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六铺炕这个地名，有些另类。凡地名，若叫街、叫巷、叫村、叫店、叫楼，都属正常，独独叫个什么“炕”，实在令人费解，难怪很多外地人把它叫成了“坑”.

这地方为什么叫“六铺炕”，有过多种解释：旧时北城墙外，是一片乱坟地，荒凉冷僻。从安定门外到德胜门外，自东向西，有一条脚夫们踩出的小道，就是现在安德路的前身。途中，有一小店，专供脚夫饮水歇息。小店之小，土炕上只能放下六床铺盖，所以人称小店为“六铺炕”，此地便以小店得名。还有一种说法稍显不同：所谓“炕”，并不是指供人睡觉的土炕，而是指小店院中用砖石粘土垒成的土台子。因小店穷，买不起正经的桌子，只能垒土作台，权当桌子用。一个土台，称作“一铺炕”，小店里有六个这样的土台，所以叫做“六铺炕”。

以上都是民间的说法，有专家考证似乎更加权威：在明代的行政机构划分中，铺是最基层的组织，它的作用有两个，一是负责官方文件的及时传递，二是负责附近居民的治安，每个铺设铺兵数人。当时“安定、德胜关外共六铺”，铺舍就设在两关的中间位置，非常简陋，也就是几个供铺兵们休息的土炕而已，所以这地方就被人叫做“六铺炕”。不管如何解释，却都能证明一个事实，就是这地方在旧时穷困荒凉的状况。

其实六铺炕也有过体面的时期，起码在元代，它还没有这样卑贱的名字。大都的城墙，在远远的北边，使它和金台坊、齐政楼一样，属于城中百姓的居家之地，传说赫赫有名的权相阿合马，就曾在此居住过。现在作为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元代青花凤首扁壶，也是在这个地方出土的。明朝大将徐达重修北京，将城墙向南移了五里，这样就把六铺炕抛在了城外边，开始了它作为郊区的历史。后来城里的人们为了寻访野趣，才会来到这里，在菜园子中的土茶棚中，用粗瓷碗喝大叶茶，看蓝天白云，听鸟叫蝉鸣。

在旧社会，这里是北京人的归宿之地。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靠近护城河的野地里，还可见乱坟林立。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六铺炕仍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五十年代初期，有不少中央机关迁到了这里，大兴土木，建起了一幢幢苏式的办公楼和宿舍区，安德路也修成了整齐的林荫道。那时若站在城墙豁口处向北一望，天高地阔，苍茫之间，工人日报、石油部、水利部的几座红色砖楼格外显眼。但在机关大院的外边，仍然包围着成片的农田，道路边有灌溉的水渠，空气中时常弥漫着花香和粪肥混合的气味。

六铺炕的机关大院多，可商业网点很少，无街可逛。往东走半站，有个小百货店，人们管它叫“东边儿”，往西走一站，有个“六铺炕百货商场”，人们叫它“西边儿”。别人问你的东西在哪儿卖的，你只需回答“东边西边儿”便是。这里也没有书店和邮局，要想出门，只有两路公共汽车，往西乘27路，往南乘8路。车不大，人很多，往北则没了路，8路总站顶在“炮司”（今总政大院）的大门口，北京城到这儿像是到了边儿。

现在的六铺炕，已寻不见古城墙的踪迹，垂杨柳没了，护城河变成了直直的水泥甬道。这里也是高楼大厦林立，二环路、中轴路纵横交错，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人口稠密，熙熙攘攘，变得和北京其他地区没什么区别。可我在感慨六铺炕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在怀念那已经消失的颇具野趣的自然环境，这也许是我作为“过来人”才有的独特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