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采风 |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采访李浩培之女凌岩教授（下）|163

本文由杨赟、严文君整理。杨赟，国际法博士，外交学院讲师；严文君，国际法博士，外交学院讲师。感谢外交学院研究生支延杰、白军虎对本文作出的贡献。本文载于《法律与外交》2017年卷（总第2期），已获得作者授权转载。

（图右为凌岩教授）

问：李先生以87岁的高龄赴海牙担任前南刑庭的法官，而后又同时担任卢旺达上诉法庭的法官，期间还多次前往非洲参会，是什么促使他接受这份任务？他在工作过程中遭遇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外交部提名我父亲为前南刑庭法官候选人的事，我不是从父亲那里听说的，是条法司一名工作人员打电话来问我父亲在刑法方面的经验时方得知。父亲同往常一样不与家人谈工作单位的事，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此提名感到欣慰，这是对他一生辛勤付出和学识水平的肯定。他愿意在耄耋之年，担此重任，而且满怀一腔热血要把工作做好。虽然国际法官工作时不代表政府，不接受政府的指示，但是他认为工作的好坏会影响国家和个人的声誉，因此他加倍努力地工作。为了做好法庭的工作，他做了一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他的听力损害很大，为此他配了几个助听器，但是效果仍不够好，这是他工作遇到的最大障碍。不过，法庭要做的工作或开会都事先有通知、议程安排，他都事先做好准备，对研究的问题或会议的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国际刑事审判是开创历史性的工作，父亲虽然在解放前曾做过刑事案件的辩护，偶尔教过刑法课，解放后翻译过外国刑法和纽伦堡审判的判决书，但是国际刑法和国际刑事审判对于他来说无疑仍是重大的挑战，因此，他在上任后花费了很多时间阅读大量有关的文件和论文，做了很多笔记。在讨论法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以及处理的案件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同时担任前南和卢旺达刑庭的上诉法官，在他任职期间，曾去卢旺达法庭所在地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开过两次法官全体会议。非洲流行黄热病、疟疾等，去之前要打一些防疫针，身体会产生反应。阿鲁沙当时的路况很差，高低不平、尘土飞扬，还经常停电。第一次去开会时，美国法官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呼吸道似乎出了些问题。澳大利亚法官在那里跌倒，第二次他就不去了。以我父亲的高龄，他若提出不去非洲似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过，连不去的想法都没有流露过。卢旺达法庭的首任庭长卡马法官在得知他去世时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他不畏条件艰苦去非洲这件事。实际上，前南法庭法官周转不开时，上诉法官有时也被分配做审判分庭的案件预审阶段的工作。分配给他的工作他都认真去做。在他生病住院的最后日子里，仍然继续看法院送给他的文件。

问：在李先生离开我们的第二年，您被派往卢旺达国际法庭，在我们看来这既是“女承父业”，更是“临危受命、火线上任”，当时组织上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考量？您在就任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实际上，我并非我国派往卢庭工作的。在我随父亲去卢旺达法庭开会时，我就向卢庭提出到卢庭工作的申请，南庭的法官们知道我在大学教国际法，有法官向卢庭推荐了我。父亲去世后，得知外交部向前南刑庭推荐了两名中国国际法学者去工作，我是其中之一，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南庭让我去工作的通知。1998年暑假期间，我却收到了卢庭录取我的通知。我咨询了外交部有关领导的意见，他建议我以外交部借调方式办理离校手续，以防日后回国失去工作，因此我实际上是卢旺达法庭正式聘用的工作人员，属于联合国职员。

在父亲任职南庭法官期间，我接触到法庭公开发布的所有文件，得以密切跟踪两个法庭的设立和发展，见证了它们的创新和举步维艰，认识到国际刑事审判在对结束有罪不罚和冤冤相报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为受害者实现正义和防止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的确，法庭的法律工作人员都认为自己在亲身参加这一创造历史的事业。国际刑法是国际法中的一个新分支，是我父亲法学生涯最后的献身领域，也为我开辟了学习、研究和实践的一个新天地。国际刑事法庭的使命是伟大的，作为国际刑事法庭的一名法律工作者每天面临的可能只是一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或小齿轮的工作，需要脚踏实地、认认真真、互相配合地去做，来不得半点差错。我当时就是以这种心情去投入新工作的。

问：李先生在90大寿时曾作诗“假我一十载，了此万年心”，希望能够完成一部全面的国际私法著作，但却最终抱憾，您和家人以及先生的同事学生是否计划为先生实现这一心愿？我们能够做什么？

父亲英国留学归来，虽然发表的论文涉及法律的不少领域，但是他的主攻方向是国际私法。他在90岁生日时赋诗曰：“天道好仁爱，人间喜晚晴，假我一十载，了此万年心”。表达了他计划在十年里完成一部全面的国际私法著作的心愿。他去世后，我本想帮助他完成这一心愿，我查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他发表的论文、著作，编辑出版了《李浩培文选》，并在苏州大学赞助下出版了《李浩培法学文集》，还把他留下的些许草稿整理出来，发表在《中国国际法年刊》上。后来我发现自己胜任不了写作或编辑国际私法著作的工作，我没有掌握那么多的语言，看不了他留下的那些参考书；我没有比较民法的基础，仍然是国际私法领域的门外汉；他没有留下写作的思路、计划或大纲，这使我无从下手。很遗憾，我无法完成他的心愿。父亲为写他的国际私法书曾列出了几页外文参考书目，我从和平宫图书馆找到一些，借出来复印了近百本。我想也许这些资料对研究国际私法的学者有用，就捐给了我校国际法学院的资料室。愿我国的国际私法学者能够写出高质量的国际私法著作，也能够间接了却他的心愿。

问：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您的母亲凌日华女士并不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也许每一个成功男士的背后都有一位默默付出的妻子？您的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人们说每一个成功男士的背后都有一位默默付出的妻子，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父母亲本来就是亲戚，父亲家早就去母亲家提过亲，外祖父说本来亲戚就少，不同意亲上加亲。后来父亲大学毕业了，外祖父觉得父亲很有出息，就同意了他们的婚事。我父亲是家里的长子，还有几个弟妹，大家住在一起，是个大家庭。父亲一直都忙他自己的工作，他1936年只身出国留学，母亲留在家里，不但要照顾自己的三个年幼子女，还要照顾整个的家庭，她非常能干、贤惠、宽容大度，把家维持得井井有条。1939年二战爆发后，父亲从英国回来，没有回上海的家，就直接去了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直到祖父去世后，1942年，母亲才带着两个儿子，在舅舅的陪同下，跋山涉水在路上走了三个月，千辛万苦到四川与父亲团聚。姐姐那时身体不好，母亲怕她路上吃不消，把她留在了上海，由奶奶和姨妈抚养。

母亲在家里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对父亲和我们子女乃至第三代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什么事都不用父亲操心，因此，父亲才能够一心读书和钻研。上世纪60年代以及后来，我父亲写的很多稿件都是我母亲帮他抄写誊清的。没有我母亲默默无闻的付出，父亲绝对取得不了那么多的成就。我家搬到外交学院后，母亲除了照顾父亲、两个未成年女儿和一个外孙外，还积极地做家属委员会的工作，她热心、人缘好、乐于助人，把家属委员会的工作做得红红火火。1969-1972年间她与父亲一起去了五七干校，她主动用带去的手摇缝纫机为大家缝补衣裤，还在一名工作人员下地干活时，帮她照看婴儿。我觉得我母亲的性格好，能力也并不比父亲差，只不过囿于她出生的年代，一般家庭的女子不能受高等教育，就是在家相夫教子。如果换个年代，她可能不比我父亲逊色。

问：先生的几位子女，现在都成绩斐然，您认为先生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有什么独到之处，先生作为一位父亲对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我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比较严格，但是没有寄予过多的期望，就是希望我们好好读书，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做好本职工作。解放那年我大哥考大学，他考取了三所大学，其中一个医学专业，还有一个是畜牧兽医专业。父亲说，解放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提高，需要更多的肉类食物，建议他去学畜牧兽医。大哥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一直干到退休，头十年里都没回过家。有一次他写回家的信上有烟味，父亲马上告诫他不要吸烟，后来方知烟味是其他人在开会时吸烟造成的。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家兄妹几人都不抽烟酗酒。大哥的工作也小有成就，文革后他在西北带领科研小组成功进行了奶牛的胚胎移植。二哥初中毕业参干入伍，分配到第四军医大学学习，以后在野战医院工作直到复员转业。与父亲一样，他言语不多，踏踏实实勤恳工作，不畏艰险，参加过核试验，在中越边境战中荣获了一等功。

父亲的身教远胜于言教，他不随波逐流，不被逆境折服，坚持他认为是对的观点，坚持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在我下乡插队几年，觉得前途渺茫时，他送我高蟾的诗一首《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他鼓励我积极进取，不要受不利环境的影响，这首诗正是他人生的写照，也使我终生受益。

问：李先生生前有很多国际法学界的挚友，如倪征燠先生、王铁崖先生以及国际法院的诸位同事等，他们是如何评价李先生的？

父亲的勤奋、博学和谦逊在和他共事过的人之间广为称颂。王铁崖先生评价父亲说：“在伦敦政经学院，我们朝夕相见，图书馆桌灯下，勤读苦学。浩培更是日以继夜，从不间断，勤学精神令人钦佩，而后几十年坚持这种精神，成为他一生的特点这是任何人所难以比拟的。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是与他的这种刻苦努力分不开的。”前南刑庭庭长卡塞西更是对父亲赞誉有加，他说：“其他法官和我以及所有为法庭工作的有机会与李法官共事的人都对他极为尊重，我们曾一同在上诉庭工作，他虽有渊博学识，足以轻易在才智上胜人一筹，却从未显出这类人常见的傲慢。我总是对自己说，我们这些法官都应学习李法官那简明扼要的写作风格。他在上诉庭塔迪奇、埃戴莫维奇案判决中的个别意见或异议意见显示了精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提出独到见解的勇气，还有他那与众不同的简洁风格。他处理案件的方式融合了他的人道主义观念和对基本人权的关注。在对法律技术细节进行审议的过程中，他总是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并以他特有的坚决强调遵循根本原则的重要性。这样的小插曲还有很多。它们反映了李法官意志坚定而又儒雅大度的性格。”哥斯达黎加法官贝内托曾对我说，在欧洲，人们四、五十岁就想退休了，而你父亲这么大年纪还在工作，我们都把他作为楷模和老师；法官沙哈布丁说：“听他谈话和听取他的意见很受启发，像许多人一样，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检方律师哈尔蒙说：“他是一个卓越的、精力充沛的人，他的才智向我们所有人提出挑战并激励着我们。”

问：李先生在工作之余有哪些兴趣爱好？先生是如何养生的？如何在如此高龄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父亲的爱好是读古诗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二十四史等，特别是古诗词，在文革期间、在干校和在海牙，他都利用零星的时间，吟诵或默写一两首古诗词，检验他的记忆力和陶冶情操。他还喜欢线装书、碑帖字画。我上小学时学写大字（毛笔字），一般同学都用描红字帖，父亲给我挑了《九成宫醴泉铭》的字帖，他说女孩子临摹这种字帖好，他给我哥哥挑的是颜真卿的颜体字贴。他年轻时，有时也写几笔。偶尔也打桥牌、下象棋，哼几句京剧，他年轻时兴趣爱好可能不太少。

父亲从年轻时就喜欢走路，以步代车。在外交部工作时，有很长时期他都步行上下班（光华里-东四），后来，条法司为了照顾几位年纪大的专家，派车接送他们上下班，他就晚饭后散步至少一小时，一直保持这个习惯。上世纪50年代发现他患有高血压，他就到中山公园拜师学太极拳，一直坚持每天打太极拳，在外交部上班的工间也打上一套。有一段时间他比较容易感冒，听说从小有鼻炎的外孙练冬泳把鼻炎治好了，他就开始洗冷水澡，不管春夏秋冬一直坚持。我很佩服他，曾尝试也洗冷水澡，但是天气转凉就放弃了。我总结出来他的长寿秘诀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抽烟、不喝酒，满足于粗茶淡饭；生活有规律，早睡早起，坚持锻炼；保持平和心态，没有权欲和贪欲；不断学习、思考、研究和工作，做好自己的工作。

问：纵观李先生的一生，“老师”的身份一直贯穿其中，学生们如何怀念他？而他对青年学生又有哪些希冀和要求？而您作为国际法学的教授，对于老师和学生的身份和关系又是如何看待的？

文革后，父亲有机会去上海、杭州讲学，见到他在浙江大学教过的学生，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自编的一个“代邮”通讯上表达出的师生情谊深深的感动了我，令我难以忘怀。可惜现在手头没有带这些资料。我曾与浙大的一些学生座谈，他们都提到父亲教书首先重视育人。他教课时，不带讲义，成竹在胸。不上课时，他们也常能看到父亲看书的身影。他们还提到在浙大学生运动中，父亲如何爱护和保护学生，并将被捕的学生保释出来。父亲在武汉大学教的学生中，端木正、王明扬、姚梅镇等先生后来都成了法学名家，王明扬先生每年过年都来看望我父亲，端木正先生在北京任职最高院副院长时，每年也都来家拜年，临走时总是对我父亲深深的鞠一躬，让我为之感动，这在现在的师生关系中极为鲜见。姚梅镇教授生前与我父亲常有书信往来，主要是探讨专业，那时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姚先生在国际经济法方面教学和研究成果显著。父亲对学生和青年学者都很热情，对给要发表的论文或著作提意见的请求、推荐出国留学的请求等都尽可能提供帮助。我作为国际法的教师，无论从专业水平、敬业精神方面都与父亲相差甚远，但有一点我与父亲相似：更看重学生的人品，我觉得人品不正，学问也做不好。我与学生既是师生关系也是朋友关系，我欣赏那些努力进取的学生，愿意尽我的绵薄之力为他们的进步发展铺路。

受访人：凌岩教授，李浩培先生之女，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曾任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法律官员（1998.9-2004.6），荷兰莱顿大学国际航空外空法研究所访问学者（1990.9–1991.9）。担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法年刊编委和中国国际法学报（英文）编委等重要职务。著有《跨世纪的海牙审判--记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评释》、《联合国卢旺达国际法庭的理论与实践》、《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的定义》、The 1956 Japanese War Crimes Trials in China，Prevention of Outer Space Weaponiz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 A Chinese Lawyer’s Perspective等中英文学术著作和论文。

由于排版原因，未保留原文引注，完整内容请参见外交学院法律与外交研究中心集刊《法律与外交》2017年卷（总第2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