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敌手到朋友：“一战”西线堑壕中的人鼠关系

编者按

长久以来，人们谈论和研究战争多是基于帝王将相的故事，谈论战术、思想和秘辛，细致地讲述军人在战场的日常生活则比较少。本文作者则带读者进入一个精英视角之外的具体的战争场景，在“一战”的西线堑壕里，从军人与老鼠的爱恨情仇中呈现战争的逻辑。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贾珺、考舸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电子版本转载自“世界历史放映室”（abraca2016）

“一战”西线堑壕中的人鼠关系

摘要：20世纪新史学推动“一战”史的研究视野逐渐下移，新军事史和环境史聚焦于传统军事史较少关注的对象，重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从环境史视角看，人鼠关系是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重要体现。战时刊行的堑壕期刊和部队杂志表明，老鼠问题伴随西线堑壕战始终，人鼠关系也发生了演变：首先，堑壕工程赶走田鼠引来家鼠，鼠患更加严重；其后，军人用各种办法捕鼠，但多方因素造成捕灭成效有限；最终，军人选择与鼠相安，老鼠甚至成了西线堑壕战的一个文化符号。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堑壕期刊；部队杂志；鼠患

在新史学浪潮中，“一战”史的研究视野逐渐下移，史家利用档案之外的史料重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如堑壕期刊和部队杂志（Trench Journals and Unit Magazines）以及官兵的书信和日记等。由此“一战”西线战场的胶着不再是帝王将相笔下的抽象状态，而是依托前线军人亲身经历写成的具体历史。以看似碎片化的具体研究还原战争的全景，有助于公众直观、全面和深刻地认知“一战”历史，进而反思战争本身。

本文在前人对“一战”士兵堑壕生活的研究基础上，以堑壕中的人与鼠为研究对象，搜集整理堑壕期刊和部队杂志的相关内容，运用环境史、心态史等理论与方法，试图勾勒出“一战”西线堑壕中的人鼠关系演变轨迹，分析各阶段的特点与成因。不妥之处还请学界方家批评指正。

视野逐渐下移的“一战”史书写

“一战”开启了人类战争史的新纪元。近百年来，亲历者和历史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研究并书写这段历史。传统史学仅仅关注帝王将相的军事决策和关键性战役，二战后兴起的新军事史开始关注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21世纪初，环境史学者逐渐关注前线士兵与战争环境的双向互动——人们书写“一战”史的视野逐渐下移。有学者明言“最有挑战性的并不在于‘一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些研究都已经很充分了……始终困扰我们的问题在于，几百万人如何以及为何能在这场总体战中坚持足足四年。”对一线士兵日常生活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精英人物的文经武略历来是传统史学的核心内容。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的“一战”回忆录反映了精英立场；在李德·哈特（Liddell Hart）和约翰·富勒（John Fuller）等传统军事史家笔下，“一战”是精英人物主导的关键战役联结成的历史，是机枪与火炮、毒气与坦克、掩体与焦土混合成的历史，应召入伍的士兵和被战火吞噬的鲜活生命全都不见了踪影，最多体现为抽象的伤亡数字。

新军事史在“二战”后出现，其研究目的、中心议题、研究视野均区别于传统军事史。它不再以研究战史、为军事指挥官提供借鉴为目的，中心议题也不再限于军队、武器、战术等，而是着重审视军事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新军事史家将目光投向普通士兵，运用战地家书、士兵日记及回忆录等深入探讨前线士兵的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

1966年，法国“一战”老兵雅克·梅耶（Jacques Meyer）结合个人经历、依托战时法国报刊、士兵战后创作的小说及回忆录等写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士兵的日常生活（1914-1918）》。他提出“战壕中的人”是种新的人物类型——他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同甘苦、共生死，形成了一种“精神军服”，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坚强核心。 “日常生活将他们封闭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尽管这个环境与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看不见的情感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士兵的日常生活（1914--1918）》

台版《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1992年，法国史家斯特凡纳·奥杜因-卢佐（Stéphane Audoin-Rouzeau）在《战争中的士兵，1914-1918：法国“一战”期间的民族情感和堑壕报纸》中提出：长久以来，书写自身战争经历的老兵都是那些成功人士或者有文化的人，尽管记忆存在扭曲，但他们仍认为自己是“一战”问题“唯一真正的历史学家”（the only true historians）……应该转向来自城乡普通阶层的老兵了，他们人数众多却又鲜为人知。他非常重视堑壕期刊的史料价值，深入探讨了法军官兵的兄弟情义、道德观念、死亡观念、宗教信仰与民族情感。

瑞典历史学家彼得·英格朗（PeterEnglund）的《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关注“一战”普通参与者的“感受、印象、体验与情感”，企图解构这起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将其化约至最小的基本组成元素——个别的人，以及他们的经历。他找到20位战争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等材料并重组，希望通过他们的真实经历呈现“一战”的多元面向。

新军事史在史料来源和研究方法上对传统军事史进行了有益补充，但前线官兵的真实境遇仍未得到直接展现。环境史学者多萝西·布兰茨（Dorothee Brantz）指出：斯特凡纳·奥杜因-卢佐尽管巨细靡遗地描述了堑壕环境，但只是作为上演物质损耗和心理摧残戏剧的舞台布景；堑壕环境与军人的互动关系有二，一是军事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与改变，二是堑壕环境在官兵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向下延伸到人类生存根基的环境史视野，以及双向互动的环境史视角，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传统军事史和新军事史研究，对完整重现“一战”史有积极作用。

在多萝西·布兰茨的研究中，老鼠传播疾病是作为常识出现的，且只有寥寥数语。实际上，人鼠关系有更多和更复杂的表现形式。从马恩河北第一批堑壕修筑的那天起，老鼠便成为前线官兵生存环境的一部分。人与鼠在日常生活中从未如此封闭地近距接触，堑壕期刊和部队杂志有不少与老鼠有关的文章、小品、漫画和照片，在时间顺序上反映出人们对老鼠的认知和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呈现出这样的轨迹：堑壕修筑—人鼠相遇—鼠骚扰人—人捕灭鼠—与鼠相安。

这一演变是人鼠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在西线遍布堑壕之前，聚居于田野里的田鼠喜食植物，对人类没有太大危害；堑壕大批出现后，体大且杂食的褐家鼠取代田鼠，成为士兵堑壕生活的大麻烦，灭鼠成为前线官兵的自觉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捕灭鼠的行动成效不高，前线官兵逐渐放弃将堑壕鼠赶尽杀绝的念头，开始接受现实、选择与鼠相安，老鼠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战地文化符号。

人鼠相遇

1914年9月，惨烈的马恩河战役结束后，德军率先在马恩河以北营建了大型堑壕工事，用以组织进攻、掩护部队和保存实力。协约国军队也紧跟德军步伐开始营建与其相对的堑壕体系。这些堑壕体系最终从瑞士边境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总长度超过500千米。

堑壕体系由前沿堑壕、支援堑壕和储备堑壕三部分组成。前沿堑壕由射击壕、地下掩蔽壕和小型哨卡组成，有时还会有一条靠近敌军、垂直于火线的狭窄通道，用以侦查敌情。地下掩蔽壕有去射击壕的入口，守军平时大部驻留于此，只有少量哨兵蹲守在射击壕内。支援堑壕和储备堑壕是在地形土壤适宜、人力物力充足的情况下，为支援和补充前沿堑壕挖建的，三条平行堑壕由与之垂直的多条交通壕连接。支援堑壕和储备堑壕的尽头一般都筑有供士兵居住的地下掩体。支援堑壕内的士兵一般会在夜色掩护下进出前沿堑壕补给物资或换岗，前沿堑壕的守军也可回到支援堑壕中；储备堑壕一般驻有一支预备队，以防不时之需。

堑壕战的开展为人与鼠的相遇创造了契机。

首先，堑壕体系为鼠类的生存提供了隐蔽、阴暗和潮湿的环境。

虽受地形、土壤和气候影响，不同战区的堑壕体系会有不同，但堑壕内的生活空间通常是狭小、阴暗和潮湿的。堑壕中的土袋、木箱和生活垃圾，以及轰炸后坍塌的内墙，都不断挤压着驻防士兵的生存空间，还出现大量死角。掩体内情况也不容乐观——最早的掩体是在堑壕内壁靠向敌人一侧徒手刨出的洞穴，此后掩体修筑技术虽有提升，但“掩体里夯实的地面上散落着石块和肮脏的垃圾、干草、纸张、空箱子和邮寄包裹袋”。地下掩蔽壕和掩体通风困难、密不见光，受雨水和地下水渗漏的影响变得阴冷潮湿。常年持续的阵地战，使士兵不得不蜗居于狭窄简陋的环境中，加之食物、垃圾和衣物的杂乱堆放，老鼠势必成为堑壕内的忠实住户。

其次，温润的气候为鼠类的繁衍和生存，提供了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水源。

西线战场常年受中纬西风控制，海洋性气候显著，降水季节分配均匀，且冬季最低气温不低于零度。持续的降水让前线士兵长期处于湿寒的泥泞之中，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甚至将“一战”称为“泥泞时代”。但堑壕鼠可以长时间地在泥泞中生活，因为泥土覆盖在其淋湿的皮毛上可以起到保暖作用。

第三，前线官兵的个人物品、食物残渣、垃圾以及堑壕内外的尸体是堑壕鼠的食物来源。

堑壕鼠是胃口极大的杂食动物，德军下士芒斯克（Gefreiter Munske）1918年5月16日的文章写道：“我们堑壕里有只老鼠……它胃口大无边……吃骆驼毛和野蜂蜜，啃修面刷、人造蜂蜡、面包、大衣套袖、鞋油、香肠、肥皂等东西”。堑壕里无法运出的尸体，以及无人区内的尸体残骸，也是堑壕鼠热衷的食物。法军士兵雅克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些肥硕无比的老鼠躲进褪了色的军大衣下面吃人肉，那个人的头盔已经不见了，头颅被啃噬得没有一点肉，一排牙齿滚落在已经朽烂的衬衣上，嘴巴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一只肮脏的老鼠刚从那里窜出来。

不过“堑壕鼠”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分类，而是“在堑壕中的老鼠”，与人构建堑壕体系的活动密不可分，没有“堑壕”也就没有“堑壕鼠”。在挖掘堑壕之初，士兵们遇到的大多是不会骚扰和攻击人类的田鼠，堑壕竣工后，田鼠常会从堑壕两边的胸墙上跌进壕内，被战士们无意中踩死。

从战壕中猎获的老鼠

从文本和影像史料来看，堑壕中的优势鼠种从田鼠变成了褐家鼠：首先，交战双方的堑壕期刊都极少提到田鼠，仅有一次是发表在1917年12月1日《前线花环报》上的文章：“田鼠令人生厌，但与堑壕鼠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这说明田鼠并非堑壕鼠，且破坏性小于后者。其次，堑壕鼠“不仅能在夜晚出来活动，也能在白天招摇过市”；“它们杂食，几乎什么都吃，除了小动物和植物外，还将衣服、床单、被罩和皮包等物品啃噬精光”；“它们如果受到饥饿的驱使，弱者会成为强者的盘中餐。”这些描述符合黑家鼠（Rattus rattus）或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的习性。第三，根据一些“一战”老照片和士兵手绘可以看出，堑壕鼠符合褐家鼠的特点（尾长短于体长、耳短而厚），由此可以同生活习性类似的黑家鼠（尾长超过体长、耳大而薄）区分开。

在堑壕区域的优势鼠种从田鼠变成褐家鼠之后，鼠患问题屡见报端，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类。

首先，堑壕鼠经常破坏官兵们的私人物品。据德军堑壕期刊记载：一个士兵有次在掩体里写信，外面有人喊他出去，于是他就放下纸笔离开了。当他半小时后回来时发现信纸不见了，钢笔也被老鼠啃成了几段。协约国的堑壕期刊也有类似记载——凌晨两点一只老鼠溜到《彭宁顿报》编辑的书桌上，偷吃了浆糊、蜡烛和一支蓝色铅笔。

其次，堑壕鼠严重影响官兵们的睡眠质量。即便没有堑壕鼠，官兵们在掩体和坑道内的睡眠环境也是不容乐观的，法国士兵P·卡赞称一个只够圈10头牛的地方却睡了53个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躺着。堑壕鼠的出现大大加剧了环境的恶劣。德军士兵R· A·迈耶（R. A. Meyer）睡梦中被老鼠打搅：“突然间……某种看不见的、阴森森的玩意儿出现了，一种小小的、湿乎乎的东西从脸上爬过。是老鼠！”除了身体接触，堑壕鼠的叫声和啃噬东西的声音也让人不得安宁，尤其是啃东西的声音就像电锯在锯木棍那般，严重刺激着士兵的神经。

第三，堑壕鼠严重威胁官兵们的身体健康。据剑桥大学《卫生期刊》1919年4月的《出血性黄疸钩端螺旋体培植及抗钩体治疗血清的生产》一文载：传染性黄疸的临床病例首度发现于1915年夏秋季的西线军队中；1916年日本学者证实“出血性黄疸钩端螺旋体”存在于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中；1917年艾德里安·斯托克斯（Adrian Stokes）在堑壕鼠身上同样发现了钩端螺旋体。堑壕鼠身上的寄生虫被确认为前线军队传染性黄疸的实际传播者。

此外，堑壕鼠身上的虱子还会传播另一种疾病——流行性斑疹伤寒（或虱传斑疹伤寒）。1918年春，法军即受到了流行性斑疹伤寒的侵扰。此前《英国医学杂志》刊载的《斑疹伤寒及所谓的外斐反应》一文明确指出流行性斑疹伤寒与堑壕热的密切关系，作者W·詹姆斯·威尔逊（W. James Wilson）运用了500份来自德军的病例，发现上述两种疾病的致病病毒均无法确定，两种疾病均由虱子传播，且患者的尿液中均能发现肠球菌的存在。由此看来，堑壕鼠在堑壕热的传播中也难辞其咎。

第四，堑壕鼠常常激化官兵们的紧张情绪。前线任何细小的动静，包括动物的轻声跑动或枝叶的轻微摇晃，都会令守夜的士兵紧张不已。只要有一人精神崩溃，其他人也会跟着崩溃，用机枪进行漫无目的的扫射，或将手榴弹乱扔一气。法国堑壕期刊《前哨》有篇拟人化的文章戏谑了这样的情况——堑壕鼠理查德在一个闷热的夜晚沿铁丝跑出洞来，使挂在铁丝上的空罐子咔咔作响。理查德恰好跳到一个哨兵的脸上。砰！他开了枪。接着六个人开了枪，随后双方的机枪开始扫射，火炮也开始轮番轰炸。接下来的半小时，这里俨然成了地狱。

一位法国士兵发明的堑壕中的防鼠床

人与鼠相遇后不堪其扰，厌恶情绪持续增长，捕灭行动随即展开。官兵们对堑壕鼠的厌恶，最初来自日常的生活经验——老鼠有害。然而随着人鼠间的频繁接触，堑壕鼠给军人生活制造的麻烦，使后者愈发痛恨它们的存在。最令官兵恐惧且深恶痛绝的事情，莫过于堑壕鼠有好食尸体残骸的习性了，而前线战场的大量尸骸或许就是最初吸引它们到来的原因。一位英国老兵给加拿大远征军（皇家纽芬兰军团）的前线报纸《枫叶》写信称，身在前线的四个儿子以及侄儿们都十分痛恨堑壕鼠，捕鼠行动刻不容缓。

捕鼠行动

堑壕战开始后不久，协约国和同盟国均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捕鼠行动。最初的行动一般是在官方主持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的。如法方于1916年初下达捕鼠令，要求后勤部组织灭鼠工作，并规定每上缴一根鼠尾可获一个苏的奖励。德方则由参谋部派战地医生引导捕鼠行动，他们先研究堑壕鼠的生活习性，继而总结廉价高效的捕鼠办法，最后由专人负责落实。堑壕期刊的一些文章和“一战”老照片都对此有所记载。

三位德国士兵正在展示他们前一晚于堑壕中的捕鼠成果

摄于1916年

前文所载《前线花环报》的《除鼠运动》详细记述了法军的捕鼠行动。行动开始时，捕鼠队员为到达指定地点而在堑壕中行走了两个半小时，但并没有削弱大家的捕鼠热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轻松有趣的事情，能加入这支由普通士兵、军官和士官生组成的庞大捕鼠队伍，本就是一种新奇体验。但当他们到达捕鼠地点、亲眼见到堑壕鼠后才明白，这种名为“老鼠”的动物远比一般老鼠硕大笨重。官兵们本以为会找到一些薄如蝉翼、轻如丝网的东西，不想窝在矮墙里过冬的老鼠会如此肥大……他们将抓到的老鼠穿在随身携带的竿子上返回驻地。但是回程之路非常艰辛——捕鼠队员需要负重在泥地里踉跄前行，遇到及膝深的淤泥或中途休息把竿子放下时，老鼠身上便会裹挟一层厚泥，队员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等到达驻地时，所有人已筋疲力尽。作者总结称“这是一项超越人类体力及耐受力的任务。”

《伍斯特郡第16运输团杂志》有篇文章则详细描述了一次失败的捕鼠行动：“我们采取了措施，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平民还是警察，甚至于围观捕鼠行动的人们都配备了棍棒。我们一块块掀起地板，那些铺着沙子的地方曾是用以指挥作战的沙盘……在沙盘的角落里，老鼠们筑造并高效地利用着专供繁殖的洞穴。”虽然这次捕鼠行动声势浩大，但老鼠早已沿着四通八达的洞系逃走——“我们一无所获，所有希望都落空了……我们回到沙盘处，盯着那些老鼠用以繁殖的洞穴，只能哭着撤退回去。”

杀死15只小老鼠的小猎犬

摄于1916年9月

除了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捕鼠行动外，还有多种方法用于日常捕鼠。这些方法大体可分三类：生物方法、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

生物方法里最常见的是用其他动物捕鼠。堑壕里常有军人养猫，但猫在面对体型较大、数量占优的堑壕鼠时往往无能为力，有时甚至会被咬死。狗适应集体生活，几乎可以到堑壕的所有角落，也比猫更忠诚、愿意工作到死。截至1916年4月，法方共训练和派遣1200只狗到前线捕鼠。但“狗拿耗子”也有局限性，因为狗很难捉住逃进洞中的老鼠，很多时候只能是将老鼠赶走。另一个生物方法是“涂油驱鼠法”，即在一只或多只老鼠的身上涂抹柏油并粘满羽毛，然后放走它们，由于老鼠多疑，且受制于自身有限的推理能力，因此会被吓得四散而逃，羽毛也可以用色彩鲜艳的碎布和报纸替代。

物理方法中最常见的是捕鼠器。这种方法安全有效且能及时确定死鼠位置，十分利于清扫。德军堑壕期刊有篇文章列举了凯斯勒（Kessler）医生介绍的5种应急捕鼠器，其中最推荐由一块木板和三根细棍组成的折叠式捕鼠器。凯斯勒医生也提到了诱饵的选择、捕鼠器的地点设置以及捕鼠器使用后的清洁问题。首先，适合做诱饵的有肥肉、火腿、黄油、香肠、乳酪、烤李子干、死麻雀和各种厨余垃圾，若添加茴香会更吸引老鼠，诱饵的种类也要时常变换；其次，捕鼠器应设置在老鼠经常出没且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最后，捕鼠器需用热苏打溶液彻底清洗，并在太阳下晾晒或房间内烘干，否则老鼠会闻到其中的气味而绕开。德军还有一种水桶捕鼠器：将一块木板靠在水桶上，再在水桶上方平铺一张战地军邮卡片，卡片的四分之三都在悬在半空中，卡片上放片肥肉。老鼠想吃肥肉时便会顺着木板爬上去，小小卡片显然无法承重，啪嗒一声，老鼠就掉进水里了。

物理方法还有堵鼠洞、制作密闭食物柜和清扫垃圾等，即通过切断食物来源防控鼠患。有文章指出“哪里断绝了老鼠的食物来源，哪里便能在短期内消灭老鼠。但这些举措要长期严格执行下去。食物应放在老鼠接触不到的地方……找到鼠洞、用水泥或碎玻璃严密地堵住洞口。最好能把所有食物放在一起并用铁丝或绳子捆绑起来，置于一个牢靠的木板上，木板应让老鼠无论从哪儿都跳不上去。把木箱做成一个小壁橱非常简单，不仅可以放很多东西，而且柜门还可以锁紧。剩饭剩菜一定要妥当处理；垃圾一定要及时运走、掩埋或焚烧。”

化学方法中最常见的是老鼠药。老鼠药一般分为化学制剂和生物（细菌）制剂两类，由于有毒，它们的放置需要特别谨慎。虽然这种方法十分有效，但老鼠有时并不会立即上钩，有时还会在享用诱饵后很久死于洞中，给清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相比之下，还有一种与之类似但更简单的灭鼠办法，即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撒一勺面粉和石灰的混合物，然后在面粉附近放置一个盛满水的容器，老鼠吃了此种面粉后会口渴，饮水后胃里的石灰会变成石膏，老鼠身体也会逐渐变得僵硬。

各国还研发了针对堑壕鼠的化学武器。有一种从剧毒植物块茎中提取的毒素，十分之一毫克便能杀死一只老鼠，但对人和狗却没有影响，法军曾用此法一夜消灭了420只老鼠。前线部队也常采用武器灭鼠。据载，法军曾于堑壕中引爆了毒气弹，成功杀死了成千上万只老鼠。还有“一些人丝毫不顾及……其他人的安全，偷偷用危险的谢德炸药雷管改造过的炸药筒（灭鼠）……”不过化学方法最大的弊端在于，可以大量杀死老鼠但是无法确定死鼠位置，尸体腐烂后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1916年圣诞节前两日对于“最佳捕鼠者”的嘉奖

总体而言，捕鼠行动确实捕灭了大批老鼠，并带动了鼠皮制造业和鼠皮贸易的发展。法军《白亮带报》1917年4月1日的一篇报道称“法国士兵被告知了一个保存鼠皮的简易方法。伤残士兵救助协会为每张及时依照此法加工的鼠皮支付1美分，其他组织则忙于用鼠皮制作烟盒、钱包和口袋书等物品。”但是堑壕里的鼠患并未得到全面遏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堑壕鼠的繁殖能力极强。此种老鼠一年繁殖3-4次，每次生产5-10只幼崽，幼崽4个月时便具备繁殖能力，由此一对老鼠一年能繁殖100多只幼崽。无论是官方组织的捕鼠行动，还是各种捕鼠方法，都只能在短期内削减老鼠数量，只要堑壕内适宜老鼠生存的环境不变，堑壕鼠问题就难以根治。

其次，官方的捕鼠奖励措施流于形式，极大打击了官兵的积极性。法方1916年曾规定每根鼠尾可得一个苏的奖励，但士兵皮埃尔·谢纳质疑：“（尽管）各连队的一级上士每天都统计灭鼠数量、受奖励士兵数量以及名单，并且每周都寄给上级部门。但谁来支付奖金呢？……上级在下达一条鼠尾奖励五生丁的通知时难道就没有设想如何兑现吗？”承诺无法兑现，使一开始意在奖励的士兵丧失了参与热情；那些原本自发参加捕鼠的士兵也因上级的外在奖励降低了参与捕鼠的内在动机，一旦外在奖励无法兑现，他们同样会失去参与行动的热情，即心理学所说的德西效应（Westerners effect）。总之，官方以物质奖励换取捕鼠成效的做法并不成功，甚至适得其反。

第三，由于大量死鼠无法及时清理，堑壕内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因此“那段灭鼠生涯留给人们的后果就是战地上空挥之不去的死老鼠气息。”

士兵们逐渐对捕鼠丧失兴趣，越来越趋向与鼠相安。法军将领J·梅耶在被不断踢下餐具的老鼠搅得不能入睡时，便选择把食物置于老鼠方便获取的地方，以便息“鼠”宁人。轰轰烈烈的捕鼠运动最终转入低潮，就像士兵们习惯了艰苦的堑壕环境那样，他们逐渐适应了堑壕鼠的存在，与生死相比，这些小动物便没那么难以忍受了。法军士兵F·费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比起前沿阵地，支援堑壕的夜晚算是相对平静的，在那里睡觉即使有老鼠相伴也称得上至高无上的享受了。

人鼠相安

西线堑壕中的军人既要与敌人战斗，也要在堑壕中生活，如此境遇影响着军人的战场心理，也塑造着军人的战争记忆。在与鼠的相遇、捕灭和相安中，前线官兵对堑壕鼠的态度经历了三段变化：最初是基于生活常识的厌烦，然后是不堪其扰而产生的深恶痛绝，最后是无可奈何地适应和接纳。心理防御机制使他们常常产生诸如“老鼠没有那么坏”或“鼠患没有那么严重”的念头，以帮助自己减轻焦虑情绪。换言之，这是人在无法改变现实时的自我麻痹。

1916年10月1日德军堑壕报刊载的《老鼠》一文，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心态。文章称老鼠看上去既不丑陋，也不恶心，士兵可将其视为一种陪伴：“它们会经常在堑壕里和你玩耍。陪你跳到路上或是爬下梯子，不论是在凡尔登，还是在里尔……它们和你一起悄然入梦。它们会成为你的客人分享每一块面包……不论是新烤的还是旧的，它们只想叼走小小一块……就算它们不小心把储备粮吃光了，又怎能怪得了它们，毕竟它们什么也不懂。”

《西线无战事》剧照

在停滞的西线战场，前线官兵与堑壕鼠的互动从未停止过。前线官兵不仅接受了与堑壕鼠相安共存的现实，还以一些拟人的趣文或调侃来述说堑壕战经历，堑壕鼠有了两种新形象。

第一个形象是作为屠猫斗士的堑壕鼠。德军以不好对付、难以铲除的堑壕鼠自诩，暗喻了德军的顽强斗志和不容小觑的战斗力。有文章借用堑壕鼠咬死猫的真实故事嘲讽英国：“一天、一个月、一年都过去了，那只猫还在家里没露面。但狡猾的德国鼠却已从猫身上咬掉了一块又一块皮子。猫咪终于被惹恼了，他大胆、高傲、愤怒地在海边走来走去，要抓住德国鼠做一道糟糕的菜肴……老鼠们嗅到了猫那无耻的假肢，并在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岸边将其咬成残骸……丘吉尔先生和格雷先生，先为你们的猫咪医好创口吧。”

第二个形象是作为亲密战友的堑壕鼠。前文所引的法军《前哨报》文章里，拟人化的堑壕鼠理查德误入德军堑壕，它激励法军士兵说：“现在一切都变了。我备受折磨且无处可去。这里有密集的扫射，有往来不绝的人群，还有太多的危险。事实上有那么一两次，我不得不以德国兵的尸体为食。这表明事态已经发生改变，我们将要取得胜利。振作起来吧将士们！冲锋向前……我将在这里等待归队”，俨然是深陷重围、归心似箭的老兵形象。

堑壕鼠形象的转变，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形象转变并非因为堑壕鼠“改过自新”，而是源自前线官兵的战争境遇与群体心理，这甚至超越了国家和阵营的界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堑壕鼠成为了前线官兵的共同话题。堑壕鼠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与封闭、紧张和艰难度日的前线官兵朝夕相处，为官兵们提供了合适的话题。久而久之，官兵们将堑壕鼠同并肩作战的战友和甘苦自知的战地经历联结起来。这种基于共同经历的心理联结，逐渐降低了官兵们对堑壕鼠的厌恶和敌视。法国老兵皮埃尔·谢纳将其战后回忆录命名为《一只老鼠的回忆》，可见堑壕鼠在士兵心中的象征意义。

其次，文化意义上和幽默语境下的堑壕鼠改变了前线官兵的心态。官兵以堑壕鼠为话题的交谈，以及杂志上的诗歌和趣文，是战地文化的一部分。在“曝光效应”影响下，官兵面对堑壕鼠的心态也逐渐变得轻松和幽默。“如果大家讨论的不是死亡，而是平常所吃的苦，大兵们就开始发挥各自的幽默感”，还有人曾在捕鼠时创作诗歌以化解捕鼠行动的枯燥和乏味。一位英军士兵曾以笔名A. F. 写诗《致马默杜克》：“你走进一个金属笼子，毫无迟疑地终结了自己可怜的生命，你的‘太太’又恼又气，她在想你为何还不归家。或许她会浏览报纸上关于伤亡人员的报道，‘失踪人员’里有你的名号，‘永别了！’我不得不将你送上天堂。”又如《前哨》杂志1917年11月1日有文章以一只拟人化的云雀抱怨“在上次的《前哨》杂志中，那只名叫理查德的堑壕鼠竟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是如何窃取军粮的。他没有告诉你们，他是如何把我老伴儿从巢里赶出去，然后吃光了我们的蛋。完全没有！但他一直如此。”

第三，在巨大的死亡压力下，前线官兵对生命怀有敬畏之情。对与尸体、死老鼠和剩饭菜比邻而居的前线官兵而言，死亡是最恐怖的，这使其他令人厌烦的事物都不值一提。有一阵子士兵们对驯服小型动物很感兴趣，如松鼠、狐狸、甚至还有小野猪，主要还是鸟类。可见，战火对生命的摧残使前线官兵更加珍视生命、敬畏自然，期望从肮脏混乱的生活中寻到美好。对朝夕相伴、同为生命的堑壕鼠，一些官兵在大规模捕鼠活动后，开始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它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堑壕鼠与堑壕、马克沁重机枪、铁丝网和防毒面具一样，都是“一战”的文化符号，塑造和延续着人们对“一战”的历史记忆。战争结束后，堑壕鼠无法在没有人类活动的堑壕中继续生存，吃光各种食物包括尸体后，它们终将回到附近的城镇、也就是前辈们所来的地方，曾经的战场则重新由原来的主人——田鼠——主导。在堑壕中坚守到战争结束的数百万官兵，回到正常社会时也必须回归“正常”——若再有乐于同老鼠分享面包和床铺的行为，必然会被视作疯癫而被鄙视或接受规训，毕竟人鼠势不两立才符合现代文明的价值观。

然而可悲的是，当年把老兵们从正常生活推入战争苦海、让他们在堑壕中与鼠为伍艰难度日的，也正是构建了“现代文明”、图谋瓜分整个世界的西方列强。数百万老兵们的亲身经历罕见于由精英们书写的历史——因为被忽视，所以被遗忘。重新审视这一群体的战争境遇和历史记忆，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一战”的历史与战争本身。尽管堑壕鼠与老兵的互动只不过是堑壕生活的沧海一粟，但对于管窥老兵们的战争境遇、反思战争带给世界的影响，有着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与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