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一个位于遥远东南太平洋沿岸的国家，竟然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方面，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很多秘鲁人身上流淌着我们中国人的血，自称是中国人的后裔。历来国内关注华侨华人的重点都在东南亚，北美，日韩等地，与中国相聚甚远的拉美地区难免被人忽视，华人在秘鲁的历史与现状更是鲜有人知。位于南美太平洋沿岸的秘鲁一直以来是拉美地区华人最多的国家，近年才被巴西超过，目前，秘鲁华侨华人的总人数已发展到约130万人，其中土生华裔或混血华人后裔约120万人。占到秘鲁总人口的5%左右。

秘鲁契约华工的由来

1820年秘鲁脱离西班牙独立时，地旷人稀，急需劳动力发展经济。但当时非洲贩奴活动正由于世界性禁奴令而大为减少。自19世纪初黑奴贸易废除后， 为弥补劳动力不足状况，秘鲁也和西方列强一样，转向中国寻求劳工。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华工出洋规模不断扩大。英法两国借助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迫使清政府将“允华民外洋别地承工”写入1860年《北京条约》，使18世纪以来在中国沿海出现的将契约华工作为贩运谋利对象的贸易变为合法。自此，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秘鲁是其中主要参与者。但在与西方列强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中，秘鲁并不处于优势。清政府“凡无约之国，一概不准设局招工”。的规定，迫使秘鲁种植园主通过非法手段获得 中国劳工。为保证获取巨额利润，无论是华工的招募、贩运，还是对华工劳动的盘剥，秘鲁都采用了更残暴、更野蛮的方法。这些苦力不少是被诱骗和绑架来的，在等待秘鲁船只启航前，通常被集中在条件相当恶劣的房间里。几乎所有驶往秘鲁的苦力船都是超载的，每个苦力只能分到一小块吃和睡的地方。极度恶劣的船舱环境和生存待遇，造成苦力死亡率达到惊人程度。大约二分之一的劳工死在路途上，那些能活着到达秘鲁的华工，大多数被卖到种植园和鸟粪场劳动，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一年只有三天假期，普遍遭受无情剥削、恶劣待遇和残酷惩罚。

从1847年到1875年约有12万契约华工输入秘鲁，从事苦力劳动。1868年末以来，不堪忍受的秘鲁华工历尽艰辛，终于通过美国驻秘鲁公使向清政府要求保护，揭开了秘鲁华工案的序幕。此后，在国内外形势压力下，清政府由最初的漠视与被动，转而开始通过签订条约、派遣使团、遣使设领等方式，关心和保护海外华工。1972年5 月28 日，“玛耶西”号苦力船由于天气原因在日本横滨港靠岸，苦力不堪虐待跳水被救，并要求被保护。日本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对船长进行了审判并给予惩罚，这个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和反响。为了解决“玛耶西”号事件，秘鲁帕尔多政府于1872 年11 月6 日指派海军上校葛尔西耶为出使中国和日本政府的特命全权公使。葛尔西耶接到训令，极力推动秘鲁与中国，日本政府建立联系，并签订和约。1874年6月26日，葛尔西耶与李鸿章签署了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以及一项移民协定。移民协定的重要条款是:中国派遣调查委员会前往秘鲁，遣返那些愿意回国的中国人，但秘鲁距中国相当遥远，清朝根本无法出资遣返所有华工。根据从秘鲁逃回的“猪仔”李德成自述，从澳门到秘鲁的船费约70元，秘鲁当时尚有华工十数万，所需船费当在 700万元以上。同治年间，清朝财政支出捉襟见肘，700万巨款对于清政府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况且，世界各地华工受虐事件层出不穷，一旦宣布谴还，而又无力谴还，则必陷华工于绝境，所以清政府便转向对海外华工的保护。条约并没有废除苦力贸易，直到 1876 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禁止苦力贸易以后，才算终止。从1876 年起，清政府在护侨上开始变得主动与积极，清政府中的洋务派重臣纷纷呼吁在国外设领护侨，使得清政府对海外华工的保护变得实质而有意义。

秘鲁华人社会的形成

秘鲁华人社会的形成也得因于契约华工大量地来秘，只有数量达到一定限度，才可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华人社会，起初华人团结起来是为了反对雇主的非法压榨以及虐待，在智利与秘鲁爆发太平洋战争以后， 一些华人劳工起义，纷纷加入智利军队，参与对秘鲁政府军的作战。华工在斗争中团结在一起，为华人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大多数华人劳工在合同到期以后，没有选择回国，一是因为秘鲁距中国遥远，船费昂贵且不安全，二来在华工受虐，努力抗争初期，清政府保护不力，华工对清政府非常失望，三是因为华工在秘鲁艰苦斗争取得成果，不忍离开，况回国谋生也相当不易。于是，华工便选择在当地继续生活。契约华工们曾经的悲惨遭遇，让华人们意识到， 华人族群必须要有凝聚力，团结起来，互助互爱，才能在秘鲁社会中赢得自己的地位。因此，在完成由“中国人”向“秘鲁人”的转化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团涌现，19世纪80年代末，秘鲁首都利马就已经出现了南海、番禺、中山等十几个华人会馆，其 中秘鲁华人通惠总局被视为秘鲁全国各地华人社团 的总领导，成为了秘鲁华人在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处理华人与政府的沟通、华人与其他种族群关系的协调、华人与中国国内的联系、维护华人在当地的合法权利等诸多事宜。这些华人社团的出现，标志着秘鲁华人社会逐步走向成熟化，并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网络。

走向融合

1879年，仍然留在秘鲁的华人半数以上已履行 完他们的契约劳动期限而获得了自由。当然，在此之前，社会的融合就已经开始。获得自由以后， 他们的由雇主所起的西班牙名字仍被很多人保留着。他们虔诚地皈依天主教，并且对教堂礼仪极为重视。第一代华工留在秘鲁与当地印第安人，本地土著人或者白人中下层结婚生子、组建家庭，学习西班牙语，改信天主教，逐步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因此，现在秘鲁华人大多是具有华人血统的华裔，而他们也大多不使用汉语了。另一方面华人社会网络的形成并没有隔绝外界，自给自足，而是在加强了华人族群的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又始终保持着与秘鲁主流社会的同步运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迎娶秘鲁女子的原因，华工的后代们加速了“秘鲁化”进程，逐渐进入到秘鲁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华人的存在，但华人在居住国的地位不尽相同，在很多西方国家，华人从事商业的很多，但从事政治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东南亚华人虽然非常富有，但是在政治上缺乏足够的影响力，一发生政治动乱，华人往往成为宰割的对象。而在秘鲁，华人却成为了当地一个比较强势的族群，担任政府要职、参 加议会选举、经营大公司、开创自己的新闻媒体屡见不鲜。每到总统和地方省长选举的时期，华人便成为了各路政治家们竞相拉拢的对象，90年代秘鲁的日裔总统藤森( Alberto Fujimori) 执政时期，他的内阁中就有7名华人部长。华裔维克多·乔伊韦( Victor joy way) 与何塞·安东尼奥·陈( Jose Antonio Chang) 分别于1999年和2010年担任了秘鲁的总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华人在秘鲁担任省长、将军、议员等要 职。由此可见，华人在秘鲁有着较高的地位。秘鲁华人之所以会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并成为秘鲁社会的强势族群，与他们的移民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秘鲁华人最早来源于契约华工，由于当时国内战乱、民生凋敝，首批赴秘鲁的契约华工早已没有退路，与在欧美国家生活的华人不同，他们不再想着“挣钱回家乡”和“叶落归根”，而是选择“落地生根”，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与当地人通婚组建家庭，接受当地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把秘鲁当 成自己的“新祖国”，这对以后移民到秘鲁的华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落地生根”的移民观念是促使 秘鲁华人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移民观念来 源于19世纪的契约华工，与他们的遭遇和经历密切相关。归根结底，秘鲁华人能够进入政界高位，除去各国华人所共有的特性，关键是因为他们本地化的程度更深。值得一说的是秘鲁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有着独特之处，秘鲁印第安人占有很大比例，还有一定数量的黑人，所以种族歧视的严重程度远远比不上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所以华工在成为自由劳工后，并没有收到严重的歧视，反而，因他们勤劳、节俭、爱护妻女，且拥有一定积蓄而受到当地女性的欢迎。

秘鲁华人，又叫土生（Tusán，一个来自汉语的借用词），是指出生在秘鲁的海外华裔，或者以秘鲁为自己的故国的海外华人。一份原始资料声称有着中国血统的公民人数达500万，等同于该国总人口的20%，然现在已无确证可考，但可见秘鲁华人后裔之多，如今走于秘鲁唐人街，会发现完全中国面孔的人很少，大多数是带着中国印记的混血人，虽然他们语言不再是汉语，面孔也有所改变，但整个唐人街仍然是满满的中国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