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摘要

生命历程研究已成为我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除了主流的北美埃尔德范式之外，在欧陆生命历程研究中还有一个与之同等重要的科利范式。这一范式以“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为主轴，强调生命历程在社会制度的形塑下成为一种结构性的整体。基于此理论，欧陆范式发展出两大研究层面：制度分析层面和生平规划分析层面。借助欧陆范式，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可望拓展出新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

科利；生命历程；生命历程的制度化

当今，生命历程研究已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从社会学的观点视之，人的一生以“年龄”为时间单位，在时间流逝过程中经历各种事件，以特定的顺序在不同的阶段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由于年龄时间、社会事件、社会角色等都是社会的产物，因此社会学的生命历程研究便旨在探讨人如何在这些社会条件下活出一生(Cain, 2009; Giele & Elder, 1998; Riley, 1986)。

生命历程研究多被称为一种视角或研究路径，亦即一种研究社会问题的切入面向（Bynner, 2016; Elder, 1994），因而需要独到的范式作指导。一般认为，国际学界的生命历程研究经历了三波发展高峰。在第三波发展高峰，生命历程研究形成了两大范式：一个是北美由埃尔德(Glen H.Elder)集大成的范式，倾向于从中观或微观的层面关注特殊社会事件给生命历程造成的转折及后续影响，偏好定量方法（以下简称为“埃尔德范式”或“北美范式”）。另一个是欧陆以德国学者科利(Martin Kohli)的“生命历程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Lebenslaufs)理论为主轴的范式，较注重宏观的社会制度与人生规划观念对生命历程整体的形塑，强调定性方法的重要性（以下简称为“科利范式”或“欧陆范式”）。这两个范式相辅相成，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因此在今天的国际学界，这两个范式一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Dannefer et al., 2016; Elder et al., 2003; Hagestad & Dykstra, 2016; Heinz et al., 2009; Mayer, 2009）。

然而中国当下对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了解却存在一定的偏颇。较早对中国生命历程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当属周雪光，20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周雪光, 2015）。除此之外，孙立平与郭于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持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以及后续的“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研究”课题；王汉生在90年代末期主持了“重大历史事件与知青生命历程”课题，这些项目中的团队成员发表了一系列与生命历程有关的成果，或可被视为中国生命历程研究第一波高峰。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口述史作为研究方法，且直到今天都还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例如，方慧容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末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村女性的生命史进行了分析（方慧容，1997）；王汉生、刘亚秋等人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分析了知青的集体记忆（刘亚秋，2003；王汉生、刘亚秋，2006）；郭于华等人则尝试通过对底层群体（失业下岗工人等）的生命历程呈现以探讨相关社会问题（郭于华，2003，2008，2011；郭于华、常爱书，2005；孙立平、郭于华，2010）。中国第一波生命历程研究（至少最初）并没有明确仰赖某个范式。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多半同时关怀了“重大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与“形塑生命历程的制度”，讨论的范围较为宽广。

在第一波生命历程研究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在2000年左右又出现了另一个也许可以被视作第二波生命历程研究的高峰。这一波生命历程研究始于1999年，李强等人完整引进了埃尔德范式（李强等，1999），包蕾萍的进一步解读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包蕾萍，2005）。中国的第二波生命历程研究基于埃尔德范式，至少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研究：1.探讨特定事件（例如改革开放、计划生育以及学生入学）对生命历程的影响（包蕾萍，2012；刘精明，1999；张春泥、谢宇，2017）。2.探讨特定群体的生命历程，如移民（曾迪洋，2014）、农民工群体（梁宏，2011；孙文中，2015）、留守儿童（李梅、杨汇泉，2010；杨汇泉、朱启臻，2011）。3.采用生命历程视角对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如贫困问题研究（徐静、徐永德，2009；张翠娥、王杰，2017），老年不平等、住房不平等问题研究等（胡薇，2009；郑莉、曾旭晖，2016；吴开泽，2017）。

中国第二波生命历程研究的影响力相当大，使得北美范式俨然成为今天中国生命历程研究的唯一主流范式。当然，北美范式无疑非常重要，但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却也因此大幅向北美范式倾斜，以至于欧陆范式在中国被严重忽略，以社会制度与人生规划观念为主题的研究也有被压缩的趋势。虽然北美范式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将制度作为关键议题，但制度面向毕竟不是北美范式的重点，且国内生命历程研究所关怀的制度，更多是指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国家政策，具有不稳定性和非常态性。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要制度日益常态化，成为结构性框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欧陆范式对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也必然有越来越强的重要性与理解的必要性。

有鉴于此，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检视欧陆范式，并将此重要范式引入中国。在检视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本文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过，对于国内至今仍相当欠缺、但亟须的研究范式，比起回答问题，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开端，让社会学未来的生命历程研究可以提出更多问题。毕竟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已经是中国不应再忽略的一个重要范式了。

一、生命历程制度化的基本概念

欧陆范式的奠基者科利与埃尔德一样深受国际上第二波生命历程研究的影响（Mayer & Diewald, 2007）。但科利从1985年发表的《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一文开始，便发展出了独特的理论方向。

与一般的生命历程研究一样，科利首先将生命历程视作以年龄为单位而进行的生命成长与老化的过程。他认为，年龄以及年龄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建构的。然而科利特别强调，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生命历程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社会的人生会基于一套既定的社会制度，让每个人在各个相似的年龄区间，以同样或相似的顺序经历各种身份角色。基于此观点，科利提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研究思路：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是一种结构性的整体，且生命历程的整体结构主要是由规则系统(Regelsystem)建立的各种相关制度所构筑而成的。因此，若要研究现代人的生命历程，必须要研究整个生命历程在社会制度中的构成情况与意涵（Kohli, 1985）。由此，科利提出了“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概念。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意指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人生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编排模式，这种编排模式同时既调控了角色位置的顺序，也调控了将人们的体验与人生计划加以组织起来的一套生平规划方针。（Kohli, 2007: 255）

当科利宣称“过去两个世纪渐渐发展出来”的同时，就等于指出了生命历程并非本来就有制度结构，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此，科利提出了五个基本命题，以阐释生命历程在现代社会得以制度化的要素（Kohli, 1985，1986，1988，1990，2003，2007，2009）。

1.生命的时间化(Verzeitlichung des Lebens)。科利指出，在前现代社会中，时间是在生命之外的一个永恒，生命是作为与死亡相区别的一组概念而被标示出来。不过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的预期寿命不断提升。此处的重点不在于人类的寿命延长了（因为人类寿命的极限至今并没有太多提升），而在于人不再随时随地面临死亡的威胁，死亡被排除在日常视野之外。同时，生命过程被视作一个由时间所延续的跨度。一旦生命被视作在生与死之间由时间所延续的一段过程，那么生命也就成为一个可以用测量时间的方式来对待的历程。这也带来了另一个命题——时序化。

2.时序化(Chronologisierung)。目前，“人生”自然而然地被视作是以“年”为单位而流逝的时间过程。但在生命被时间化之前，“年龄”对生命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欧洲）中古世纪，绝大多数人没有记录年龄的观念和习惯；即使有，所依据的也不一定是准确或一致的历法（Schmeiser, 2009）。但当生命被时间化之后，年龄在现代社会就变得相当重要了。年龄首先是由生日所构成的。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一出生，都要由接生医院清楚地记录下出生日期，并且随后必须将此出生日期上报给国家。生日在今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将人类生命转化成时间单位，然后将时间初始值登记到国家政体的数据库中，让国家可以掌握每一个生命的机制。其次，“年”这个时间单位在今天多半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所以生命的流逝以年作为单位，也就意味着生命被数字化，生命历程变成一种量化时序形式（郑作彧，2018a）。这让生命变得可以也必须被理性地计算、评估、规划、划分和排序。

3.个体化。科利认为个体化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社会转变，这个观点来自于贝克(Ulrich Beck)的理论。根据贝克的说法，现代社会打散了传统的共同体，将社会权利、义务的承担者指向去背景化的个体。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不再因为其所属的家庭背景或共同体而有所不同。个体首先意指一种同质地被称作“个体”的角色（Beck, 1986）。不过科利接着指出，“个体”这个社会角色所背负的不同的权利、义务范畴会归类给不同的身份，然后在上述时序化的基础上，将这些身份根据特定的扮演顺序安排在生命历程的各个区位中。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és)所指出的，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身份与权利、义务来自于代表他出身背景的“姓”；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些却是通过个体生命历程区段来加以指派的，与这个人是谁没有关系（Ariès, 1975: 70）。

4.薪资劳动系统(Erwerbssystem)主轴。对个体的身份与权利、义务的编排并非随意为之。科利声称，促成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工业资本主义，而工业资本主义的薪资劳动系统，亦即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便成为安排生命历程的身份与权利、义务的主轴。为使劳动力市场有质与量兼具的自由流动劳动力，政府会配合经济体制的需求，根据制度，以特定顺序来编排生命历程，使具备高素质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科利认为，现今对生命历程最重要的制度是学校教育系统与退休系统。学校教育系统划分出“童年与青少年阶段”和“成年阶段”，退休系统则将“成年阶段”与“老年阶段”划分开来。这也让现代社会个体的生命历程基于薪资劳动系统之上，被普遍清晰切分出“童年与青少年阶段-成人阶段-老年阶段”三分时序结构。科利声称，现代化的生命历程就是这种由社会制度所切分出来的三分生命历程。当然，科利并不是说在现代化之前就不存在童年与青少年或不存在老人，而是说这些阶段是在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出现之后才成为客观结构。

5.常态生平(Normalbiographie)的形成。科利指出，生命历程应注意到两个面向，一个是社会结构面向，也就是利科所谓的制度层面；另一个是个体能动性面向，科利称为“个人生平”层面。在科利的范式中，个人生平意指主体通过反思行动对自身生命进行的规划、决策、实践等历程构成（Sackmann, 2013: 53）。不过，科利进一步指出，生命历程在行动者层面还有两个重点：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生平仍是基于（不论这种“基于”是被动地受到强制，还是主动地参考）既有的生命历程制度构筑起来的。这种对应着制度化的且因此是标准化的生命历程构成的个人生平，科利借用列维(René Levy)的说法称之为“常态生平”（Levy, 1977）。常态生平意指人们会根据生命历程制度构筑出符合社会期待的个人生平（Schmeiser, 2009: 53）。第二，行动者当然可以建构出不同于常态生平的生命历程。非常态生平也是生命历程研究的重要对象。

科利强调，上述五个命题要素并不是现代化之后才出现的。但是相对而言，这五个要素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大幅强化了，并且使得现代的生命历程变成一个变异性不断降低、可预见性不断提高、逐渐具有标准性的整体过程。不过，仅有这五个要素不一定会使生命历程真的因而制度化。科利认为，生命历程之所以会制度化，是因为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面临以下四个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要推动生命历程的制度化（Kohli, 1983，1985）。

1.理性化。如韦伯所云，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理性化，亦即人们以可预测、可计算、有效率的方式来掌握一切事物。这种理性化也表现在对时间的运用上，包含生命时间的运用。而生命时间若能被理性化，就必须提高生命历程的可预测性和可计算性。这促进了生命的时间化和时序化，也让生命历程的生产准备阶段、生产阶段、无力生产阶段清晰地区分开来。除此之外，当理性化（并因而制度化）的生命历程逐渐成为常态生平后，生命历程是否理性地制度化也会与道德挂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无故辍学五年，或是在成年阶段无故赋闲八年，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历程在社会上就很容易遭到非议。

2.社会控制。上述个体化部分已经提到，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角色与权利、义务是由其在所属的共同体中的身份决定的。对于社会治理体制而言，掌握共同体就是掌握了所有人。但在现代化及相应的个体化之后，人们纷纷脱离了固定的共同体关系。这使得如何掌控所有人以进行社会控制成为一个现代社会问题。而通过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来掌握所有人，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

3.传承。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企业从自由劳动力市场招募劳动力。在企业中，每个职位是分工后的专业劳动空缺，应聘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程度来争取职位。职位确定后就由这个专业工作者负责这部分工作，不能随意替换。于是这就出现了问题：一个职位有员工应聘之后，如何能再让这个职位空缺出来，让新的人才继承职缺、活络企业运作？此外，当要从劳动力市场招募人才时，又如何搜寻新一代劳动力？这时，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制度性的退休系统可以让职位上的个体在工作一定时间之后退出企业，保障了职缺的释出。另一方面，生命历程的时间化与时序化使“同龄群体”的划分得以可能，也方便企业能够根据同龄群体来招募所需的劳动力（现今高校常见的“毕业生校招”即是一例）。

4.整合。这里牵涉不同生活领域的整合问题，例如学习、结婚、工作，等等。在以家事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领域没有分化，所以不存在整合的必要。学习与工作是重叠的，结婚成家则更可能与家庭背景而非年龄相关。但在以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为主的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家事经济脱离开来。这意味着各种生活领域也要逐渐分化，整合问题也就浮现出来。这时，制度化的生命历程就可以通过诸如时序化等方式来解决整合问题。

总结上述，科利指出，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围绕薪资劳动系统，被各种社会制度通过时间化、时序化和个体化三种机制，构成了一个以童年与青少年、成年、老年三分阶段为理念型的结构性整体，这种结构性整体亦在行动者层面形成常态生平观念。而生命历程制度化的推动力则是理性化、社会控制、传承和整合这四个现代化问题。“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在1985年提出之后即在欧陆引起热烈讨论。不过人们也逐渐发现，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有一些概念仍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这些讨论也慢慢发展为科利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析层面与多个研究路径。这两个分析层面为“制度分析层面”和“生平规划分析层面”。

二、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的制度分析层面

（一）基本的研究问题与路径

科利的理论最常被质疑之处就是对“制度”一词缺乏清楚的定义（Levy,1996; Schmeiser, 2009）。完善制度概念的内涵成为科利提出生命历程制度化理论之后不少学者接续进行的工作。在这方面，迈耶尔(Karl U. Mayer)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也使他成为欧陆范式的代表人物之一。迈耶尔主张，应将制度视作国家政府通过法规制订出的行为准则（Mayer & Müller, 1989; Mayer & Schoepflin, 1989）。他承接科利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是一种结构性的整体。但与科利不同的是，迈耶尔认为促成生命历程整体结构性的因素首先是福利国家体制，而非薪资劳动系统。迈耶尔认为，应将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定义为“人的一生由规范的、法律的或组织的规则所界定和编制的过程”（Brückner & Mayer, 2005: 32）。迈耶尔承认，人们的生命历程并不总是会按照政策制度来进行。但他认为，只要政策确切落实下去，最终会成为行动者必须参照的框架。他的观点也让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的制度分析层面的研究问题趋于集中，主要关注于讨论生命历程在什么样的政策制度下形成了什么样的制度性结构以及这样的制度性结构的成因是什么。

迈耶尔的观点在欧陆生命历程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共鸣。许多学者指出，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之所以广获欧陆生命历程研究者的青睐，正是因为福利国家是欧陆国家的主流体制，所以欧陆国家的生命历程有较强的制度化形态，该范式在欧陆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Leisering & Schumann, 2003; Mayer, 1995; Sackmann, 2013）。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路径。

第一，通过考察与年龄范畴相关联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科利强调的学校教育系统和退休系统）的施行确实度，来描绘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程度。布吕肯纳（Hannah Brückner）和迈耶尔的文章可谓是这方面的经典（Brückner & Mayer, 2005）。他们考察了德国1920-1970年间教育系统与退休系统的制度施行状况，并根据五个准则来分析各同龄群体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情况与可能的改变：1.生命历程相关制度的参与完成率（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完成率）或覆盖率（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率）。2.年龄变异性。生命历程各阶段划分界线所处的年龄（例如小学入学年龄）的涵盖范围有多大。涵盖范围越小，生命历程的结构性也就越精准，越强。3.时间持续性的变异性。意指人们持续处于既定生命历程阶段的稳定性。例如，一个社会基础教育的辍学率越低，其时间持续性就越高。4.事件的相互依赖性。意指生命历程各阶段的连接顺序是稳定的。例如，学业结束之后人们都能稳定续接上就业阶段。5.顺序一致性。意指整个社会不同世代或不同区域的生命历程的时序性的一致程度。他们的研究指出，德国的基础教育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全面落实，使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处于一致的制度性结构中。

第二，分析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对生命历程加以制度化的机制。在这方面，莱瑟林(Luz Leisering)的研究是一个经典。他尝试解释福利国家生命历程制度化的机制，并以一目了然的图示清楚呈现了他的分析，获得学界的广泛重视（详见下图）。这一模式揭示了形塑生命历程的社会政策的三个核心领域：教育、养老金以及科利较少提及的风险管理系统。教育和养老金将童年与青少年、成年和老年这三个阶段区分开来。而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个人社会服务等风险管理系统则能应对生活中的不连续性和过渡阶段，强化生命历程的连贯性。还有，个体的生命历程也会受到一些隐性社会规则的影响。如学校不仅传授知识，还传达行为方式、习惯等规范，这一“隐形课程”强化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

第三条研究路径是前两条路径的复杂化，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国家生命历程模式进行的比较分析。迈耶尔的研究成为其中的代表（Mayer, 2005）。首先，迈耶尔详细比较了传统社会、工业社会早期、福特主义时期和后福特主义时期这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生命历程的表现形式。他指出，历史上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福利制度会对生命历程产生不同的影响。除此之外，迈耶尔还考察了不同类型福利国家中的生命历程。迈耶尔的研究显示，这些国家虽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相似，但因为它们的公共福利政策不尽相同，因此这些国家的生命历程尽管基本呈现出典型的三分框架，但在制度性结构的内涵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莫林(Katja Mhring)则延伸了迈耶尔的研究，但她从反面来进行探讨（Mhring, 2016）。她以欧洲14国的个人生活史数据为基础，探讨欧洲不同国家生命历程的制度性结构。与迈耶尔相反，莫林的研究指出，不同的国家如果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那么即使他们拥有类似的福利政策，也还是可能会使生命历程具有不同的制度性结构。

总的来看，第三条研究路径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分析，显示出一个结论：福利国家形塑了生命历程的制度性结构，但由于不同国家在福利政策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发展情况不同，生命历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就会产生内涵各异的制度性结构。所以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研究必须要用更复杂的视角，多面向地考察国家政策的历时演变与共时结构。这也为近来的生命历程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议题：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是否真的掌握了当今的生命历程形态？

（二）新问题与争议：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

这个较新的议题乍看之下有点奇怪，因为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就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检视而得出的理论，为什么还会怀疑这个理论是否契合当代生命历程形态呢？其原因在于，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到，欧美的“现代”社会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被称作“后现代”、“第二现代”或“晚期现代”，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三分生命历程开始出现阶段不分明，或在顺序上呈现某种程度的可逆趋势。许多学者（包括科利自己）将这种趋势称为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sierung)（Hareven,1986; Held,1986; Henretta,1992; Kohli, 1985，2003; Wohlrab-Sahr,1992）。

科利认为，导致“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从稳定的、大量生产积累的福特主义，转变为弹性专属化的后福特主义(Kohli, 2003: 530)。后福特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常态雇佣关系越来越被非常态雇佣关系所替代。例如，短期合同聘任制越来越普遍，或是劳动派遣制开始崛起与愈发蓬勃。当非常态雇佣关系成为一个显著趋势时，人们遇到转业或失业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于是出现了贝克所谓的“工作不确定性的普遍化”(Generalisierung von Beschftigungsunsicherheiten)趋势(Beck, 1986: 227)。在这个趋势的影响下，童年与青少年阶段和成年阶段之间的结构性界线，以及成年阶段和老年阶段之间的结构性界线，都产生了去制度化的趋势。

在童年与青少年阶段到成年阶段之间，“学校教育的扩张与毕业的推迟”是最为引人注意的变化。虽然学校教育系统在各个地方建立的初衷或许不同，然而社会发展到现在，一般都已认同学校教育系统与离开学校后的工作生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过程中，一个常见的生命历程模式是人们在离开学校之后，根据在学校所习得的专业技能进入职场，开始持续的工作生涯，直到退休。但在工作生涯高度不稳定的后福特主义社会中，为了应付高比例的转业或失业的风险，生命历程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变化(Tippelt, 2006)。第一，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前，为了获得更好的资格认证而投入更长的受教育时间。这形成了一个相当显著的现象，就是结束学业的时间不断延后。例如，人们在大学毕业后为了逃避就业压力与增加就业实力而继续读研。但结束学业时间不断延后，并不说明人们进入劳动市场的时间真的就越来越晚。相反，在就学期间，许多人会寻找部分工时工作，以缓解推迟毕业的经济压力。因此，推迟毕业与投入劳动市场是可以重叠的，学校教育阶段与工作阶段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第二，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后，为了获得更好的资格认证而重新投入专业资格培训教育。这种培训有时候甚至是脱产的学习。这意味着越来越多已经毕业、离开学校的成年人又回到学校去学习，产生了生命历程常态顺序的逆反。

至于在成年阶段与老年阶段之间产生的变化，则与退休年龄的模糊化有关。如前文所言，“老年阶段”是通过“退休系统”划分出来的，亦即当人们的年龄与工作年资满足了退休条件，便能够（或才能够）跨过一条客观的标准边界进入退休生活。然而，由于“工作不确定性的普遍化”，人们对于工作生活越来越缺乏信心。相较起来，退休生活是较为稳定而安全的。这促使人们希望能及早进入退休生活，以避开高度不稳定的工作生活。特别是在欧洲福利国家，人们一旦达到退休年龄就马上离开工作生活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一种趋势：在快到达退休年龄时就离开工作岗位，依靠失业救济金作为过渡时期的收入，等到达到退休年龄时便直接转入到退休生活当中(Kohli & Rein, 1991)。这也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可能还不到退休年龄就已经开始过着近似退休的生活了。“老年”虽然是通过退休系统划分开来的生命历程阶段，但由于后福特主义带来的普遍的工作不确定性，促使“老年阶段”不但不断提早，甚至可以提早到先于退休年龄。“成年阶段”与“老年阶段”的界线已经变得模糊了。

这样的趋势为科利范式带来了几个问题。

第一，今天的生命历程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去制度化？这是经验研究问题，亦即去考察非常态生平的普及程度及其与常态生平的偏离程度。前述的布吕肯纳和迈耶尔的研究即在后半部分通过经验数据指出，德国的生命历程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开始显著呈现去制度化的趋势。在美国也有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美国在60年代后生命历程也出现了去制度化的趋势（Buchmann,1989）。

第二，这种趋势是否真的是“去制度化”？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的趋势只是从原本的制度结构转变成另一种新的制度性结构。所以这也许被视作生命历程的“再制度化”(Re-Institutionalisierung)会更加恰当（Brose et al.,1993; Friebel et al., 1996）。但科利认为，就经验数据来看，生命历程三分阶段的模糊或可逆并没有真的成为主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依然更显著、重要（Kohli, 2007）。可以想见，这也激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辩论。

第三，如果生命历程真的出现了去制度化的趋势，那么这是否会产生社会问题？该如何应对？在所有讨论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文献中，这都是或多或少会被提及的问题。例如不少学者认为，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与少子化或人口老化的趋势有关。因为童年与青少年阶段到成年阶段之间的界线模糊或不断推迟，使得结婚生子的年龄不断延后，甚至因为过于延迟而错过适合结婚、生育的年龄，导致“生儿育女”的生命历程阶段被取消掉(Blossfeld & Jaenichen, 1993; Herlyn & Krüger, 2000)。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同时牵涉人口学与社会保障的问题。以此而言，科利范式也成为社会学在探讨当今重要社会问题时与其他学科相联结的重要的跨学科纽带。

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争论到今天都还是欧陆范式的热门议题之一。但制度分析并不是欧陆范式的唯一层面，因为迈耶尔对于制度的定义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而对于迈耶尔的制度定义的批评也就产生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分析层面，即生平规划分析层面。

三、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的生平规划分析层面

虽然科利对制度缺乏详细的界定，但有趣的是，当迈耶尔定义了制度并开辟了相当有活力的研究路径之后，科利本人却不赞同迈耶尔的制度定义（Kohli, 2007）。他不否认迈耶尔开拓出的路径很重要，但他认为这种制度定义太过狭隘。科利强调，他自己使用的“制度”一词受到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化进程理论的影响，主要包含两个面向。第一，制度意指由外界给予的强制性规则，这不仅指政府颁布的法规条文，也包含了不成文的伦理规则。第二，任何制度都要具有普遍有效性，必然需要社会成员普遍遵守，否则制度就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所以制度也意指社会成员内化了的行动参照。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是一种社会纲要或规则系统……它们会通过仪式性的自我驱动过程来再生产自身以达到稳定状态。制度最初是刻意形成的社会建构物，但一旦它成为行动者的第二天性之后，就会慢慢变得不证自明。（Kohli, 2007: 257）

从科利的辩护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所谓的“制度化”与布迪厄、吉登斯所说的“结构化”在意涵上是差不多的，都强调行动者的实践在结构的构成与再生产方面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因此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还要去探讨人们是如何规划出自己具有制度性结构的生命历程的。以此而言，科利所谓的制度还包括了制度的知识观念，以及伦理道德、风俗所构成的不成文的文化制度（Levy, 1996）。这种思考方向形成了欧陆范式的生平规划分析层面。进一步细分，这个层面又包含了两个基本研究问题，并延展出两个研究路径。

（一）基本的研究问题与路径之一：生平规划观念分析

这一研究问题就是要探讨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是如何形成生命历程实践的观念，进一步还可以再去考察这种观念如何反过来强化国家制度和政策。这个问题开辟出来的研究路径，主要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以史学方法去研究生命历程中各种制度性结构是如何形成行动实践的知识观念。科利本人即认为，阿利埃斯完整地检视了童年阶段，考察人们是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制度以及整体社会观念的变迁而建立起普遍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示范（Kohli, 1985）。阿利埃斯指出，欧洲中古世纪时并没有“儿童”的观念。但是随着教育制度的结构化与常态化，人生开始被明确区分出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被认为应与成人世界隔离开来，其主要任务是专心学习知识。这使得“儿童”成为普遍的生命历程的结构性阶段（Ariès, 1975）。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也指出，当儿童观念出现之后，这个身份渐渐地具有道德优先性（没有什么比儿童更需要优先关怀与保护的了），这种观念反过来又促进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制度，强化了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国家政策（泽利泽，2008）。因此在现代社会，一旦为人父母，人们便开始对孩子的教育进行规划，孩子们一懂事就知道要在一定年龄之前专心学习。这已成为非常普遍而合理的观念，但这些观念在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还没有出现的前现代社会中是不存在的。

老年阶段也有类似的研究。伯雪德(Peter Borscheid)指出，欧洲中世纪时的老人观念与现代的老人观念大相径庭。在16、17世纪的欧洲，老人被视作几乎没有生存能力、应该被淘汰的人（Borscheid, 1992）。这使得科利在讨论退休制度和老年阶段时认为有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今天人们能接受生命历程可以有一个不事生产还能领津贴的老年阶段？退休制度的正当性从何而来？科利的解释是，退休制度之所以被稳定建立并普及开来，是因为退休制度的建立还搭配着一种道德经济的观念（Kohli, 1989）。首先，启蒙时代与人道主义的兴起，让“老人”逐渐被认为是在智慧上有深厚的积累并因此而值得尊敬的角色。其次，老化到无力工作已是现代人普遍可能达到的阶段，因此每个人都开始设身处地地为老人着想。再次，退休金来自于个体壮年工作时缴纳的税收，而不是无故赠与的津贴。基于这三种观念，退休制度被界定为对壮年辛劳工作的补偿，所以壮年世代会更愿意接受退休世代享福，老年阶段才会如此稳定地在现代社会中建立起来。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建立起稳定且健全的养老制度才会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

（二）基本的研究问题与路径之二：生平规划实践分析

生命历程制度化的生平规划实践分析层面的第二个问题，则是探讨人们在进行人生的规划安排时，是基于什么样的制度而实际构筑出怎样的生命历程结构。这个问题带来的研究路径则是生平研究。与前几个研究问题与路径不同，这一路径较少理论与文献分析，更偏于经验研究范畴。当然，生平研究已行之有年，并非生命历程研究的专利，且北美范式也不乏生平研究（鲍磊，2014）。但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下的生平研究有独特的立场，即个人生平的形成不是任意或偶然的，而是结构性整体。因此这里生平研究的主旨是通过经验研究挖掘出个人实际实践出来的生平背后具有怎样的普遍结构。这使得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下的生平研究，特别依赖叙事访谈(narratives Interview)与客观诠释学(objektive Hermeneutik)这两个研究方法（Sackmann, 2013; Jindral, 2014）。

叙事访谈是舒策(Fritz Schütze)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专门针对生平研究的方法。这一方法论的基本假设是生命历程是一个原则上具有结构性的过程。这些结构对应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所形成的社会期待（Schütze, 1983）。舒策强调，生平唯有有生平经历者(Biographietrger)通过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叙述才得以再现，而且唯有在完全不被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最忠实地呈现个人生平。因此若要对个人生平进行研究，那么其首要原则就是要让生平经历者在完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畅所欲言(Stegreiferzhlen)（Schütze, 1984）。对于个人生平的完整（且必然是曲折的）叙事，舒策称为“过程曲线”(Verlaufskurve)。由于生命历程具有整体结构，因此个人生平的叙事顺序会对应社会所期待的常态生平框架而有一定的先后规则。以此为基础，舒策进一步假设，由于生命历程基于共同的制度性结构，因此同龄群体的生命历程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叙事访谈法的目的就是要呈现过程曲线，并对各过程曲线进行对照，以找出生命历程的结构（Schütze,1982，1983）。

叙事访谈虽然与一般生平研究通常采用的口述史研究方法类似，但在分析操作上仍有差异。口述史方法的用意一般在于以对话的方式从历史经历者那里收集历史事件资料，目的在于还原不同于文献记载的历史与社会面貌，以及历史洪流中的人民生活(李向平、魏扬波，2010)。但叙事访谈的目的与分析方式旨在通过分析与比较，挖掘出生命历程本身的结构，其用意不在于还原历史与社会面貌。比起口述史，这个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适合考察表面看似稳定而常态，但实际上可能蕴含着复杂制度性结构的生命历程的形态或阶段。

客观诠释学的方法论预设与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以及叙事访谈法）非常相似。客观诠释学是厄弗曼(Ulrich Oevermann)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它是一般的定性研究法，并非仅用于生平研究。厄弗曼基于韦伯的命题，指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理解”来掌握行动意义。厄弗曼认为，意义就是结构性的规则。而行动的意义结构也意味着每次行动之后的行动具有一定范围的选项；抑或反过来说，行动接续的选项反映出行动的意义结构。所以日常行动实践乃至于生命历程就是一连串由意义结构造就出来的序列选择过程。根据韦伯的命题，对于文本的研究手段就是理解；而理解就是一种诠释（所以这个研究方法才会被称为客观“诠释学”）。但厄弗曼援引了现象学社会学的观点，认为行动者处于互为主体的生活世界，因此若行动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对于意义的诠释必然能广获理解，得到共识。理解的目的是找出对意义结构的有共识的诠释（因此才会称为“客观”诠释学）。在此方法论基础上，客观诠释学的目的就是通过一套系统性的、厄弗曼称为“序列分析”(Sequenzanalyse)的操作步骤，找出行动序列背后的结构规则（Oevermann, 1993; Oevermann et al., 1979）。对于生命历程研究来说，客观诠释学主要用于研究构成生命历程的一连串生命决策序列背后的规则结构。例如，选择攻读博士的学生在面临学习与结婚生子的生命决策时会基于什么样的意义结构来进行序列抉择，等等。

一般认为，生命历程制度化的生平规划分析层面的生平规划实践分析，最经典的研究首推沃拉萨尔(Monika Wohlrab-Sahr)的著作《在德国与美国改信伊斯兰教》（Konversion zum Islam in Deutschland und den USA）（1999）。这本著作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作者同时结合了叙事访谈法和客观诠释学研究法，精彩地呈现出德国和美国人中，从原本的基督教信仰转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生命历程的整体规划随着信仰制度的改变而产生的变化和冲突，以及人们如何面对与（难以）解决这些冲突。这部著作也成为欧陆范式经验研究的一个范例。

四、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对中国的启示

（一）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的特色

虽然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在国际上已是一个主流范式，但这一范式对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来说重要性何在？这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1.相比于迄今为止国内的生命历程研究，欧陆范式的特殊之处何在？2.这个范式能为中国提出哪些研究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本文不可能将欧陆范式与我国国内所有的生命历程研究进行一一比较。鉴于北美范式在今天已是中国生命历程研究的主流范式，将北美范式与欧陆范式进行对比，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中国今天主流的生命历程研究与欧陆范式的比较，并可以借此凸显欧陆范式的特色。

北美范式基于如下四个命题（Elder, 1994）。1.生命与历史时间。人类的生命历程是嵌入于社会时空中的。在不同的社会时空背景下，人们会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形式。2.生命的时机点。历史的或个人的重大事件对生命历程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同一事件若遭遇者人生的时机点不同，影响则不同。3.生命的联结。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会与其他人的生命历程相互依赖、相互影响。4.人类能动性。个体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可以根据社会条件规划出自己的生命历程。基于这四个命题，埃尔德特别强调两个关键概念：转变与轨迹（Elder,1985）。转变意指事件对人生造成的转折点，轨迹则是这个转折点对之后人生带来的持续影响。埃尔德范式旨在探讨根据年龄分层而界定的不同世代的同龄群体，在不同的时机点遭遇造成人生转折事件时会形成什么样的人生轨迹。埃尔德的成名作《大萧条的孩子们》就是这个范式的最经典之作（埃尔德，2002）。

从上述命题来看，埃尔德范式至少有如下特色。首先，他关注的是经历了特殊事件的特殊生命历程。这也意味着没有经历特殊事件的常态生命历程不被视作问题，而是被当作基本前提（Elder, 1975）。其次，北美范式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遭遇相同特殊事件的同龄群体，而非稳定社会中的一般大众。再次，虽然埃尔德非常强调生命历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但该范式关心的是特殊事件对生命历程造成的转折与轨迹，亦即将特殊事件当作原因，遭遇者被动经历事件，然后将转折后的生命历程轨迹当作结果。生命历程更多地被视作由突发事件所构成的因变量。最后，北美范式更重视事件与生命历程之间的因果机制，因此通常更强调定量研究方法。

至于欧陆范式，综合前文的梳理，相比于北美范式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科利指出，基于什么样的社会因素才会使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拥有相似的生命历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欧陆范式更重视常态生命历程的结构性，并探讨其“常态性”是怎样形成的。其次，由于主旨在于常态生命历程结构的分析，因此欧陆范式的研究对象常常是社会中的多数群体。再次，科利强调，生命历程具有制度性结构，意思是生命历程在制度作用与行动者实践之间的共构下被视作一个整体，并能够被合理地事先规划与期待。最后，欧陆范式的研究因此格外重视以定性方法来理解生命历程中的制度内涵与决策行动的意义。

由于埃尔德的理论与科利的理论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范式，因此很多关于生命历程的研究问题两种范式都适用，只是研究方向不一样。例如，面对非常态生平时，北美范式可能会首先关心这一生命历程遭遇了什么重大事件而造成朝向非常态的转折(李强等，1999:7;包蕾萍，2005:130)。而欧陆范式首先不是去考察非常态生平是如何造成的，而是反思性地去探究“为什么非常态生平会被认为是非常态的”，正常与不正常的划分是在怎样的制度、实践观念之上被标示出来的。因此科利范式在研究非常态生平时，反而会先去探讨常态生平的常态范畴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Kohli, 1988: 41; Kohli, 2003: 527)。这两个范式可以通过如下对比凸显各自的特色。

（二）中国的生命历程制度化问题

中国基于欧陆范式能够开展怎样的研究主题？这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关怀给出不同的答案，本文不可能一言以蔽之。不过，曾有国外研究基于欧陆范式对中国的生命历程进行了初步探讨，他们研究的问题或可作为参考。

科利指出，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主要发生在当代欧美社会。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非欧美的、非现代化或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生命历程的形态又是怎样的？不少学者对中国社会特别感兴趣。其中，莱瑟林在2002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现代的生命历程吗？》一文是常被引用的文献（Leisering,2002）。这篇文章并非对中国生命历程进行全面的考证分析，而是仅聚焦于探讨老年阶段，作者通过其2001年在中国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中国是否具有确实的退休系统与制度化的老年阶段。

莱瑟林指出，中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不存在“退休”的观念。老年多是成年的延伸部分，而非迥异于成年的一个特定阶段。这样的情况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改变。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养老保险制度，明确规定达到一定工龄（男性年满60岁、女性年满50岁）即可退休享受养老金。这让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现代意义的退休制度。然而截至2000年，由于城乡差距过大且中国当时的养老保险主要集中在以企事业为主的单位，因此养老保险制度不能普及到每一个体，退休无法成为人生规划时普遍能考虑到的阶段，故而结构性的老年阶段也未能建立起来。

因为缺乏学校教育系统对童年与青少年阶段的制度化情况的考察，这样的研究并不完整。然而初步考察同样社会背景下的学校教育系统，可以发现情况与退休系统非常类似。周雪光的研究表明，在1949-1994年间，中国缺乏一个严格统一、稳定规范的教育系统。这意味着，接受义务教育对每个人而言并不是必定要经历的人生历程（周雪光, 2015）。到2000年，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太多改变。韩清林对20世纪90年代的义务教育按时毕业率进行了测量，指出整个90年代全国只有57.71%的适龄人口能达到初中毕业水平（韩清林，2000）。邱国华则计算了1994-2000年的义务教育完成率，也得出与韩清林相似的结论（邱国华，2005)。也就是说，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义务教育并不是每个个体必定会经历的人生阶段。这也使得科利、莱瑟林和其他一些学者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声称，到2000年为止，中国的生命历程尚未制度化。

科利和莱瑟林的声称非常粗糙。若要完整掌握中国的生命历程制度化状况，至少还有两点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一，莱瑟林等人的研究都聚焦在2000年之前，那时的中国仍处于转变阶段，部分制度还不够稳定。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的加速，自2000年以来，中国很多重大制度已经开始趋于稳定化发展。例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6）等数据计算，2001-2015年，我国义务教育完成率约为85.6%，至今稳定在80%以上。这意味着全国有八成以上适龄人口能够完成义务教育。养老保险制度亦是如此。截至2014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达80％左右（白天亮，2015）。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国民被纳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不断弱化（石智雷，2015）。这一方面可以初步判定，莱瑟林等人当年的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过时；但另一方面也表明，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稳定，“中国的生命历程是否制度化”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第二，若要回答“中国的生命历程是否制度化了”这个问题，势必要先解决一个疑问：有没有一条标准线，可以让人们客观地指出高于标准线就是制度化，低于标准线就是尚未制度化？或许因为欧美社会预设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已经制度化了，因此欧陆范式至今都没有对“生命历程制度化与否的标准”这个问题有过任何讨论。但是若要进行生命历程制度性结构的比较研究，就必然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这也是我国生命历程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五、结语：以新视野开启中国新的生命历程研究

本文旨在对以科利的生命历程制度化理论为代表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进行介绍与评述。欧陆范式的基本立场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生命历程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被各种社会制度通过时间化、时序化和个体化三种机制，构成一个童年与青少年、成年、老年三分阶段的整体制度性结构，并在行动者层面形成常态生平观念。生命历程制度化的推动力是在理性化、社会控制、传承和整合这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欧陆范式有两大研究层面：制度分析层面和生平规划分析层面。

制度分析层面主要有以下研究路径：通过考察社会保障制度的施行确实度，用以描绘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程度；分析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对生命历程加以制度化的机制；通过历史比较或跨国研究，对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国家的生命历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目前较新的研究主题是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生平规划分析层面主要有两个研究路径：一是研究生命历程中各种制度性结构如何形成行动者行动实践的知识观念；另一个是通过生平研究分析生命历程实践的结构要素。

不过，虽然欧陆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很重要，但从前文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个范式仍有一些局限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前文提及的“制度”作为这个范式的关键词尚没有得到很好的厘清。迈耶尔的制度定义虽然广获共鸣，但科利对此的驳斥也确有说服力。形塑生命历程的制度也应包含不成文的制度，否则会忽略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如适婚年龄等。这一观点也开启了生平规划层面的分析。然而在生平规划分析层面，“制度”与“结构”常常被混淆。也就是说，科利虽然反对迈耶尔对于制度的定义，但他自己也并没有提出更清晰的解释，致使欧陆范式的基础理论本身存在需要厘清的空间。

第二，缺乏制度性结构的生命历程是科利范式无法解释的。例如，对于近来由于战乱而逃往西欧的叙利亚难民，其生命历程因不断迁徙而充满动荡，也许根本没有制度性结构可言。若要探讨难民的生命历程，科利范式似乎也派不上用场。这是科利范式无法否认的局限。

第三，对欧陆范式较为常见也相当有力的批评则是它忽略了性别差异。也许是因为此范式的主要学者都是男性的缘故，对女性生命历程中普遍会有的经历（例如怀孕）只字未提。其实科利和迈耶尔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们竟然认为，由于大多数重要生命历程制度的实施不因性别而有差异，因此现代社会两性之间的生命历程结构已经趋同了（Brückner & Mayer, 2005: 148; Kohli, 2007: 262）。这种说法显然令人难以接受。关于两性生命历程的结构差异需要更多后续研究。

第四，科利范式主要根据欧陆的社会情境而来，这也让此范式多少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端。最明显之处在于，科利声称任何社会只要现代化了，那么这个社会中的生命历程终究会迈向相同的三分结构（Kohli, 1985: 21）。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说法显然就值得商榷。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之前也许就有或曾有自身的生命历程制度性结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一定与欧美现代社会相同。即便中国的生命历程制度性结构与欧美现代社会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内容并不一定相同。例如，虽然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越来越高，退休已是中国人日趋稳定的生命历程阶段。但是在中国，“退休”或是“老年阶段”的意义与欧美现代社会的意义也许并不一样，因而生命历程制度化理论在这方面还需要多方面的研究。例如，在欧美现代社会，退休是一个退出工作、养老享福的阶段。但在现今的中国，绝大部分人在退休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子女抚养孙辈（肖索未，2014）。同样是退休，但中西两样情。

上述一切都显示，引进欧陆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能够开辟中国生命历程研究的新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反思地套用欧陆范式。“开辟新方向”不只是意味着用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式来解释中国的生命历程，而是需要结合不同的范式观点来诠释中国自己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张志敏

图片来自网络：blog.sina.com.cn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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