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众说纷纭了近400年仍无定论。

《金瓶梅》问世时，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从现有的各种材料记载来看，晚明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为“某大官家中的教师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所作，由于这些看法纯系传说，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过《金瓶梅》一书乃“出于嘉靖间大名士之手”的话，而研究者们一时又找不出更为确凿的材料来证明这种推测性论断的不可靠性，因此，尚能迷惑一些人。

入清以来，“嘉靖间大名士”如徐渭、卢楠、薛应旗等人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的作者。不过最为流行的看法是指嘉靖年间的大文学王世贞。

1932年，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书前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它比原来的明崇祯天启年间的刻本———《绣像金瓶梅》和在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根据崇祯本批点的《第一奇书金瓶梅》都早。由于这一新版本微露了作者的端倪，因而研究者们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辨更为重视。1933年10月10日《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率先对上述旧说提出质疑。

该文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查阅了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以翔实的史料作依据，剖析了前人据以立论的主要根据——《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族的关系，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吴晗还从书中大量运用“山东方言”。

这一点来看，认为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要像当地土著一样使用方言写出如此巨著是不可能的。他明确提出，《金瓶梅》应为万历十年———三十年的作品，作者绝不可能是所谓的“嘉靖间大名士”。这样，王世贞非《金瓶梅》作者，在当时似乎己成为定论。然而，“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却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趋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开先的身世、生平和“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等，与前人对《金瓶梅》的说法不谋而合；有的研究者从新发现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册中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的四篇题跋中，纠正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的两处错误，从而也否定了王世贞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以前有关《金瓶梅》作者的各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破绽，即籍贯不是“兰陵”（即山东峄县）。

有的研究者从明人有关《金瓶梅》的记载、词话源流及书中保留的说唱文学特点的例证认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个人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民间艺人参加的、经过多人加工整理的作品。

有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成书的确切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间”，这样，作者定非“嘉靖间大名士”。从《金瓶梅》的内容来看，作者应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玩世不恭，而又做过京官，“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曲游戏文字”的人。万历十二年，屠隆在京师正意气风发之时，被讦与西宁侯纵淫而罢官，使他看到世态的艰险，同时更纵情于诗酒声色。这种遭遇和身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都和《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挞的相一致。屠隆对人欲的看法是“既想治欲，又觉得欲根难除”，这与《金瓶梅》既“企图否定过度的淫欲”，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赞赏”的观点也是吻合的。屠隆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存”，不必对“淫”的描写躲躲闪闪。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对其著作权问题的各种研究，都有助于深入探讨此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这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古典小说《金瓶梅》的作者可能是明代的徐渭，即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徐文长。自从《金瓶梅》问世以来，这部小说不但因性爱描写受到争议，还因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而受到争论。“兰陵笑笑生”只是一个代号，不是一个人的名字，终于有人研究指出：“兰陵笑笑生”就是徐渭。

潘承玉关于“兰陵笑笑生”就是“徐渭”的论述出版后，获得一些金学专家和学者的赞同。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邢慧玲读后，特地跑到徐渭的故乡绍兴进行考察。当她参观了徐渭的故居“青藤书屋”以及绍兴街道的格局后惊呼：《金瓶梅》里西门府所在地就在绍兴，支持潘承玉的论证。

后来，金学研究专家吴敢，高度评价了潘承玉的论述，表示这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禁、推论最为精致、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也予以肯定。华裔学者胡令毅也发表文章说：“《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潘承玉先生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大案。”

《金瓶梅》问世四百余年，作者成为“历史悬案”，其间专家学者提出可能性的作者多达七十人，不过，获得金学专家认可的就是潘承玉最近提出的徐渭。虽然这个问题仍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不过，作者的庐山真面目已经隐隐破土而出，这大概是金瓶梅迷喜欢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