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之外，去年这些考古发现也很精彩！|163

一年一度的“中国考古奥斯卡”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昨天揭晓了！

其实十大之外，去年中国这些考古新发现

也很精彩，不容错过！

“挖啥呢”邀请北大考古研究生撰文

关于它们，一篇看懂！

考古领队说

谢光茂：娅怀洞遗址文化堆积深厚，延续时间数万年，像一部无字的史书，完整保存和记录该地区史前人类不同时期生产与生活的遗物和遗迹。距今一万六千多年前的墓葬和人骨化石的发现再现了史前人类埋葬死者的情景，揭开了远古先民的神秘面纱。

墓葬（1号墓）

娅怀洞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为一石灰岩洞穴遗址。遗址发现有厚达5米的文化层堆积，年代上跨越了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距今约44000-4000年间。遗址发现有大量的石制品、动物骨骼等，石制品类型丰富，石器工业特征明显。除此之外，娅怀洞还发现有一座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出土一个完整的人头骨化石。

用火遗迹

娅怀洞作为岭南地区典型的石灰岩洞穴遗址，其地层堆积的连续性和年代跨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丰富的文化遗存，为探讨岭南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的演变，建立岭南地区旧石器地层年代标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发现来看，娅怀洞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显示出极为重要的人类行为信息，尤其是大量小石片石器的发现，对研究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演变、人类行为多样性以及人类行为与环境变化关系等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稻属植硅体

除此之外，娅怀洞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骨化石，距今16000年左右的野生稻遗存等都涉及到考古学中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可以说娅怀洞遗址的发现对解决旧石器考古中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其深入研究必然会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李昱龙）

考古领队说

李有骞：三年来我们梳理出跨度六千年的文化发现脉络，时隔半个世纪再一次在东北亚考古发出了中国强力声音；在这里确认了世界最早的砂绳解玉技术，体现了中国人最早以柔克刚的伟大实践；在这里发现了上封积石、下凿基岩、火烧毁器的大规模史前墓地，反映了百万年来人类对生死观念的巨大转变。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

小南山遗址位于祖国“鸡冠”——黑龙江省饶河县，2015-2017年的考古工作让这颗明珠更加闪亮。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距今9200～8600年（C14测年，已校正）的玉器，有玉璧、玉珠、玉斧、玉管、玉匕形器和弯条形器，部分玉器表面可见凹凸不平的线切割痕迹；这些发现为兴隆洼文化玉器找到了更年长的“亲人”，为中国古代早期玉器的选料、加工、使用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石器

与玉器在一起的“小伙伴”还有石器和陶器，石器数量较多，既有打制的细石核、石叶等，也有磨制的砺石、镞、斧、锛等。陶器均为平底器，夹细砂，内外颜色不一。石器、陶器显示出的古朴风格再次证明它的不容小觑的年龄，可填补三江平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序列缺环。

30和37号墓的封石堆（自北向南）

上述各式器物均出土于墓葬中；这些墓葬均在基岩中开凿墓圹，用积石做塚，一些玉器和石器被故意折断。这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提供了范例，数千年后的红山文化仍可见这些“小南山式” 葬俗的影子。（马永超）

考古领队说

尹检顺：湖南泸溪下湾遗址发现的贝丘堆积、大型祭祀场所以及出土的神秘陶器图像、白陶、玉器等遗存，不仅反映了史前人类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业形态，而且证实这里是南方区域性祭祀中心发源地之一，在中国史前宗教起源及内涵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同时还提供了南方新石器文化关系与交流方面的一些重要线索。

大型祭祀场所航拍图

泸溪下湾遗址虽早已被发现，但是近些年不间断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现在已难以见到它原生的面貌。2017的主动发掘获得的丰硕成果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介字冠神像”图像红衣陶罐

200余个形制规整、经过仔细加工的灰坑成片分布，或许可以展示距今7000年前下湾先民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的壮观场景。当然，在这持久的祭祀活动中，少不了另一位主角——刻有“太阳”、“神兽”、“神鸟”、“神像”等图像的陶器。

种类繁多的石器，大量鱼类、贝类、鹿角等为我们展示了下湾先民日常生活的一角。此外，还有一位见证当时远距离交流的使者不能不提，即与环太湖地区形制相似的桥型或环型璜玉器，它为下湾先民的生活增色不少。这些均大大丰富了之前关于高庙文化的认识，这是惊喜之一。

太阳图像白陶罐

新石器先民离去后，相当于商时期的先民来到这里生活，狭长的墓圹，铺满墓底、独具地方特色的随葬品无一不彰显出这是一处远离中原王朝、位于云贵高原北部山间盆地的世外桃源，而且填补了沅江中上游青铜时期文化的空白，此乃惊喜之二。（马永超）

考古领队说

周振宇：闽台同宗，施耕千年古稻；两岸共祖，洞居万载南山。

4号洞地层分期

南山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狮子山”东侧山顶和西南坡的洞穴内。遗址文化堆积保存完整，地层连续且年代跨度大，可划分为五个文化期，年代为距今5800-3500年，初步建立起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与年代序列。

蓄水池1

南山遗址第一至三期文化遗存仅分布于洞穴，第四至五期文化遗存则主要分布于山顶，所见遗迹均与先民居住活动有关，山顶更是发现了目前福建省内年代最早的两座大型蓄水池遗迹。南山遗址主要居住区的转变展现出先民随人群扩大而拓展生活空间，以及山顶、洞穴相结合的空间利用方式，进一步丰富对我国新石器时代山区居住遗址和山民生活方式的认识。

4号洞陶器

南山遗址最受瞩目的发现当属在洞穴堆积中浮选出数量异常丰富的农作物与相关农田杂草遗存，尤以水稻、粟、黍为主。其中，南山遗址的粟、黍是目前华南地区年代最早者，水稻则是武夷山东麓地区年代最早者，上万颗炭化稻谷充分表明南山先民已掌握相对较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方式，可谓我国首例会“种田”的穴居人。此外，对洞穴中的5具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同位素研究的结果进一步佐证了稻作和粟作两大农业系统在南山遗址中同时存在。

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探讨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与粟作农业来源以及闽台农业文化渊源等课题提供了关键证据和新线索。（李唯）

考古领队说

雷少：大榭遗址，不仅发现了我国海盐生产的最早证据，还在周边发现了商周时期大规模的盐业遗址群，填补了我国海盐业考古领域的空白，为深入探讨我国古代海盐业的起源、发展，工艺传承，以及早期交通、贸易和社会复杂化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案例。

中段盐灶群

大榭遗址文化堆积由早至晚分别为史前、东周和宋元时期，其中史前时期又包括一、二两期遗存，时代分别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和末期，是为遗址的主体堆积。所在的大榭岛位于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之间，遗址三面环山、北面向海，地理环境独特，其考古研究工作对探讨史前海陆环境变迁、海岛聚落人地关系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史前盐灶群航拍

盐之于人民和国家，从古至今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性地位，东周时期齐国借“渔盐之利”雄霸一方即在历史文献中广为记载。大榭遗址最受瞩目的收获便是在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史前海盐业遗存。

大榭遗址所见制盐遗迹主要包括盐灶以及与制盐活动相关的灰坑等，还有大量的制盐废弃物堆积，它们布局较清晰、结构较完整。其中，盐灶成群分布，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早段盐灶仅有一个灶眼，使用陶缸煮盐；中段开始出现七个灶眼的复合型盐灶，使用以植物碎屑为羼和料的陶盆煮盐；晚段盐灶规模更大，几个一组，使用以贝壳碎屑为羼和料的陶盆煮盐。此外，制盐废弃物堆大量发现，内含有种类较丰富、要素较齐全的制盐遗物。除了陶缸、盆、支脚等制盐器物外，堆积物中还伴出有大量烧土块与白色钙质小结核，均与制盐活动有关，且科学检测表明制盐过程中存在日晒提浓和加热卤水的步骤。

大榭遗址二期制盐陶器

大榭遗址是我国史前制盐遗址的一张闪亮名片，内涵上与英、德、法等国发现的海盐业遗存非常相似，为探索海盐手工业史，以及我国浙东沿海地区史前贸易、交通、社会复杂化等课题提供了重要实证。（李唯）

考古领队说

高江涛：今年是陶寺遗址考古发掘40年，从王墓龙盘现世，到城址巨无霸，再至神奇观象台，乃至中国最早宫城，一座4000多年前的祖先圣都逐渐面目清晰的向我们走来，诉说她的前世，期待她的今生……

陶寺遗址宫城平面图

280万平方米的城址、观象台、王级大墓等重大发现，使得陶寺遗址不仅深得学术界关注，也被大众耳熟能详。作为公元前2500-190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陶寺城址由宫城-郭城构成、功能分区明确，是研究中原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支点。2017年的考古工作，确认了遗址最为核心的宫城城墙的结构、年代及发展演变，奠定了陶寺遗址“双城制”结构和重要地位。

陶寺宫城南东门址示意图

宫城呈长方形，位于遗址东北部，面积近13万平方米。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中期延用，并因大城的修建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宫城；晚期经过重建，在偏晚阶段彻底废弃。

考古发掘揭露了两处门址，具有极强的防御色彩。东南角门位于宫城东墙与南墙交汇处，南墙向东突出、东墙内侧建“内墩台”，二者间构成曲尺形通道，形似半瓮城。南东门位于宫城南墙东段，其正对宫城内部最大的宫殿基址，很有可能是宫城的正门。其形制特殊，在南墙外延伸出东、西两个夯土基址，中间为门道，似乎构成一个带阙楼的门址。

陶寺宫城出土铜蟾蜍

陶寺遗址宫城作为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保存较为完整，规模宏大，其完备的“城郭之制”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重要的源头或最初形态。东南角门形制与同时期石峁遗址外城东门相近，为探讨陶寺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南东门与后世带有阙楼的门址如隋唐洛阳应天门亦有相似之处，对后世影响深远悠长。（杨菁）

考古领队说

王京燕：一处墓地就是一部静默的区域社会史。陶寺北两周墓地清理出的墓祭遗存、卫国刻铭钟、“帷荒”等遗存，是近年来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周代宗法制度下不同的贵族集团在葬制上的反馈，深入研究下去势必会推动晋国史乃至两周史的研究。

3011号墓“卫侯之孙申子”刻铭甬钟

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上启两周之际，下迄战国时期，伴随了晋的兴衰，见证着魏的崛起，寸土之间展现出一幅超越时空的宏大画卷。

2017年Ⅱ区墓葬分布

这一墓地延续数百年而秩序井然。墓葬随地势由早到晚沿西北-东南向排列，其间未见有打破，内部据等级差异而聚集、分化，大中型墓葬居中，小型者集中分布于四围，当有专人管理、统一规划。恰如《周礼·春官·墓大夫》所载：“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为两周时期墓地及社会制度的研究又添绝佳材料。

3014号墓荒帷局部

丧葬方面亦有重要发现。3014号墓荒帷遗迹是唯一保存较完整的春秋晚期实物资料；2001-2007、2009、2010号墓等7座大夫墓北部所见圆形坑，是与丧葬有关的遗迹；继北赵晋侯墓地、曲沃羊舌墓地之后再次发现的墓祭遗存以动物祭祀坑为主，分布规整，显示出单次祭祀中对祭祀动物位置的预先安排；所见玉石器祭祀遗存，为目前东周考古所仅见。这些共同勾勒出2000多年前三晋大地上先人在此下葬棺椁、回填墓室、祭祀等一系列丧葬活动的历史场景。（吴桐）

考古领队说

方勤：“金道锡行”的确认，实证了中国铜矿资源的南方之路；同时期大型冶炼遗址的发现，正是大遗址理念实践的生动成果。每想起，幸福满满！

墓地南区航拍

一个在传世文献中并不明确的曾国，正在借助考古发掘重见天日。

2015-2017年的大规模发掘和调查表明，位于湖北省京山县漳水北岸的苏家垄遗址，是一处包括墓地、居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100余座几乎保存完好的墓葬和车马坑、500余件青铜礼器、50余件有铭青铜器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曾国贵族社会的生活画卷，使其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

“曾伯桼”壶

特别是其中的高等级墓葬79和88号墓，极有可能是一代曾伯桼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铜器的长篇铭文显示，曾伯桼不仅“温恭且忌，为民父母”，还凭借着强大国力，为周王室控制淮夷，守卫南疆。夫人墓中铜簠铭文有“陔夫人芈克”，表明这位曾伯夫人极有可能来自“芈月”的老家——楚国，是目前较早反映曾国与楚国联姻交往的实证。

曾伯桼壶腹铭文

在诸侯争霸中，铜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谁掌握了铜，谁就有了建立强大势力的基础。考古调查发现的大面积冶炼遗存、出土的铜锭以及“曾伯桼”铜器关于“金道锡行”（铜锡之路）的记载等资料，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为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蔡宁）

考古领队说

种建荣：随着刘家洼春秋墓地两座规模宏大的“中”字形大墓的发掘，金、铜、铁、玉各类材质文物的出土，及与之匹配的居址、铸铜、制陶作坊遗存的发现，由此，一个地处周戎之间，秦晋之交的周代封国于关中东部的渭北台塬重见天日，不仅丰富了关中东部周代聚落考古的资料，更为开启区域周代考古提供新的契机，可谓周代考古的又一重要事件，意义将是深远的。

发掘现场

刘家洼，处在沟通关中乃至中原与北方的洛河通道之上，宗周与晋地交通来往要道之一，位置关键而重要。近年发掘的两座带“中”字形墓道的大墓、数十座中小型墓葬、长500余米的夯土墙以及出土和追缴的大量青铜礼器都显示，这个关中东部的小村落，在春秋时期极有可能是某个诸侯的封国或采邑。

6号墓墓室器物

两座大墓特别是1号墓，规模宏大，墓室大小仅次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2号与3号大墓，而比曲沃晋侯墓地93号墓、韩城梁带村芮公墓地27号墓大得多，也比洛阳发现的、被认为可能是周平王墓的“亚”字型大墓大。据此推断，大墓墓主人身份亦当为诸侯国国君级别，地位不亚于大国诸侯。

出土金器

春秋早期，周王室东迁洛邑，关中西部尽归秦人，北方戎人也自洛河通道侵入或抵近渭北一带，这里实际上已是周王朝的边界地区。刘家洼墓地从文化因素来看，总体属于周文化系统，同时也带有少量秦文化和戎狄文化特征。加上以往的考古线索，初步表明在关中东部特别是渭北台塬区，洛河与黄河的支流上可能分布着多个或缘于西周贵族采邑、或从西部东迁而来的小封国。

在关中东部，东周时期完整的高规格墓地和大规模聚落遗存尚不多见，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对周室西陲政治面貌的认识，还为理解周代分封制和边疆管理模式提供了新资料。（蔡宁）

考古领队说

张春长：手铲翼翼滑行，品味流年暗度，追回远逝光阴。陶片、骨笄、玉珠、碳屑，是真草隶篆的文字；城墙、房址、墓葬、窑炉，乃画风不同的插图。金玉铜贝，车马牛羊，中原风物，迤北故情……神秘古国的壮阔图景，一幕一幕铺展开来。辉耀东周却明灭史册的艺术民族，仿佛两千年寥寂只等这次相逢。沉厚智慧，引燃创意火种；雄古气息，滋润鹍翔心灵。考古，时空的梯栈；故郡，奇迹的摇篮！

二号车马坑二、三号车及殉人（马头东向）

行唐故郡遗址，初步认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鲜虞中山国贵族墓地，以及东周居址和城址，居址、墓地与城址三位一体。它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及历史研究的空白，为研究戎狄等北方族群的华夏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研究材料。同时，城址为探寻早期中山国都城“顾”和“千年古县”行唐的文化根脉“南行唐邑”提供了重要线索。

2号墓青铜器组合

墓葬以相对集中的墓组分布。以积石墓为主，高等级墓葬与车马坑、殉牲坑自西向东次第排列，殉葬坑与车马坑以槽通连，内分层埋放大量牛、羊、马头蹄，形制独特，系考古中首次发现，为研究先秦时期的丧葬祭祀用牲乃至賵賻助丧制度提供了全新资料。头蹄葬以及随葬品铜鍑、金盘丝耳环、环首刀以及大量玛瑙、绿松石饰品、贴金铜虎牌具有鲜明北方族群特色，车马坑陪葬制度及青铜器、陶器等又显现深受晋、燕、齐等影响，强烈地反映出华夏与北方族群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嬗变。

车马器

在反映历史大势的同时，故郡遗址的相关发现也为先秦车马器及其制度研究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二号车马坑发现由五辆车组成的出行阵列，规模宏大，装饰华丽精美，是研究先秦时期车马埋葬制度、车马阵容的珍稀标本；用不同方式装饰不同车辆、马匹，用不同构件及方式编串清晰可见的鞁具与挽具，则将极大推进对先秦时期车马系驾方式的复原与研究。（吴桐）

考古领队说

林玉海：土山屯墓群考古在汉代中低级贵族墓葬发掘资料中非常罕见，为探寻盛极一时的古琅琊郡（国）之谜和秦汉时期中国沿海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等极具重要意义。遣册和“上计”文书牍等，为研究汉代名物、政治、行政司法等制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

4号封土遗迹分布情况-墓葬、祭台、沟状遗迹

青岛土屯山墓群为我们勾勒出秦汉时期盛极一时的琅琊故郡“刘氏家族”生活百态图。25座东周墓、125座汉墓、28座清墓以及秦汉时期的城址、窑炉等生活遗迹，上千件精美的陶、原始瓷、铜铁、金银、玉、漆器及丝织品，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汉代鲁东南沿海地区低等级贵族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思想观念及丧葬习俗。

玉温明的木雕附件——上1：伏羲（彩绘并包金银箔）；上2女娲（彩绘并包金银箔）；上3：侍女（彩绘）；上4：螭虎（包金银箔）；上5：龟（包金箔）（147号墓）

土山屯墓地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可观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种类及数量，更在于其创造的多项汉墓“新发现”记录，极大推动了汉墓研究进程。如首次发现在汉墓封土前砖构墓前“露祭”摆放酒食用的“祭台”，为历史时期考古从“葬”到“丧”再到“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信息。保存完好的竹木漆器、纺织品等文物，极大填补了北方地区墓葬内有机质文物发现的空缺。遣策所展示的首次自名为温明、玉席的文物，为研究汉代名物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首次发现“积陶墓”的墓葬形制，为汉墓结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迄今发现的第一批完整的汉代县级上计文书牍，对研究汉代行政制度、司法制度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出土文字资料。

147号墓棺椁结构及棺外侧的“棺束”

土山屯墓群文化内涵的“外来性”也是其一大亮点。大量江东风格的高温钙釉陶、扬州风格的漆木器以及江南特色的整木棺、砖木结合的椁室结构、“人”字形椁顶，描绘出战国秦汉时期鲁东南沿海地区与江浙文化区频繁而深入的经济文化交流图景，也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崔秀琳）

考古领队说

林栋：辽宁康平辽代契丹贵族墓群，首次在同一墓地发现三座随葬品组合完整的契丹贵族墓葬。丰富了契丹贵族墓葬形制、葬具、葬俗、随葬品及墓地排列方面的资料和认识。出土的两件白釉黑、褐彩梅瓶，为辽墓中首次发现，对于辽代陶瓷考古具有重要的意义。

I区2、3号墓墓圹

辽代文字史料不太多，契丹民族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道模糊的背影，引人遐思无限。唯有宏大的墓葬和精美的文物述说着久远的繁华，引领我们去感悟契丹民族那豪迈的品性、精彩的生活、质朴的思想和气度。

辽宁康平辽代契丹贵族墓群清理出辽代大型砖室墓三座、中小型石室墓六座，墓群的总体时代大致在十世纪中期至十一世纪中期，对辽代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I区4号墓出土玻璃瓶

三座大型砖室墓出土了大量的珍贵器物，墓主人应为身份较高的契丹贵族阶层。其中3号墓完全未被盗，完整保存了随葬品组合，出土了整套铜鎏金马具和陶瓷器等200余件精美的文物，更令人惊叹的是，墓主人双手满带10枚银鎏金戒指，双耳佩戴摩羯形金耳环，左右手腕各分别佩戴一个鎏金银镯，胸前佩戴玛瑙项链和葵形银镜，腰部为银鎏金捍腰。雍容华贵的墓主人配饰着这些金银器静静长眠于此，可以想见她生前的地位是多么尊崇而高贵。另一座4号墓出土的陶瓷器数量和种类更加丰富，特别是两件白釉黑（褐）彩梅瓶，为辽墓中首次发现。

I区4号墓出土银鎏金面具

六座中小型石室墓完全由石块砌筑，大部分被盗，只出土了少量陶器和铁器，应该是契丹小贵族阶层或一般富户的墓葬。

另外，在附近还发现一处辽代大型房址，可能和上述墓群有一定关系。房址墙壁石筑，由三个套间和两个单间组成，房屋内均有火炕和灶台。（张保卿）

考古领队说

黄信：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金末废弃后即被基本完整保存至今，十分难得。由9号和1、2、3号建筑基址组成的前朝后寝布局方式是金代官式建筑的首次发现，对金代建筑史研究有重大推进。它是近年来金代城址中发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对推进金代捺钵制度、官式建筑选址与营造、城市考古研究等有重大意义。

9号建筑基址

据《金史》载，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与五年曾驻夏于西京路宣德州龙门县的泰和宫（后改为庆宁宫）。经考古调查，太子城遗址是金代龙门县（现赤城县龙关镇一带）唯一一处金代中后期有宫廷性质的城址，且位于金世宗、章宗时期去山后捺钵的交通路线上，故可以推测太子城即《金史》中记载金章宗驻夏的泰和宫。

白釉印摩羯纹“尚食局”款碗

这是一座具有行宫性质的长方形城址，位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太子城奥运村项目占地范围内，经勘探其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50米，方向158°。现东西南三面城墙存有地下基址，北墙基址被河流破坏无存，残存三面墙体外均有壕沟，另钻探发现城址西墙有2道，东西间距50米。钻探确认城内主街道基本呈T字形，已发现南门与西门各1座，门外均有瓮城。城内钻探共发现建筑基址28座，分析其中位于太子城南北中轴线上的两座建筑基址（第3、9号建筑）的建筑形制、规模与遗物之后，认为其为太子城遗址规格最高的建筑。

泥质灰陶迦陵频伽脊饰

太子城遗址出土遗物以各类绿釉琉璃或泥质灰陶建筑构件为主，另有部分铜鎏金龙形饰件等。从出土遗物推测太子城遗址时代为金代中后期。

太子城遗址还发现了15件“尚食局”款瓷器。尚食局是自北朝以来多数王朝宫廷内专掌“供御膳馐品尝之事”的机构，据此可以推测该城址与金代皇室有关。

太子城遗址是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重要遗址，其建筑布局清晰，与金上京遗址极为相似，其发掘对辽金元时期城址、中国古代建筑等研究将有重大推进作用。（李萌慧）

考古领队说

邹后曦：白帝城遗址积二十年田野考古之功，为蒙宋战争时期山城防御体系的认识提供了典型案例，为三峡乃至长江上游广大区域历史时期山地类型城市的深度解读提供了借鉴。同时，也是着眼保护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有益尝试。

白帝城及周边防御性寨堡、设施空间分布图

刘备“白帝城托孤”的典故、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名句，让位于瞿塘峡西口长江北岸山峦上的白帝城，妇孺皆知。这里南临长江，东扼夔门，易守难攻，素来是进出四川盆地的东侧门户。现存的白帝城遗址上起西汉、下迄宋明，尤以南宋白帝城保存较好。南宋白帝城建于淳祐二年（1242），曾是南宋在西线战场抵御蒙古的最后屏障，但随着元朝的建立，南宋白帝城最终仍于至元十五年（1278）遭到废弃。

皇殿台瓮城全景（西南-东北）

1998年至今，持续20年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廓清了南宋白帝城的空间格局——南宋白帝城平面形状近似马形，由白帝城、下关城、瞿塘关和子阳城组成，因地制宜的城防体系可概括为“城连城、城中城、城外城”；考古工作者还基本掌握了白帝城遗址子阳城片区文物遗存的现状、整体布局和文化内涵，确认了子阳城片区即为南宋白帝城军事防御的核心区。

铁雷

通过实物遗存可以发现，南宋白帝城是纯军事用途的城址，其中最亮眼的发现即为与文献所载“震天雷”类铁火炮相似的铁雷。这种武器内部填充黑火药，年代推定为南宋晚期，因而其成为了目前我国考古所见最早的火器实物。此前在《宋史》《元史》等诸多文献有所提及的宋代战争已然冷热兵器共存的情况，如今得到了考古成果的真切证实。（奚牧凉）

考古领队说

罗汝鹏：兰若寺墓地，鲜活地展现了中国墓葬制度的重要转折，在“妖髡毁墓”、南宋皇家陵园盗毁严重的背景下，幸运的让今人领略了南宋高等级墓葬制度、南宋官式建筑的历史风采。

兰若寺墓园建筑格局

南宋朝廷定都临安后，朝野上下无不希冀早日光复故土、重回汴梁旧都。在此基础上，南宋帝后陵是权殡，建造也比较简单。在宋六陵已遭毁坏、布局不清的现状下，距离南宋皇陵仅6公里的兰若寺墓地应该是目前研究南宋帝陵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精致的石雕和陶质仿木构建筑构件也为古代建筑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契机。

兰若寺墓地墓园复原效果图

浙江绍兴兰若寺墓地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布局最完整的南宋墓地，其规模远远超过宁波东钱湖、余姚史氏家族墓等南宋时期权倾一时的重臣墓园。兰若寺墓园的选址遵照南宋时期形势派风水观念，具备完整的风水格局，墓园坐北朝南，地形形似座椅，契合“怀抱之地”的环境特征。

主墓及拜台结构图

兰若寺墓园至少由四级大台地构成。第一级台地为“下园区”，由石墙、神道和门道组成，推测可能是用于日常祭享和守陵人居住的区域；第二至第四级台地为“上园区”，主要建筑皆中轴对称，有石墙、殿门、厢房、大殿、庭院等遗迹，应是专门用于祭祀的高等级建筑区与主墓分布区。

位于第四级台地上的主墓室为同坟异穴、东西并列的两个长方形墓室组成。墓室被盗严重，仅发现铜镜、铁券、墓志铭碎片等少量遗物，通过解剖分析，可知墓园应在宋元之际已经历了几次盗毁，与文献记载的“杨髡发陵”事件颇为契合。（张保卿）

考古领队说

张照根：樊村泾元代遗址发现大规模建筑基址群，出土百余吨龙泉青瓷，是元代城市考古的重要新发现，实证了太仓曾是龙泉青瓷贸易集散地，见证了太仓“天下第一码头”的繁荣景象，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遗址发掘区域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