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进华

中国自古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师与天、地、君、亲相提并论，是以，在古人的心目中，师生关系是社会伦理之网中异常重要的一维。那么，如何对待师生关系呢？

对此，古人通俗的看法是“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太公家教》）这一类说法重在强调弟子一方在礼法上应尽的义务，即要像敬父一样敬师。同时也揭示出，在传统礼法秩序框架下，师生关系具有近似于父子关系的属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拟制父子关系。

正因如此，师生之间如果发生暧昧的情事，则就性质而言，已近于家族的内乱，而为不伦、乱伦了。

小说《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本为师徒，因相依为命，日久生情，遂以夫妻相许，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并不觉有什么伦理上或审美上的障碍。然而在小说所设定的时代环境中，杨、龙二人却被武林人士视为败类，因为“宋人最重礼法，师徒间尊卑伦常，看得与君臣、父子一般，万万逆乱不得。”是以，黄蓉警告杨过说：“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神雕侠侣》第十四回）

在今天，师生恋之不被允许，主要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和权力不对等可能对学生造成伤害，即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为排除情感因素的干扰以确保教师职务的“廉洁性”，一为预防教育权力的滥用以保障学生作为弱势主体的权益。而在传统的视域中，师生恋之成为禁忌，似乎并无这些方面的考量，而主要是因为此种不伦情感对名分制度的破坏。

名分，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可能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而在中国古代，却与一系列实体性的权利和义务相联系，具有制度性功能。社会各阶层人，无论男女老幼，皆各有其“名”，并按照“名”的内涵享受相应的待遇。同时，亦各有其“义”，“义者，宜也”，即须遵照各自的“名”而行其所当行之事，如此才能名实相副、名正言顺。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是以中国古人特为看重名分的意义，谨守“名”的边界，以得罪名教为莫大耻辱。

在名分制度的框架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生各有其应有的地位和待遇，亦各有其所当行之事。为人师者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分内之事，出此即为逾分越礼。师生与夫妇，其名悬绝，其理迥异，若使老师与学生发生感情，是无异于将师生关系和夫妇关系搅和在一处，名之不正，莫此为甚。故古人悬为厉禁，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由于在我国古代，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所以师生恋的问题并不突出，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太平广记》中记载了一则南朝时的故事，叙述了襄阳人陈安居为地府使者误拘，亲历地府断人功罪的场景：

至阶下，一人冠冕立于囚前，读罪簿，其第一措行，昔者娶妻之始，夫妇为誓，有子无子终不相弃，而其人本是祭酒，尝亦奉道供化，徒众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奸之，遂弃本妻，妻尝诉冤，府君曰：“汝夫妇违誓，大义不终，罪一也；师资义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淫，无以异也，付法局详刑。”

故事虽然讲的是冥判，却是世间律法的投射。在古人的观念中，师生关系中若掺入了性的因素，就不是“不应得为”那么简单，而构成奸罪，逆伦伤教，其罪大焉。

由上可知，古人看待师生恋的视角与今人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人的视角中，师生恋的恶劣性质绝对比今人所感受到的更为严重。同时，古今之间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古代的师生恋，无论是师的一方还是生的一方均为有罪，而在今日，责任只在师的一方，而于生的一方则较为宽容。

当然，古今之间未尝没有相通之处。古人讲名、义、理，今人讲权利、义务、责任，仔细品味，名、义、理的加总中既体现着社会正统观念形态，也包涵了包括权利和义务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可谓异曲而同工。

另一方面，古人对师生恋的深恶痛绝中应该也隐含了对师生恋妨害教师职业目标达成的担忧。“师者，道之所在。”（《礼记大全》卷3）为人师者担负着弘道树人的重任，其职务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而两性关系属于私的范畴，为人师者若受制于儿女私情，如何能弘道？又如何能树人？职此之故，为确保师者职能的充分实现，必须做到公私分明，存天理灭人欲，这应该是为人师者职业伦理的重要内容。

说到师者的职业伦理，不能不提到儒家经典对“师”的功能定位。譬如，在《周礼》关于周代社会组织机构形态的描述中，“师氏”、“保氏”作为主掌教育的职官其地位非常突出，其职能如下：

师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敎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周礼地官师氏》）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周礼地官保氏》）

简言之，师氏教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艺六仪。关于师与保的区别，古人辨之甚悉，如孙诒让云：“师氏教以德行，保氏教以道艺，学小成而后升于大学，大司乐教之。”（《周礼正义》卷42）可见，师、保俱掌教育，职业重心却有所不同，师重在德育，而保重在智育和体育。师既主掌德育，则其自身必须德行高尚，世称贤者，所以郑玄说：“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周礼注疏》卷2）反之，一个人如果德行有亏，自然是不配为人师的。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中似乎一直是如此。

当代的教育体制则是师、保合一，而且智育的地位骎骎乎驾于德育之上，所以也就难怪予人以师道不彰的印象了。近些年来我国教育领域虽然推出了师德“一票否决”的制度或办法，让人看到了些许回归传统教育理念的迹象，然而此类制度或办法多半雷声大雨点小，是以效力大打折扣，不能令人满意。

总而言之，名教的教条已被近百年的文化批判扯得七零八碎，对于人心不再能产生约束，而对于师德的考量则在教育大跃进中日渐式微，成为徒有其名的摆设，于是乎，各种师生恋或者打着师生恋旗号的事件之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传统，体味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用心和智慧，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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