潜，号鸿山，无锡县隆亭（今东亭）人，明嘉靖五年进士，死后葬于甘露萧塘。华察墓于1958年被炸、挖，出土文物95件。

1984年7月又发掘墓区华察后裔墓，出土文物50余件，时大彬如意纹盖三足壶即出土于华察之孙华师伊墓中。

▲时大彬如意纹盖三足圆壶

如意纹盖三足壶出土之后，曾被晾晒于农户窗台之上，后因清洗露出大彬刻款引起重视。此后经由无锡、苏州、上海、宜兴等多方专家鉴定，公认为时大彬标准器之一。

大彬如意是一款经典的器型，此款壶既有“事事如意”之意，又有以三足撑体的“鼎立”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