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安可求——历史长河中的五石散|163

一、零落从此始

公元248年。

管辂离开了。堂上属于他的坐席，还残留着温热。

何晏[1]心中涌起莫名的烦躁。他将杯中温酒一饮而尽，再扬起苍白细弱的手腕，将金杯狠狠抛掷在地。

“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电，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三国志·方技传》）管辂说这话时深邃平静的眼神依然浮现在何晏面前，挥而不去。

荒唐。

他不信，不信管辂“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卜筮，不信自己失德于天下，并将获难于来日。

堂前铜镜倒映着他的样貌。斯人已至中年，不若少时俊美，然而面色依然白如冰雪，与瘦削的脸部轮廓相得益彰。对镜凝望，他又想起了引以自傲的身世——灵帝时大将军何进的嫡孙，比那收养自己的曹操高贵百倍——以及足以平步士林的才学。吏部尚书，侍中，列侯，这些名位分明是自己应得的，而且还不够，尚书之上有尚书令，列侯之上有公，最后是三公……

夜风穿堂，灯烛摇曳，他清瘦削直的身影在墙壁上燃成了一抹焦灰，时散时聚，明灭不定。他觉得精神有些恍惚——最近常有这种感觉，可当他真的试图入睡时，得到的也只是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夜。

究竟有何可担忧呢？

何晏斟满一杯酒，用酒勺缓缓敲击几案。司马懿不过朽木死灰，倏忽既衰，而自己在曹爽的荫蔽下正如日中升，终有一天，终有一天……

一滴冷汗沿鬓角流下。

眩晕感再次袭来。满堂灯烛在他眼中迷离成一片火光，影影绰绰，摇曳将熄。耳边隐约响起熟悉的嗡鸣声，不知从何时起，这种低而尖锐的声音便常萦绕在他的耳畔，甚至掩过了美人手中吴丝楚管流出的靡靡仙乐。伴随着这些变化，他的心绪也愈发烦躁易怒，譬如方才管辂出言不逊时，他几乎想拍案而起……这对于注重仪态风度的名士来说，是多么荒诞的想法。

“驸马。”侍女怯弱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该服药了。”

他猛然回过神来，提起衣裾，快步走到侍女面前，端起药汤，不顾姿态一饮而尽。饮罢，将药碗摔掷在地，仿佛在发泄某种郁结已久的怨艾。

真是神奇的药。一股热流在四肢百骸间涌动，几乎要冲破身体喷薄而出。苍白消瘦的双颊浮上一抹绯红，疲惫的双眼也重新闪烁神采。思绪渐渐由混乱转入清明，甚至产生了某种不明来由的兴奋与躁动。

何晏脱下宴会所穿的高冠华服，披上薄如蝉翼的纱衣，在厅堂中不停绕圈走动。他知道这剂药的药性出奇猛烈，唯有穿着宽薄衣袍快步行走，并且吃冷食喝温酒，才能发散体内的热意。但他更相信这剂药的药效：“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

岂止“神明开朗”，他的眼前已开始浮现幻象。曹操，司马懿，管辂，无数人影在灯火中若隐若现。他疾步上前，愤然挥袖，他要亲手把那些影子全部打碎，碎成万人践踏的尘埃，从此消失在世上。

空旷的宴厅中回荡着他彻底失控的笑声。

十余日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何晏受戮，株连三族。

然而清人郝懿行在《晋宋书故》中提出，司马懿只是稍稍提前了何晏的死期：“六朝贵游，动云散发，蕴寒生熟。辄丧厥躯。假令何晏不诛，亦终夭殁。”

他认为，何晏的身体早已被所服之药毁坏殆尽。这一点似乎可从管辂对何晏的描述中看出端倪：“何之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鬼幽者为火所烧。”（《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裴松之注引《管辂别传》）

何晏所自傲的白皙肤色，在管辂眼中成了面无血色的象征，而、瘦削的身姿看似清峻，实则证明了他的躯体已经极度虚弱病态。而那焦躁恍惚的精神状态，更被管辂一收眼底。他甚至看出了体内的病源：“为火所烧”，即热毒太盛，有毁健康。

由此可见，虽然管辂的占卜术是真是伪无从推断，但他应该通晓中医望相之术。后世皇甫谧、孙思邈等人对何晏所服之药的观察论述，大抵不离管辂言旨。

这剂药，由何晏根据张仲景药方，增减药材所创，因其主含五味金石药材，故名五石散，又因服药后宜生冷饮食，别名寒食散。

这剂药，与饮酒、清谈一起，被后世烙上了魏晋风度的标签，并被许多追根溯源的历史学家，列为魏晋南北朝士人阶层衰颓堕落的主因。

是是非非，由此缘起。

关于五石散的起源，还要提另一个故事。

公元193年，十七岁的王粲拒绝了朝廷征辟，告别了风雨飘摇中的长安，孤身去往尚且安定的荆州。关于这位天才的离去，世人众说纷纭。含冤受戮的恩师蔡邕，秣马厉兵的军阀袁绍，白骨露野的衰败故都，凡此种种，都可能是压断他心弦的那根稻草。

为何离去已不重要。值得关注的是，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个人。

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盯着王粲，在那副正值青春年少的身体上，诊出了潜伏的病源：“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不成，后年三十当眉落。”这句话出自《太平御览》所引《何颙别传》，而皇甫谧所撰《甲乙经序》中还有另一种表述，不过只是将眉落推迟至四十岁，并加上“眉落半年而死”的警示而已，大体无异，故不赘述。

王粲不信。年少得志的天才，往往只信任自己，面对旁人的逆耳之言，他轻之若草芥。

张仲景没有多言，他已经履行了医者应尽的义务。

公元217年，王粲病逝，年仅四十一岁。

讲完这个故事，需要说明两点内容。

一是故事真伪尚存疑义。集中疑点在于《太平御览》与《甲乙经序》对时间的描述，《太平御览》记载当时王粲年方十七，故此时应为公元193年，而张仲景的出生日期，经考证应在公元150～154年间，所以张仲景约为四十岁左右，但根据《甲乙经序》所记，“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明显有较大出入。

但我认为，时间上的疑问并不能成为否定事件真实性的依据。《太平御览》是宋太宗在位时组织文人编撰的大型类书，其描述七百多年前的三国逸事，极可能因古籍流传有误等原因而有失准确。而《甲乙经序》是晋代医学家皇甫谧所撰，他对五石散颇有研究，并且离王粲、张仲景所处三国时期仅有几十年之遥。他记载的故事，可靠性很大。

不过这则故事中很可能有艺术夸张的成分。毕竟高明如张仲景，也未必能精准预测青年王粲的死亡年岁。《甲乙经序》中的“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大概是皇甫谧“事后诸葛亮”之语。

二是五石散的早期演变过程。

皇甫谧曾作《论寒食散方》，后散失，但许多内容仍可见于隋朝医学家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公元十世纪日本医学家丹波康赖所著《医心方》等典籍。其中写道：

“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言仲景……而仲景经有侯氏黑散，紫石英方，皆数种相出入，节度略同……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解读这段文字，首先需要关注张仲景的两个药方。

侯氏黑散，由菊花、细辛、防风、白术、人参、当归、川芎、茯苓、桔梗、干姜、矾石、牡蛎、桂枝组成，《外台秘要》记载其“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加酒服者，以行药势也”。

紫石英方，一般认为是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中的紫石寒食散方，其含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栝篓根、防风、桔梗、文蛤、鬼臼、太一余粮、干姜、附子、桂枝，可“治伤寒令愈不复”，服用时应“杵为散，酒服方寸七”。

不知出于何种机缘，何晏接触到了这两个药方，并颇具开创性地将其整合为五石散。然而隔行如隔山，何晏虽为玄学名家，对药物的理解却远不能与张仲景相比。且不提药物间相生相克的关联，连药量与服药频率，何晏都难以把控。这之后的服食五石散的名士也多如此，初期尝到药效，便以其为神药，服食不加节制，最终毁于药毒。而五石散中含有的氟、砷、硫、汞、铁、铜等元素本就极为危险，若有张仲景等经验丰富的名医从中指导，或还能将药量控制在治病与中毒之间。

有服食五石散经验的皇甫谧将其形容为：“寒食之疗者，御之至难，将之甚苦”“药虽良，令人气力兼倍，然甚难将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此评论道：“夫因减食而服石，食既进则病去，药当止矣。而犹服之不已，恃药妄作，是果药之罪欤？”此语颇为中肯，可警示后人辩证看待药效与药毒。

两味良药，在名医手中曾救人于顽疾，在名士手中却毁人于无形。可见药无善恶，人有高低。

回到王粲的故事。《太平御览》和《甲乙经序》都提及了“眉落”一词，而这实为风疾的症状，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之二风病诸候下（凡三十论）四十九）中有“恶风须眉堕落候”一节文字：“大风病，须眉堕落者，皆从风湿冷得之……故面色败，皮肤伤，鼻柱坏，须眉落。”

由此可见，张仲景对于王粲的诊断精准至极，开出的方剂也实属于对症下药。他提出“宜服五石方”，是为了用侯氏黑散与紫石英方治疗王粲的风疾，避免其“须眉堕落”，疾发早夭。只可惜王粲年少自负，未纳良言，枉费了张仲景一番医者仁心。

后世人不可不以此为警，谨遵医嘱，以全天寿。

最后一个问题。

“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若将寒食散的盛行单纯归结到何晏的名人效应，未免存在疑点。

从疗效上看，何晏并未发掘出这味药有什么起死回生的效果，只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论寒食散方》）而已。

从个人名望上看，何晏虽为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但因作风虚浮、依仗权贵，向来褒贬不一，为何后人对其行为如此推崇，连服用五石散之事也要效仿？要知道，服用五石散的人中，不乏嵇康等孤高清逸之士，他们虽然继承了何晏的玄学思想，但对其行止多有讽刺。

因此我认为，服散之风的盛行，不能完全推因于何晏个人，更要归咎其历史必然性。

阮籍的《咏怀》组诗以言辞隐晦、意旨遥深著称，其中有诗云：“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后人将其解读为，正始年间高平陵事变后，曹魏政权彻底落入司马氏手中，与曹氏关系紧密的何晏、夏侯玄、欧阳建、毋丘俭、诸葛诞、嵇康等人先后受戮。

面对司马氏的屠刀，再也无人敢站出来，揭露其犯上弑君的滔天罪行。

主张忠孝道义的士人们，从此沉默了。

“零落”，不仅指一个政权的衰败，更指一种士人气节的消亡。

而这消亡恰好与五石散行世相对应：士节颓毁，则五石散风行。五石散风行，则士气愈败。五石散，实际上成为了魏晋时代的毒品，给予迷茫苦闷的士人以精神安慰，让他们有理由走出遍染血污的朝堂，或用酒精与药物麻痹自我，在荒诞无度的醉狂中了此一生；或借服药养生之名逃离现实，寄心于修仙得道的虚幻理想。

这才是服散之风自何晏始的历史实质。

若张仲景在天有知，发现自己为挽救苍生而创的侯氏黑散、紫石英方，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沦为了何晏手中麻醉精神的迷药，恐怕也只能悲乎哀哉。

世衰如此，何药可治？

可是，盛世，何时才能到来呢？

二、独有延年术

魏晋之交，五石散作为养生术的代表，在士人群体中愈发风行。而追求养生之道的人通常有两种：

第一种，已经征服了远城近邦，征服了万水千山，若想再往前一步，便只能从征服空间转向征服时间，通过求仙问道，追寻永恒生命。他们往往是盛世的开创者。

第二种，发现时局已无药可救，即使自己愿意“纵躯任世度”，也无法扭转“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现实，于是只能将对外的政治诉求，化解为对内的生命关怀。他们往往是衰世的旁观者。

而名士们显然属于后者。

何晏之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高平陵事变昭示着曹魏之败。罗贯中在《三国演义》末尾古风诗中，颇为讽刺地概括了高平陵事变后荒唐的政治局面：“钟会邓艾分兵进，汉室江山尽属曹。丕睿芳髦才及奂，司马又将天下交；受禅台前云雾起，石头城下无波涛。”曹氏从刘氏手中篡夺的天下，没传几代便被手段更为狠辣的司马氏所篡。司马氏夺取政权，是谓不忠；高平陵事变中背离保全曹爽身家性命的承诺，是谓不义；而从之后八王之乱骨肉相残的事件来看，似乎也没什么孝悌的家传。但这样的家族却以忠孝为标榜，令诸位士人一时不知忠孝为何物。

士大夫们刚从汉朝覆灭的阴影中走出来，却发现新建立的曹魏政权又成了历史。他们开始迷失方向：在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势中，是否还存在所谓的忠义之道？就算存在，他们又该忠于谁？忠于汉室的荀彧、诸葛亮[2]等人坟前草已青青，刘汉彻底成为往昔。忠于曹魏的夏侯玄、毋丘俭反晋[3]事败受戮，株连无数，这显然不是士大夫们想要的。但若忠于踏着白骨走上受禅台的司马氏，又似乎太违背士节。

道义何处追寻？抱负何处施展？得不到答案的士人们，便从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者，变成了衰颓时代的旁观者。这些人所追寻的养生之道，不仅包含了现代人所理解的健康保养，更带有不问世事、养拙求生之意。

但五石散真的能成为名士灵魂的安居之所吗？他们在放荡疏狂的外表下，是否真的已经淡漠了悲喜好恶？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对一些气节尚存的名士而言，借五石散逃避世事，不过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离开刑场，嵇喜径自归府。途中，他遇到了钟会的车驾。钟会见到嵇康的兄长，微微颔首，眼神依然高傲，却并无喜色，反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落寞。他的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

嵇喜一言不发，从他身旁走过。

回府后，他独自在堂上呆坐着。仆从不敢上前打扰，只能看他从日上三竿坐到月上梢头，手边一盏热茶，凉成了一杯冰水，可终究凉不过他苍白颤抖的指尖。

若非嵇绍，他可能会不言不语坐至明日鸡鸣时。那孩子走到他面前，用一双清透的眼睛与他对视良久，终于在沉默中得到了那个答案。得知事实后，嵇绍低下头，一个人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望着侄子寂寞走远的背影，嵇喜恍然惊醒，继而意识到自己那超然世外的弟弟，真的一挥衣袖离开了人世。饰车驻驷，从此只他一人，驾言出游，其后由谁相送。

棠棣[4]花开展眼尽，生死一别两茫茫。

这样的结局，嵇喜早有预料。嵇康才气外露，性情放诞，虽重服药养生之术，却无避祸全身之意，再加上与司马氏的政治分歧，遭到迫害只是早晚的事。他对弟弟多有劝诫：“达人与物化，无俗不可安”，劝其莫恃才傲物，招致世人忌恨。“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原”，劝其莫隐居不仕，毕竟作为曹操的曾孙女婿，他的隐居更像对司马氏政权的不合作。“达者鉴通机，盛衰为表里。列仙狥生命，松乔安足齿”，劝其莫沉迷养生，弃世远遁，而应关注政局，顺应时势。

显然，嵇康没有听从他的劝诫。他继续放逐自我，终日饮酒服药，与朋友向秀、阮籍等人谈论养生得道之法，写成了《养生论》《答难养生论》《游仙诗》等名作。

在嵇康的养生之道中，“服药”占了重要地位。其《养生论》中说道：“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察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他认为存在一种保养生命的“上药”，能够助人补气健体，延年益寿。

那么何以证明五石散就是嵇康经常服用的“上药”呢？

魏晋名士有“扪虱而谈”的传统，此词初见于《晋书·王猛传》，但在嵇康处便可见到此行为的雏形，其《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关于虱子与五石散的关联，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已说得很明白：“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如果嵇康所服并非五石散，也就没有必要穿爬满虱子的旧衣。他所说的不堪“裹以章服”，其中既有不愿屈于虚伪礼教之意，也有服食五石散后的症状所迫。

关于嵇康等竹林名士的衣着，还可参考南朝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与晚唐帛画《高逸图》。前者作者不详，后者一般认为由孙位所作，其中人物衣着行为基本参照前者。

上图截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嵇康部分。之所以判断其为嵇康，是因为人物姿态符合“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嵇康《赠秀才从军》）之典。可以看到画中人衣衫不整，胸襟开敞，正符合服用五石散后浑身发热的症状。而作者让嵇康以这一形象入画，说明当时士人多以宽袍缓带为美，侧面印证了五石散的盛行。

下为《高逸图》，根据同《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对比，从左至右分别为阮籍、刘伶、王戎、山涛[5]。他们与嵇康同为竹林名士，交游甚密，生活习性也相互浸染。画中阮籍、山涛二人披襟露乳之态，颇有服散后发散药力之意。

用服食五石散后的症状，可解释嵇康的许多行为。例如著名的嵇生锻铁：“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圆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世说新语·简傲》）根据皇甫谧《论寒食散方》（载于《诸病源候论》）所说“服药之后，宜烦劳……当更温酒饮食，起跳踊春磨出力。”服食五石散后需要通过剧烈运动发散药力，即所谓“行散”，而锻铁极有可能是嵇康行散的方式之一。而皇甫谧在谈及化解药效的方式时，又说：“因以冷水浇淹手巾，著所苦处，温复易之，自解。解便速冷食，能多益善。”（载于《医心方》）并且将“当洗勿失时”列为服散后“七急”之一。按照中医说法，服食五石散后体内积热，除运动发散外，用冷物中和也是必要之举。由此可见，冷水是解散的必备之物，“激水以圆之”或许是为了服散后立刻用水洗浴，从而缓解症状。

嵇康对待饮酒的态度也深受五石散影响。他在写给向秀的《答难养生论》中将酒形容为“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柞”，但自己“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之时，仍离不开“浊酒一杯，弹琴一曲”。而与他相交游的阮籍、刘伶，更是史书有记的嗜酒者。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服散后需要“常饮酒，令体中酿醇不绝”“与热酒，任本性多少，其令酒气两得行”。

不过在一片服散养生的风气中，也开始有人提出质疑：五石散是否真为保养生命的仙药？而若求效心切，不加节制地服用，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皇甫谧给出了答案。

冰冷刺骨的水不断浇在皇甫谧身上，以平息游荡于四肢百骸的燥热。但精神的焦躁惊悸无法平复。天旋地转间，他仿佛看到了梁柱倾斜，屋宇垮塌，断壁残垣中一位白发老者弓腰而行，猛回头那张脸已枯如槁木，目光却依旧阴冷如孤狼，锐利如猎鹰[6]。

他吓得拿起了佩刀，猛地斩向那人。然而任凭他怎样胡乱挥砍，都无法动对方分毫。寒风穿过空寂的厅堂，他在风声呼啸中听到了老人的笑声，似是在嘲笑他，更似在嘲笑天下人。

皇甫谧再也无法忍受，引刀刺向自己的脖颈，却被身后一人抱住。恍惚间，他大叫一声，几乎晕厥过去。

公元248年，魏正始九年，三十四岁的皇甫谧患上风疾，出现“躯半不仁，右脚偏小”等症状。为了治病，他开始服用流行一时的养生药物五石散。或许是治病心切，又或许是困于认知局限，未能察觉这味药隐含的危险，他的服药量与日俱增，而且违背了服药规律，正如其在《让徵聘表》中所云：“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

而过量服用的后果，在其《论寒食散方》中有详细记载：“或饮酒不解，食不复下，乍寒乍热，不洗便热，洗复寒，甚者数十日，轻者数日，昼夜不得寐，愁忧恚怒，自惊跳悸恐，恍惚忘误……吾尝如此，对食垂涕，援刀欲自刺，未及得施，赖家亲见迫夺，故事不行。”

与抱持强烈政治立场的嵇康不同，皇甫谧的痛苦更多来自于真实的病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魏晋之交的混乱政局无动于衷。那封以患病为由拒绝朝廷征辟的《让徵聘表》，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意图，今人已无从得知。

但他对于五石散危害的认识，要高出同代人一筹。他不仅叙述了自己“乍寒乍热”“昼夜不得寐”等症状，更记下了世人因五石散而病的普遍症状：“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烂溃：蜀郡赵公烈，中表六丧：悉寒食散之所为也。”而造成这些危害的主要原因，被他归结为“违错节度”，这与后世李时珍等人的看法相同。

说来有些矛盾，养生是为了延长生命，但嵇康似乎并不惜命。好友山涛推荐他入朝为官，他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彻底断了司马政权拉拢他的念头；身居高位的钟会来拜见他，他也不加理睬，似乎将这位少年天才当成了一个靠奉承司马氏上位的庸人。事已至此，无论是心思敏感的钟会，还是权欲难填的司马昭，都无法再容下他。

公元262年，嵇康受刑于东市，时年四十。

嵇喜不需要五石散。因为他知道，在动荡年代，保全生命更需要把握时局，与世浮沉。所谓养生之道，只是乱世中的自我安慰而已。更重要的是，他比弟弟更放得下。所谓道义，所谓气节，对嵇康来说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对他来说也不过尔尔。也正因此，阮籍才会对他白眼相待，吕安才会将他嘲为凡鸟。他对此也不甚在意。

沧浪之水清兮浊兮与他何干？且乘一叶扁舟逐流而往。

司马昭、钟会更不需要五石散。他们正专注于当下的政治风暴，无心理会百年后的何去何从。乱世如刀戟之林，总有人投身其间，虽濒死而尤未悔。

然而时间永远走得比人更快。多少荣名权位，回首不过黄粱梦一场。

公元264年，史书记述钟会谋反，事败，死于乱军，时年三十九。司马昭株连其族，后默许向雄安葬其尸。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逝，时年五十四。

消息像风般传向嵇喜，却并未在他心上掀起波澜。他只是忽然回忆起了当年离开刑场时，钟会那双寂寞的眼睛。

他斟上一杯酒，隔空敬故人。

司马昭已死，其子司马炎继承遗志。魏朝亡，晋朝立。然而篡来的政权名不正言不顺，又能支撑多久？

几十年后，八王之乱，永嘉之祸，衣冠南渡，神州陆沉。

从此天下只余剩水残山，故园北望，一江清泪向东流。

三、衣冠南渡远

流水落花，一望春去也。

水畔起高轩，轩上高台，名士雅集。王羲之坐于主位，手执麈尾，忽谈钟会之才性四本论，忽言嵇康之声无哀乐说。满座王公大臣宽袍飘逸，或把盏而听，或奋袖而驳，巧辩时出，玄言盈庭。

他们已然忘却，长江之北，还有一片失去的故国。

衣冠南渡飘摇远，从此金陵是洛阳。

史学家将这些生于生长江南一带的名士称为“江左名士”[7]。在这一群体中，五石散依然流行，甚至大有超越前代之势。但服散这一行为的思想内核，开始产生积微成著的变化。

不同于沐浴腥风血雨，结局多无善终的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以及经历山河沦丧之痛的渡江名士，江左名士偏居江南一隅，所处环境相对宽松安逸。尤其是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簪缨世家，其子孙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在仕途上不需多加勤奋，便能身居高位。

可悲的是，许多世家子弟似乎以为自己身于盛世，却忘记了北方黎民百姓还在异族的铁蹄下挣扎，南方衣食无忧的也仅是世家大族而已。他们本该恪尽职守，勤于政事，以图匡扶社稷，但却日复一日地沉浸在服散养生、清谈玄学之中。这样的东晋，怎能不江河日下？

于是五石散不再是纾解苦痛的安慰剂，而成了士大夫们寻欢作乐、附庸风雅的奢侈品。

谢道韫望着窗外纷然坠落的柳絮，最后一次回想起那个白雪漫天的日子。叔父谢安素衣飘扬，眉目清朗，忽而一声长啸，将高台雅榭啸成了空谷幽林。他问白雪何所拟，她答柳絮因风起。满座皆惊。从此，世人皆知她谢道韫才可咏絮。

后来呢？

她想起了十里长街锣鼓喧鸣，花雕酒带着酸涩的甜。红绸连绵飞扬蔽日遮天，红烛映他面容温然。以前在她印象里，王凝之是琅琊王氏的子弟；而从今往后，琅琊王氏就是王凝之的家族。

她想起了明月清宵临轩揽卷，王凝之坐在一旁，书只翻过几页《老子想尔注》[8]，字却写了一帖又一帖。趁酒写成的草书清劲潇洒，似有其父之韵。她放下手中那卷《嵇康集》[9]，缓然拿过王凝之正在临写的家信。信上王献之笔迹宛然：

“献之白，兄静息应佳，何以复小恶耶？伏想比消息，理尽转胜耳。礜石深是可疑事。兄熹患散，辄发痈，势为积乃不易。愿复更思，唯赖消息。献之内外极生冷，而心腹中恒无他。此一事是差，但疾源不得佳。”[10]（王献之《静息帖》）

王献之的草书风流自然，比王凝之更多三分逸气。然而信中所写却非赏心乐事，而是兄弟几人因药患病之灾。

谢道韫本不介意王凝之服用五石散，毕竟诸位谢氏父兄相聚时也常以服散为雅事，行散时且醉且歌，面色白皙透红，宽袍临风飘然，宛若神仙下境。

但随着时间推移，她发现王凝之借治病养生之由连日服散，服用后为了发散药力，将自己浸在醉生梦死的酒罐子里，忘却了案牍公文为何物。与此同时，王凝之笃信天师道，府上交游无几贤明之士，唯多信道炼丹之徒。身为会稽内史，肩担一方之任，终日如此，成何体统？谢道韫纵然不知政事，也读过几册圣贤之言，心中是非颇为分明。

然而当她出言劝诫时，王凝之不以为然，并言：昔日嵇中散、阮步兵皆为大贤，今辈服散养生，是效其风流行止耳。尔一女子，莫非贤比嵇、阮？

谢道韫面上不动声色，心头却是涌上一股怒气，只得堪堪笑道：妾自然不比嵇、阮，然而王郎可如二人？君不闻东施效颦之事乎？况且孔子曾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嵇、阮无重任在身，故可终日闲居养生，而王郎食君之禄执掌一方，应怀一方之民生，若不然，何不弃冠冕而归山林？妾现去收拾细软，随君归隐去，王郎意下如何？

王凝之愤愤然摔下笔，抱起酒壶转头走了。

谢道韫心下五味杂陈，也不多言语。她放下手中半皱的嵇康集，缓然走到王凝之坐过的桌前，小心翼翼地翻起了那几封家信。

入眼赫然是其父王羲之的字迹：

“谨，仆近暴不佳，如恶气，当时极恶，赖即退耳，故虚劣。”

“奉承问，近雪寒，患面疼肿，脚中更急痛，兼少下，甚驰情……若献之弊於淡飰，饮得春风，气惛乱言，故欲热，复食酒，为腹可耳。”

“中表亲疏略尽，实望投老得尽田里骨肉之欢。”

“冀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与诸君一佳集，遣无益，快共为乐，欲省补顷者之惨蹙也。”

“愿诸君各保爱，以俟此期。”

这些信均是王羲之写与几位儿子的，所叙皆为王氏子弟受疾病所苦的情状。谢道韫感到有些不安，因为心气暴躁、浑身肿痛、燥热不堪这些症状也常出现在王凝之身上，甚至在谢家兄弟中也有听闻。她忽然瞥见了王献之信中“礜石深是可疑事”一句，进而想起坊间确有关于五石散害人患病甚至暴死的传言，于是愈发怀疑起五石散的药效。但她到底不是博古通今的全才，未看过皇甫谧《论五石散方》，更未深入了解过五石散害人之事，只能凭着一些听闻，做出模糊不清的推测。

事实上，王氏家族受五石散困扰的程度远超她的想象。后人在王羲之的书信中，找到了更多关于服散的内容：

“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

“举体不能行履，服遂差。”

“极热，敬惟府君此月内得书，来时几得问。希此消息，极闷闷。”

“小妹亦故进退不孤，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月，兼燋劳，不可言迎集。”

从中不难看出，王羲之等人虽然在服散后会产生“行动如飞”的快感，但事实上，其身体与精神状况已渐受腐蚀。为了缓解五石散的副作用，王氏父子也曾做出许多努力：

“天鼠膏治耳袭聋，有验否？有验者乃是要药。”

“姊告无他事，崇虚刘道士鹅群并复归也。献之等当须向彼谢之。”

但这些缓解散发症状的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只能一时缓解某些症状，却无法彻底清去体内有毒物质。以当时的认知水平，自然无法对五石散的成分做出化学分析。不过有识之士已对致毒原因做出了初步判断，例如王献之所说“礜石深是可疑事”。

而关于王献之提到的“礜石”，后世颇有一番争议。葛洪、巢元方等人所记的五石散方中并无礜石，但葛洪提及了“白矾”这味药材。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金石》中写道：“古方礜石、矾石常相混书,盖二字相似,故误耳。然矾石性寒无毒,礜石性热有毒,不可不审。”综合这些观点，基本可以推断礜石是导致五石散毒性的原因之一。

礜石又名毒砂，今人多称之为砷黄铁矿，其中砷元素有强烈毒副作用。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述了相关轶事：“刘表在荆州，与王粲登鄣山，见一冈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 , 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热不出外，故草木焦灭。表掘之，果有石满茔。”故事未免有些夸张，真实性尚且存疑，但反映出古人对礜石毒性已有深刻认识。

不过，五石散中“深是可疑事”的成分远非礜石一种。

葛洪所述五石散方包含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五味药材，其中毒性最大的，除了被记为“白矾”的礜石以外，还有著名的雄黄。一些医者认为雄黄功效显著，可“解毒杀虫，燥湿祛痰，截疟定惊”。李时珍则不以为然，并在书中强调其毒性：“而方士乃炼冶服饵，神异其说，被其毒者多矣。”值得铭记的是，对待此等具有毒性的药物，必须慎之又慎，宁可以他药替代，也不能错用、乱用。

而巢元方认为五石散配方包括钟乳、硫黄白、石英、赤石脂、紫石英，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紫石英。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紫石寒食散方亦有此药物。

关于“紫英石”一词所指具体药物，历代研究者莫衷一是，或言紫水晶，或言萤石。紫水晶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并无毒性。但萤石含有大量氟化钙。适量摄入氟元素可刺激神经，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可一旦过量则会导致中毒，对人体深有弊害。当代学者雷志华、高策在《毒药还是良药？——中国古代寒食散探析》一文中，将五石散发病症状与氟中毒症状做了详细对比，现引用如下：

由此可见，将五石散之害归因于萤石引发的氟中毒是深有根据的。

谢道韫固然不满王凝之浑噩度日，但也无可奈何。归去省亲时，叔父谢安见她神情郁郁，不由得问道：“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

她看四下都是熟人，便佯作叹息道：“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说新语·贤媛》）

周围人自然不会把她的话当真，只当成谢家人对王家人的调侃之语。[11]满座欢笑，皆说王氏子弟不如谢家芝兰[12]。

她自己也笑了。

谢道韫多么希望回忆停留在这一刻，而非那个血色漫天的日子。

公元399年，孙恩起兵反晋，兵临会稽城下。会稽内史王凝之迷于道教，日夜祈福，不思备战。会稽城破，王凝之与其子女俱被杀。

谢道韫率家中女眷奋起抗敌，力尽被俘。然其临危不惧，厉声斥敌，使孙恩心生敬畏，遂将她与其三岁外孙送回会稽家中。

其后，谢道韫寡居府上，大隐于世。

在之前阶段，五石散的盛行以混乱政局为主因；但在东晋之后，江左一代政治局势颇为安定，初期几次叛乱也未动摇司马氏、王氏、谢氏等世家大族的统治根基，然而服散之风愈演愈烈，甚至从统治阶层扩散至市井小民。饮酒清谈也越发成为士大夫们的常态，经纶事务之人反而不如空谈玄虚之士。这其中多有历史遗留原因，东晋时人附庸风雅，只知何晏、嵇康等人为名士，便不分好坏地模仿其行为。

例如《抱朴子外篇·讥惑篇》所记：“闻贵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数食停药势，以饮酒为性命，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帷帐茵褥，任其所安。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

他们收不回沦陷的京洛，只得亦步亦趋地学习所谓“京洛之法”。阮籍服丧饮酒背后的政治意义已然被遗忘，剩下的只是一个放荡形骸的行为空壳而已。

五石散的再度盛行大致与其相同。

何晏首服此药，其中多有巧合，之后嵇康、潘岳等名士纷纷以养生之名服散，服后宽袍缓带，痛饮达旦，实为表达悲愤时事、伤怀抱负之感。但东晋时期的江左名士既未感受过魏晋之交的腥风血雨，也逐渐遗忘了衣冠南渡的家国耻辱。他们能做的，只有“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

于是因果颠倒。五石散成为了统治阶级走向衰朽的主因，促成了东晋政权的慢性自杀。

这种“东施效颦”式的模仿是整个东晋时代的悲哀，而这一点在江左名士身上体现尤甚。

他们学到了正始名士的浮华交游，却缺乏何晏、王弼、夏侯玄的创造力，只能在清谈中不断重复前人观点，于是东晋之后，玄学再无突破性成就；他们学到了竹林名士的放荡不羁，却不理解嵇康、阮籍深藏于诗文下的忧思沉郁，更不知二人反对的并非礼乐本身，而是以礼教粉饰其虚伪本质的统治阶级。他们推崇中朝名士潘岳，却只学其金谷园中纵酒吟诗伤春悲秋，不学其任河阳令时种花满县惠泽百姓。他们推崇渡江名士卫玠，却忘记了他将欲南渡时的悲叹：“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支离破碎的故国在滔天江水中隐没，此等悲凉，复有谁解？

我从不认为东晋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政权，可悲的是，少有人真正投身挽救它[13]。因为从东汉到西晋的政治风雨，已经使士大夫群体的风气发生了不可挽回的逆转。

因此东晋也亡了。之后是更为混乱的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你方唱罢我登场，金陵被赋予六朝古都的荣光，也承受着物是人非的沧桑。多少衣冠埋没荒草，多少殿宇终为土灰。唯余斜晖脉脉，江水悠悠，玄武湖畔十里长堤青青柳，柳外杜宇声声空断魂。

北朝魏齐周战乱不休，中原大地几成荒芜。

五石散依然风行于世。杨子华传世名作《北齐校书图》中描绘了北齐文宣帝高洋命樊逊、高乾和、马敬德、许散愁等文士刊定五经诸史的故事。画中士大夫虽身居要职，且有公务在身，却身着轻薄纱衣，披襟露肩，举止轻浮。此种风气显然是由服散导致的。

士人的气节何在？济世的理想何在？无人知晓。

盛世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幻影。

四、青山依旧在

但故事终会有一个结局。关于魏晋，关于名士，关于五石散。

“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仁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如是写道。他生于北朝，长于隋朝，历经半生坎坷，终于在年近百岁时见到了盛世大唐。盛世不再需要迷醉精神的五石散，因为士大夫们自可踏着长安城内的金台玉阶，登临遥遥九天，一揽清风明月。

作为风疾药物的五石散也被世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安全无害的药方。毕竟中医药的发展永远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过程。

盛唐之后，再无服散记载。

清末民初鸦片盛行，文史学家余嘉锡重提五石散，经详细考证写成《寒食散考》一文，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愚以为其杀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夫人莫不乐生而恶死，而服毒药者独以自戕其生为乐，此不可解也。吾常推求其故，盖叔季之世，农工交困，教育不兴，举世之人，群焉不事其事，端居多暇，嗜欲中之，故其好尚之偏，古今如出一辙，而其国亦遂大乱不止。”

鲁迅先生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更为通俗易懂，嬉笑怒骂间讽喻时事，令人读时莞尔一笑，读罢掩卷沉思。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杨慎《临江仙》中的名句，可以作为一切历史的总结。翻开中国史书，几页便是一个百年。秦关汉月西风冷，楚河汉界荒草生，王侯将相如烟散去，空余一江水，无情向东流。

五石散与魏晋名士，生于乱世，绝于盛世，或是天命如此。风中依旧飘散着泛黄的书页，记述那段风流而悲怆的史事。

今人身处盛世，自当以此为警。盛世的中医药，应上承神农之遗风，下启时代之强音。泽及万民，功盖千秋。

【参考文献】
1 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
2 刘义庆著，朱碧莲、沈海波注《世说新语》[M]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3 李时珍著，李伯钦注《本草纲目》[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4 周益新、张芙蓉《五石散之治疗作用及毒副作用刍议》[J] 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 10月第29卷第4期：230-232
5 雷志华、高策《毒药还是良药？——中国古代寒食散探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4期：104-108
6 范子烨《嵇康锻铁与服散养生》[J]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1994年9月第23卷第3期：63-69
7 李浩《“石发”与文学创作之关系——以皇甫谧、王羲之父子为例》[J] 太原大学学报，2013年12月第14卷第4期：34-40

注解：

[1]何晏，三国曹魏大臣、玄学家，曹操的养子、女婿。擅长清谈，著有《论语集解》，是正始名士代表人物之一。

[2]我以为，蜀汉亦为汉室，诸葛亮本人也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之言，故将诸葛亮归为忠汉之臣。背后争议，暂且不表。

[3]此时晋朝尚未建立，但司马昭累封晋公、晋王，故以晋指称司马政治集团。

[4]《棠棣》为《诗经·小雅》篇名，全篇歌颂兄弟之情。

[5]关于画中人物身份，近有争议之说。参见施錡《博物学视域中的物与人：高逸图人物身份辨考》（载于《美术研究》2017年2月第64-71页），其作者认为画中人从左至右是王戎、阮籍、向秀、嵇康。

[6]罗贯中《三国演义》九十一回：“司马懿鹰视狼顾……久必为国家大祸。”

[7]江左名士，亦称东晋名士。但东晋初年一批曾经历衣冠南渡的名士，例如王导、谢鲲、卫玠等，通常被称为渡江名士。故我认为，江左名士之称比东晋名士更为确切。

[8]张道陵所作《道德经》注释本，被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奉为经典。

[9]谢道韫有《拟嵇中散咏松》之诗，故设此情节。

[10]王献之《静息帖》是写给其兄的家信，至于这位兄长的身份，并无可靠考证。王凝之求仙问药，似与信中“患散”相符合。但也无法排除王徽之等人的可能性。

[11]王谢均为望族，常有相轻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