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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17年以来,港元兑美元持续面临贬值压力。4月12日,港元兑美元一度跌破7.85创33年低位,正式触发弱方兑换保证价位。为维护联系汇率制度,香港金管局于4月12日、4月13日连续两日分三次出手买入62.96亿港元。
本轮港币兑美元不断贬值是美元、港元货币市场利差不断扩大引发套利的结果。2015年12月美国开始新一轮加息周期,再加上美联储缩表、美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制造业回流战略,美元LIBOR不断上升。尽管香港金管局和美联储升降息的路径几乎一致,但是HIBOR却未能以相同的幅度提升,以至美元LIBOR与HIBOR的利差在不断扩大。HIBOR之所以那么低,是由港元供给多、需求少决定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相继出台货币宽松政策,流动性泛滥,香港股市和房市吸引大量资金流入。香港外汇储备从2008年初的1527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3的4403亿美元,同时,基础货币也被迫从3205亿港元增加到1.73万亿港元,这就造成了港元供给过剩。港元供给过剩的同时,需求收缩。房地产贷款是港元最重要的需求来源之一。2009年起香港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为了避免重演1997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香港政府不断加码各种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2017年末香港贷款增速开始断下降,给港元货币市场利率带来下行压力。
香港经济基本面良好,此轮港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利差导致的套利行为,资本外流的现象总体可控,对资本市场冲击相对有限。目前恒生指数的市盈率为11倍左右,恒生国企指数市盈率不到10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同时成分股大多为业绩稳定的蓝筹企业,香港股市的吸引力仍在,不会出现恐慌式的崩盘。尽管香港政府不断加码房地产措施,但是宽松的流动性、低廉的资金价格使房价不断上升。香港金管局出手干预汇率,势必抬升市场利率,进而抑制房价,防止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不过,需要警惕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自我实现。
香港是全球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利用货币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动机并不强烈。维持与美元的稳定关系,有利于维持香港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地位。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小型开放经济体使用联系汇率制度是适合,也是成功的,不能因为一时的危机就完全否定联系汇率制度。香港不仅没有动力去调整汇率机制,而且也有能力维持联系汇率制度。香港外汇储备相当于广义货币量的一半,兑付能力毫无疑问。
美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美联储加息缩表仍将持续,同时特朗普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制造业回流”战略也将继续推进。这就意味着,美元港元货币市场利差将继续保持高位,甚至会进一步扩大,香港金管局与套利交易将有一场苦战。直接加息的效果不大,香港金管局将继续通过卖出美元买入港元,拉升港元兑美元汇率,同时,还将通过发行外汇基金票据或债券抽取港币流动性,进而提高HIBOR,直到美元港元货币市场利差缩小到套利活动消,这是应对香港流动性过剩的正常举措。
正文
自2017年以来,港元兑美元持续面临贬值压力,2018年2月下旬至今,港元汇率贬值速度加快,港元进入30年以来低位。4月12日,港元兑美元一度跌破7.85创33年低位,正式触发弱方兑换保证价位。为维护联系汇率(货币局)制度,香港金管局于4月12日、4月13日连续两日分三次出手买入62.96亿港元。这是自2005年5月香港金管局推出强弱方兑换保证区间以来,港元首次触发弱方兑换保证机制。那么本轮港币贬值的成因是什么?有什么影响?后期走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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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美元、港元利差扩大导致套利
从1983年10月17日起,香港开始实行联系汇率制度,香港发钞银行(汇丰银行、中国银行和恒生银行)一律以1美元兑7.8港元的比价,向外汇基金缴纳美元,换取等值的港元“负债证明”后,增发港元现钞。同时政府亦承诺港元现钞从流通中回流后,发钞银行同样可以用该比价兑回美元。为了加强利率调节功能,2005年香港对联系汇率制度做出调整,将美元兑港币汇率固定于7.8的同时,分别设定7.75(强方兑换保证)和7.85(弱方兑换保证)为香港货币当局卖出港元和买入港元的干预点。
影响港币对美元汇率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基本面、资产价格风险、利差、心理情绪等。近期香港经济稳健,2017年GDP增速达3.8%,高于2007-2016年平均2.9%的增幅,通胀由2016年的2.3%下降到1.7%,连续6年减慢。香港政府预计,香港经济在2018年仍然将保持平稳。劳动力市场紧俏,失业率持续走低,香港2018年2月季调后失业率录得2.9%,已连续三月低于3%。香港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并没有大幅下跌的迹象。企业杠杆率、居民杠杆率也比较低,不存在违约风险。同时,也没有大的地缘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导致恐慌情绪增加。排除了以上因素,我们发现港币对美元不断贬值是美元、港元货币市场利差不断扩大的结果。
2015年12月美国开始新一轮加息周期,香港金管局为了避免资本外流、港币贬值,几乎每次均跟随美联储加息。美联储3月22日宣布加息25BP后,香港金管局也随即上调隔夜基准利率25BP至2.0%。但是影响汇率的是市场利差,并不是基准利差。目前3个月的LIBOR利率已超过2.34%,远高于联邦基金利率,而且延续以较快速度上升的态势。
尽管香港金管局和美联储升降息的路径几乎一致,但是HIBOR却未能以相同的幅度提升,美元LIBOR与HIBOR的利差在不断扩大,3月4日利差首次超过1%,4月12日达到1.18%。由于利差的存在,存在套利空间,投资者选择借入低收益货币(港元)购入高收益货币(美元)来进行套利交易,供给关系的变化导致港元的贬值。由于利润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交易员选择套利交易,从而导致港元兑美元汇率持续走软。
既然香港金管局每次均跟随美联储加息,为什么美元LIBOR和HIBOR利差会不断扩大?或者说,为什么美元LIBOR会不断上升,但是HIBOR却一直处于低位?
美元LIBOR上升的原因比较明了,包括美联储加息缩表、积极财政政策、制造业回流等。
第一,美联储加息。2015年12月美联储开启次贷危机以来的新一轮加息,美元LIBOR利率不断走高。2018年3月22日美联储再一次加息,LIBOR进一步上升。4月11日美联储公布3月FOMC会议纪要,与会者认为减税将拉动美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中期会达到2%目标,未来可能加快加息步伐。点阵图显示,2018年利率中值落在2.25%,表明今年预计将加息三次。而对于2019-2020年的加息预期则更为陡峭,其中2019年预计加息三次,较此前预计上升一次;2020年预计加息两次,较此前预计上升一次。美联储加息可以直接影响资金成本,加息预期则会导致美元需求增加,两个渠道共同提升美元货币市场利率。
第二,美联储缩表。根据2017年美联储的缩表计划,起始每月缩减国债60亿美元,每月减少MBS在投资40亿美元。缩表上限每季度调整一次,分别上调国债和MBS上限60亿美元与40亿美元,最终上限分别为300亿美元和200亿美元。据测算,缩表开始的第一年将缩减资产负债表3000亿美元左右,达最终上限后每年缩减约6000亿美元。根据美联储2万亿美元-2.5万亿美元的缩表目标,判断缩表周期为4年左右。美联储缩表导致流动性收缩,影响美元价格。
第三,美国积极财政政策。特朗普上台后施行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型财政政策。2017年末美国通过了自里根时代以来的最大规模减税计划。2月12日,白宫公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计划未来10年内利用2000亿美元联邦资金撬动1.5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改造基础设施。美国减税的同时扩大财政支出,这必然会导致政府债券发行增加。2018年3月20日,美国财政部称,美国国债首次超过21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国债供给增加,加上货币紧缩、通货膨胀风险加剧,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
第四,美国“制造业回流”。2017年末通过的减税计划,强烈刺激了美国海外企业回流,同时,其他国家企业也增加了对美投资意愿,这会增加美元需求。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等不断上升,再考虑到美国贸易保护倾向日益严重,美国之外的企业开始考虑在美国投资。2017年7月富士康宣布投资百亿美金在美国建厂。此外,海尔、海信等知名企业相继公布对美投资工厂的计划。
由于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以及香港资本市场近乎完全对外开放,根据利率平价,港元的利率水平应基本与美元市场步调一致。但是为什么香港金管局屡次跟随美联储加息,HIBOR仍然不能大幅上升呢?首先,香港金管局和美联储加息机制不一样。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可以通过利率走廊的形式直接决定联邦基金利率,进而影响货币市场利率。但是香港金管局调整的是贴现窗基本利率,当前贴现窗基本利率远远高于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银行不会通过贴现窗向金管局借钱,这样香港金管局加息就无法影响到市场利率。而HIBOR之所以那么低,是由港元供给多、需求少决定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相继出台货币宽松政策,流动性泛滥,香港股市和房市吸引大量资金流入,当然也包括中国内地资金。一方面,随着内地居民财富的增长,海外资产投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中国近几年增速下降,投资机会减少,大量资金流向香港寻找投资机会。特别是8.11汇改之后,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内地投资者投资香港资产的动机更加强烈,大量资本从内地流入香港。目前除了美国外,其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仍没有跨出实质性的一步,全球流动性依然充沛。香港外汇储备从2008年初的1527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3月的4403亿美元,同时,基础货币也被迫从3205亿港元增加到1.73万亿港元,这就造成了港元供给过剩。
港元供给过剩的同时,需求收缩。房地产贷款是港元最重要的需求来源之一。2009年起香港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为了避免重演1997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香港政府不断加码各种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2016年底,香港政府宣布并实施印花税新措施后,海外买家在香港购房的成本提升,除了统一征收的15%印花税外,还针对非本地居民征收15%的买家印花税,共计占房价的30%。2017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按揭贷款的审慎监管措施》,针对有多笔按揭贷款以及收入来自香港以外地区的人,推出新一轮物业按揭的监管措施,继续调控房价。香港政府的打压下,2017年末香港贷款增速开始断下降,给港元货币市场利率带来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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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资本市场冲击相对有限
香港经济基本面良好,此轮港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利差导致的套利行为,资本外流的现象总体可控,对资本市场冲击相对有限。
香港流动性充足,并且在持续流入股市。目前恒生指数的市盈率为11倍左右,恒生国企指数市盈率不到10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同时成分股大多为业绩稳定的蓝筹企业,香港股市的吸引力仍在,不会出现恐慌式的崩盘,导致股汇双杀,形成股市下跌、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从2008年次贷危机时的情况看,即便当年恒生指数遭遇重挫,港币贬值幅度依然可控。香港金管局已多次公开表示一旦港币触及7.85弱方兑换保证将入市干预,此次触及弱方兑换保证香港金管局也即刻出手。此外,截至2018年3月底,香港政府拥有440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入市干预汇率的能力和意愿都不容置疑。因此,此轮港币汇率下跌对股市的影响相对有限。
尽管香港政府不断加码房地产措施,但是宽松的流动性、低廉的资金价格使房价不断上升。2月香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为364.1,已连续上升23个月,再创历史新高。Demographia的《2017年国际房价负担能力报告》将香港评为房价最难负担的地区之首,香港地区房价中位值是普通家庭年收入中位值的18.1倍。香港金管局出手干预汇率,势必抬升市场利率,进而抑制房价,防止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
不过,香港房价上升幅度过快,已经引发市场对楼市泡沫风险的担忧,需要警惕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自我实现。在LIBOR持续走高的预期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香港金管局必须大规模缩减港元流动性,这可能对香港资金面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公众产生恐慌情绪,可能大规模从房市撤出资金,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是香港的支柱产业,香港财政收入的40%到50%都是来自土地,居民很大一部分财富是房产,而且房地产是香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抵押品之一,房地产大幅下跌将使香港发生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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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联系汇率制度短期内仍将延续
香港是全球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利用货币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动机并不强烈。维持与美元的稳定关系,有利于维持香港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地位。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小型开放经济体使用联系汇率制度是适合,也是成功的,不能因为一时的危机就完全否定联系汇率制度。香港不仅没有动力去调整汇率机制,而且也有能力维持联系汇率制度。香港外汇储备相当于广义货币量的一半,兑付能力毫无疑问。陈德霖近期也表示,金管局有足够能力维持港元汇价的稳定和应付资金大规模流动的情况。
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曾谏言,香港应当考虑取消港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港元可改为盯住美元、人民币或一篮子货币。那么在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有可能改盯美元、人民币等一篮子货币,或者干脆只盯住人民币吗?我们认为短期内不会。首先,在美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背书下,美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货币。港币盯住美元,可使香港有效地减少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外汇风险,有利于贸易、金融活动的开展,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其次,虽然香港经济受中国内地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但中国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国际化尚未成熟,让港币放弃一个运行了30多年的成熟制度而改为挂钩人民币,至少目前看来是不合理的。
港元若不放弃盯住美元的话,未来香港金管局压力将会很大,因为美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美联储加息、缩表仍将持续,同时特朗普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制造业回流”战略也将继续推进。这就意味着,美元港元货币市场利差将继续保持高位,甚至会进一步扩大,香港金管局与套利交易将有一场苦战。直接加息的效果不大,香港金管局将继续通过卖出美元买入港元,拉升港元兑美元汇率,同时,还将通过发行外汇基金票据或债券抽取港币流动性,进而提高HIBOR,直到美元港元货币市场利差缩小到套利活动消除,这是应对香港流动性过剩的正常举措。
感谢邢曙光、钟奕昕对本报告编制所做的贡献
END
新时代证券宏观研究
潘向东,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财经改革发展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理事会理事。曾任光大集团和国家开发银行特约研究员,《经济研究》和《世界经济》的审稿专家。历任中信建投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世界经济》等学术杂志发表过数篇论文。先后主持或参加过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点基金、博士后基金等。个人著作【真实繁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刘娟秀,宏观团队负责人,首席宏观分析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博士,9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研究工作经验,先后就职于光大证券、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任宏观分析师。
陈韵阳,宏观分析师助理,上海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
钟奕昕,宏观分析师助理,美国凯斯西储大学金融学硕士。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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