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20日报道 2018年3月，为美国媒体常驻上海的记者史明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纪实文学作品《长乐路》的中文版。
一个美国人记录上海人民的生活？《长乐路》无疑是新奇的。这本书的口碑也不错，甚至有读者沿着书中的地图亲自探访了一遍。书里描绘了中国梦，却包含理解和冷静，用以小见大的笔触将故事娓娓道来。也让参考文化对作者充满了好奇。
第一次在北京的一次文学活动上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黑西装白衬衣，身材匀称，幽默健谈，一副乐观的美国人的样子。4月18日，参考文化对史明智进行微信语音专访，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的他，时不时吐露几句很地道的上海话和四川话，普通话乍听之下也没有“外国人”口音。他喜欢聆听别人的故事，对人与事充满同理心和探究欲，有种超乎寻常的积极和耐心。他说自己很爱辛辣的四川食物，上海的食物对他来说有点寡淡。
这样一个有烟火气息的记者能写出《长乐街》这么朴实生动的底层人物的故事，似乎倒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他是如何一步步喜欢上记者这个职业？又是如何喜欢中国并在上海定居下来的？对中国百姓的生活有哪些独到的看法呢？
在四川教英语让他爱上书写中国
1996年，史明智毕业了，他希望能参与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工作——他希望能去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两年。因为西班牙语专业背景，本以为自己会被派到中南美洲国家，却被给三个跟西班牙语毫无关系的选项：乌兹克斯坦、俄罗斯和中国。最终，他选择了中国。他解释说，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历史、如此众多的人口，冥冥之中非常吸引他。
或许正是这种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好奇与追索力量，让他和中国结下深深的缘分。
史明智谈到接受中文语言训练时的情况，当时他和同伴时常骑行三四小时互相拜访。“我当初只有20岁出头，是一名纯粹的英语老师。但当时何伟（美国作家彼得·赫斯勒——本网注）已经快30岁了，相对成熟，他有更明确的目标，且一直钟情于写作”。何伟对史明智的影响更类似一种顺水推舟、潜移默化，2012年，何伟已经完成作品《江城》，“他有写作关系网，对引导我写作有支持和帮助作用。”
他概括道：“我们有相似的中国生活经历，我们都是美国乡村来的孩子，都加入了和平队志愿者，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外国记者，于是有了一种近乎共性的体验。但是我们分析事物的视角却非常不一样，这跟我们今后的个人体验也密切相关。”
在四川的经历让史明智开始爱上写作、报道，并且了解如何将自己的文章投给报刊。回美国后，他开始对“做记者”认真起来，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新闻学。
2010年，他获得了广播媒体Marketplace驻上海记者的工作，干脆搬到中国上海居住。
史明智无比热爱记者这一职业，并且一度觉得自己特别幸运。“你可以接触到那么多有意思的人，并且观察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可以洞察人性，并且反观自己”。他一度想专注研究心理学，“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对人们的心理、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我觉得这些很迷人。”
相比美国的生活，史明智似乎更喜欢在中国的生活。“我小时候住在明尼苏达的小镇上，那里很多事物持久不变。但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它的变化如此之快。我太好奇人们的价值观或者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了。”在中国正是发生这片奇迹的沃土，他能够在这里“准确记录，亲眼见证”。
人物故事是他一个个敲门拜访获得的
近水楼台先得月，史明智从他居住的上海长乐路入手，开始细致书写中国人。
其实，这条长乐路并不普通——它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在地图上只是一段短短的波浪线，但里面起伏着中国近现代波云诡谲的历史。法国人在这个曾属于其租界的路上种满梧桐；之后，日本人来轰炸过，又从这座城市撤离，新中国成立；后来，工厂机器轰鸣；再后来，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了这个“魔都”里每一个人的生活。
要书写中国了解中国人，会中文是一项“硬通货”。史明智笑道：“我是一个记者。也许我的书面中文很差，但我的汉语口语比较过关。”他学中文学了很长时间，同时，他对与中国人沟通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知道中国人的文化习惯边界在哪儿，也知道怎么让采访准确并且得体。
“通常媒体人更关心政府干了些什么，而不是关心百姓所思所想。”史明智说。而《长乐路》则真诚地诉说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故事。这些人物素材都是史明智一个个敲门去拜访得到的。刚开始人们会对他持有警惕，毕竟他长着一张外国人的面孔。但史明智会说：“我想了解你的故事，让我写以你当主角的故事，你愿意吗？”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点头。
《长乐路》最初是一个英语电台节目，现在变成了一本书。史明智说，当初他曾一度担心节目内容会枯燥沉闷，但后来他的疑虑很快被打消。“刚开始是一个开着一家精致旗袍店的96岁的老爷爷的故事，他从14岁开始一直做到90多岁，兢兢业业。”这一系列故事引发了美国听众的好评，他们开始意识到：“在某些意义上，中国人和美国人如此相似。”
而《长乐路》关注的一众“小人物”人物鲜活、故事惊艳，史明智对这些人物不分轻重，都怀有热情。
“我喜欢CK（三明治店长陈凯（音）——本网注），他有一种可贵的人类精神。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对世界和信仰有那么多疑问和追求，有一种智慧的探寻，这点我们惺惺相惜”；而花店主人赵女士“认为家庭是最重要的，这点我很同意，她还有一种与我类似的幽默感，我们的化学反应很足”；痴迷于赚钱的傅阿姨“她像来自于自然的一股力量，可以不停歇地说话，想各种赚钱的法子。我经常讶异于她无穷无尽的能量，好像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有一堆任务要去做。”
他还提到陈忠道，“即使成功几率如此渺茫，他有自己的信仰，不接受现状，并且为此斗争，我很尊重他。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他这样。”此外，他说王雪松是他最敬佩的人，“他成长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一个人单独打拼去了一无所知的美国，已经快60岁了却没有放弃任何梦想，他甚至在美国学习课程想考大学。这让人赞叹。”
史明智说，写《长乐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反过来回馈了我”。
中国新老一代要相互理解很困难
在史明智看来，中国年轻一代似乎正处于一个特别矛盾的节点：他们跟随父母长大，却似乎跟父母的经历没有共同之处，他们似乎很难理解对方——“父母对于孩子的期待是完全基于自己以前的遭遇，但那样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能感觉到年轻一代处于强烈的压力中，想要取悦父母但却清楚自己不可能达到那些疯狂的高期望。”
他形容每个家庭都是“theater play”（跟戏剧一样精彩），“子女被逼婚，被唠叨工作，他们有时只好说谎，否则父母会一直干预他们的生活。”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史明智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发生的巨变，“中国很大，每个地方如此不同，有时候我想甚至中国不同地方的人都无法互相理解。”他认为，四川人有幽默感并且热爱慢生活，享受闲暇时光；北京人热爱聊天，可以对任何事物展开话题；上海人更为保留和严肃，更全球化，也更有品味。而现在史明智和美籍华裔妻子的孩子也在上海长大，“如果今后可以跟孩子、孙子讲这些，是一件让人很满足的事情。”他说。
史明智很恋家，也想念美国，闲暇之时会陪孩子打棒球，“我希望能陪伴他们成长。”他说，不知道今后是否回美国，但是他很享受当下。（文/朱柒柒）
【延伸阅读】吉尔莫·德尔·托罗：怪物于孤独之中拯救我
参考消息网3月30日报道 吉尔莫·德尔·托罗是“墨西哥三杰”之一，是一位具有魔力的怪咖电影导演，被影迷亲昵地称为“陀螺”。在他的影像作品中你能发现另一个异想世界，有多么“异想”？你或许可以想象一个西班牙版蒂姆·波顿，对，就是执导了《剪刀手爱德华》的那个家伙！
陀螺执导的电影《水形物语》2017年斩获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而在刚刚落幕不久的2018年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了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
是不是很厉害？
但陀螺实际上很接地气：他的体重已经接近三位数、喜欢无敌铁金刚与钢弹、会因为电视上正播映他感兴趣的节目，而拒绝朋友的派对邀约。对，你猜得没错，他很宅……这样一位宅男导演却不可思议地热爱怪物，你能在他的每部电影中找到“怪物”“怪兽”元素，是不是开始有点毛骨悚然？
怪物情结源自童年
以往陀螺给影迷的印象是身材圆圆的，言谈风趣诙谐古灵精怪。而在加拿大广播公司Q电台主持人汤姆·鲍尔2017年的采访中，陀螺敞开心扉，以一种少见的温柔，娓娓道来了自己与怪物的“恋情经过”。
陀螺在采访里透露自己第一次喜欢上怪物是在“不到2岁看1963年电视剧《迷离档案》的时候”。
“里面有个大眼秃头的怪物把我吓坏了，我不停地尖叫，而当时我哥哥‘非常混蛋’地恶作剧吓唬我”，甚至在那之后，陀螺开始不断做清醒的噩梦——梦到醒了想上厕所，但房间里有很多活生生的怪物，而因为太害怕甚至“尿床”，以至于陀螺的妈妈很生气。“我在梦里和怪物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让我上厕所，那么你们就是我永远的朋友。在那之后，怪物再也不让我觉得害怕了”，陀螺说道：“都是真事”。
在2017年伦敦国际电影节期间的一段访谈中，陀螺表示：“心理治疗师告诉我，这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因为太过害怕而出现的心理应激机制”。所以，归结于要保护自己，于是因“怕”生“爱”？
对陀螺来说，“怪物类似一种殉道者的角色，身为异类，它们遭受苦难并被驱逐，其中的脆弱和迷失吸引着我”。他对怪物的迷恋要追溯到他非同一般的童年——
童年时的陀螺是个安静且瘦弱的男孩，也不合群。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是，陀螺6岁就能流利地阅读英文，这也使得他能够接触英文书籍和杂志，陀螺那时候爱看的杂志是《Famous Monsters of Filmland》（暂译《电影世界的著名怪物》），通过杂志他了解到一批化妆特效界很厉害的人，譬如恐怖片大师约翰·卡朋特、詹姆斯·怀勒，美国电影特效先驱雷·哈利等。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我觉得在那里自己是被接受的”，或许，陀螺爱上怪物的深层原因正是那“不太好过”的童年，让他对怪兽有了“伙伴般的亲密感”。
陀螺还有一个著名的私宅“荒凉山庄”。那是陀螺费尽周折，为自己创造的“乐园”，那里有各式各样的生物模型、装置绘画和机械玩具，还有各类书籍电影、一幅幅激励、启发过陀螺的绘画。你能发现，很多陀螺的藏品跟他拍的电影紧密联系，类似于他的一个庞大“电影数据库”和“电影衍生品基地”。
陀螺说：“终其一生，许多艺术家都是在矫正或者试图挽回童年的一些遗憾的事情”，大抵，荒凉山庄之于陀螺，就类似梦幻庄园之于迈克尔·杰克逊，都是弥补童年遗憾之地。
永远的母题：人性的欲望与残酷
有一件陀螺影迷都知道的事情，他的影片常常会出现恐怖元素。为什么？
陀螺表示他喜欢爱伦坡，也喜欢有点黑暗的幻想故事。“但我不是为了恐怖题材，而做恐怖类型的电影。”陀螺说。
陀螺说：“我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他不是要去‘吓人’，而是在意‘氛围的营造’，更多时候是被脑中的画面所吸引。”这非常有启发性，如果你看陀螺的影片，就会发现其中的瑰丽场景、宏大场面无比美轮美奂。
恐怖只是一种表象，不是陀螺要表达的终极奥义。从《潘神的迷宫》中丑陋残忍的妖怪，到《猩红山峰》惊吓恐怖的感情，陀螺叙事包裹下的是“人性的欲望和残酷”的精准表达。
陀螺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应该热爱怪物，因为他们反射出自己的不完美”。
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有了如此精细丰富的的社会语言，以至于每个人看起来似乎是完美的。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世界上有很多不安、憎恨、冲突的事情也在发生——这是一个悖论。
陀螺找到了自己的疏解渠道，“在怪物那我能找到谅解、安慰、救赎。”“因为怪物不会要求被谅解，但是却需要你去谅解来接受他们。”对陀螺来说，这个过程很治愈，这也引出了陀螺的人生观：“最恐怖的事情是绝对化。很多时候好人也可能做一些坏事，坏人只是相比平常人而言有所缺陷，看起来坏。”
在他看来，怪物也可以是好人，在陀螺的电影中，怪物可以是人，而人却变成怪物，正如对他有巨大影响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傲慢的医生弗兰肯斯坦才是真正的“怪物” ，而怪物虽然看起来“吓人”，但其实很纯粹。
这部陀螺“看哭了”的小说，也成为一个引子，陀螺日后的电影，或多或少都透露出“人性的欲望与残酷”这样的母题。
《水形物语》救了他
陀螺说，有三部电影在他生命中最最最低潮时诞生，拯救了他的人生。“第一部是《鬼童院》，它拯救了我上一部电影《变种DNA》与米拉麦克斯合作的创伤经验，那段经历至今仍是我遇过的最糟的拍片经验；再来是《潘神的迷宫》，那时我正对人生中许多事感到质疑，包括我们工作的目的，我们放弃了什么，还有我们到底是什么。最终，第三部电影就是《水形物语》。”在2018年《水形物语》获奥斯卡奖后，陀螺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透露。
陀螺执导的《水形物语》是一部主流影片，但却大胆地舍弃安全牌，拍摄了一个不完美的女主角、与一个不会变成王子的野兽之间的故事。在陀螺被认可之前，他也曾多次遭遇美好制片计划被主流片方打回的情况，但是他却仍然咬着牙关，坚持自己的理念，想尽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陀螺认为《水形物语》的故事简单又疯狂，里面有最美的怪物。“爱是没有形状的，就像描述水一样。”他将电影命名为《水形物语》的原因在此。另外一点是，“对墨西哥人来说，下雨很性感的事情，我很喜欢雨。”要知道洛杉矶基本不下雨，因此陀螺甚至还自己建造了一个“雨屋”。
陀螺花3年设计怪物鱼，观影时，你能发现怪物的眼睛有着果冻质感，陀螺还自己配音了怪物所有的呼吸声，与一些鱼一般的声音。《水形物语》成本不高，不到2000万美元，却看起来很高级，“用了新兴的技术所以看起来在水上一样，首先用烟雾然后用高速摄像机捕捉，泡沫是用数字化的方式后期加上去的。”陀螺说。
《水形物语》有着自己的美学，大部分是蓝绿色调，其中有一段人鱼共舞的黑白画面。“我希望《水形物语》的质感像老电影，或者有音乐剧的气质。让人回忆起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电影。”陀螺说。
在2018年《吉米鸡毛秀》中，陀螺谈起自己在奥斯卡拿奖时的心情：“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是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都瞬间变得更为敏锐”。希望陀螺能一直敏锐下去，用自己光怪陆离的童真，敲击我们的成人世界吧。（文/朱柒柒）
（2018-03-30 17:09:46）
【延伸阅读】德国电影大师沃纳·赫尔佐格：导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
参考消息网4月13日报道 沃纳·赫尔佐格是骨灰级的导演，许多杰出电影人毫不讳言受到他的启发。英格玛·伯格曼把他的《卡斯帕·豪泽之谜》列为“一生所看到的十部最好影片之一”。弗朗西斯·科波拉购买了他多部影片的放映权，并在《现代启示录》中借鉴了《阿基尔，上帝的愤怒》的镜头手法。杨德昌爱穿一件自制的T恤上面写着“Herzog，Bres-son，Yang”（赫尔佐格、布列松、杨），因为他观看了赫尔佐格的电影《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后为之动容，从电脑工程师转型成为一名导演。
沃纳·赫尔佐格是著名的“德国新电影”一代，他的电影拥有强烈的自我风格：讲述“强者”故事，疯狂叛逆，而拍摄过程，犹如身体力行地远征。他一直游离于各种归类之外，但在美国却也受到如流行明星般的崇拜：2009年沃纳·赫尔佐格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在线电影学校举行研讨班，在15钟内就有3000多人报名；为了看他在纽约惠特尼博物馆的一个装置展品，人们排起的长队，队伍长得绕过了好几栋房子。
2018年3月26至28日，沃纳·赫尔佐格受北京电影学院邀请，在北京进行了系列电影放映和大师对谈活动。参考文化记者也参与其中。
赫尔佐格看起来高大健硕，虽然已经年届76岁，却是神采奕奕，时值北京“雾霾+沙尘暴”的恶劣天气，赫尔佐格却丝毫不惧，连口罩也没有佩戴。赫尔佐格却并不狂傲，富有德国人气质：谨慎认真严苛，谈话时独树一帜又充满睿智，满场的观众听得入神，却又时常被风趣大胆的话语逗笑，时不时感到醍醐灌顶。
“严苛节制”的拍片风格源于童年
赫尔佐格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电影，一般都在很少的预算下完成的，往往由他自己兼任制片和编剧。好友、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曾评价赫尔佐格说他：“充满矛盾：极端顽强又脆弱，深情却鄙视，头脑清晰却感性，没有准备好日常的压力却完全能接受极端的环境”，这也许能推追溯他的童年经历——因为“匮乏”的环境，塑造了他“严苛节制”的拍片风格。
赫尔佐格出生于1942年，正处于二战时期，家乡慕尼黑遭到了轰炸，他们没了住所搬到一个小村庄，再搬回慕尼黑，赫尔佐格已11岁。
那时，赫尔佐格和兄弟们因为经济“困难”，很小就外出打工挣钱，赫尔佐格晚上在一家钢铁工厂做焊工学徒，赚来的钱和“偷来”的摄影机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我没有上过电影学院，有一天，我在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前身机构的电影器材设备室，看到屋子里没有人，我就拿了一台机器出来。我的本意并不是想偷这台机器，只是想拍完我的电影就把机器还回去，但我的电影却一直在拍，所以这台机器就一直跟随着我了。” 赫尔佐格说。
第一次拍电影就是用“野路子”，这意味他从来都不会根据条条框框去写剧本。
“一旦我有了一个想法之后，能在一周之内把剧本写完，速度非常快。正因为把我的大门向所有的角色和想法敞开，所以我才能让自己的电影充满生命力。”赫尔佐格如果拍两小时的电影，往往只有7至8小时素材，他对“年轻导演往往拍摄450小时素材花1至2年时间剪辑”的行为嗤之以鼻：“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或许也是因为匮乏，所以他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热情，这和赫尔佐格无意识的生理特质——很少做梦有关。
他说自己上次做梦是在两年前，“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不做梦所以我才能做电影，自己就像那些没吃饱或没睡饱的人，或那些总处饥饿、疲惫状态中的人，那些夜里从来不进入我脑中的画面，也许就是我想在银幕上创造出来的。”
在极端的压力下，会让你看到更多的人性
赫尔佐格认为，“如果是为了拍摄电影的需要，即使意味着要去监狱里待上一晚上也无可厚非”，也是因为这样的理念，他的拍戏经历跟《荒野求生》探险家贝尔一样传奇。在非洲拍摄《新创世纪》时，喀麦隆政府发生政变，他因表错政治态度而被捕入狱，染上了寄生虫病；2005年他在洛杉矶接受BBC采访时，被一支气枪击中，平静地说道：“有人在对我们射击”，随后示意采访继续。如果说这些经历是被动的“意外”，那么他的这些主动选择冒险的举动，听起来就更匪夷所思了——
在拍摄《生命的标记》时，赫尔佐格与希腊守军发生争吵，威胁要枪杀逮捕他的人；在《侏儒流氓》杀青后，为了表达与侏儒演员平等，他跳入近两米高的仙人掌丛；也为了呈现《玻璃精灵》的电影气质，他对除主演外的所有演员进行催眠，由于对催眠师不满，他自学催眠完成了这项工作。
即使这些电影拍摄行为听起来很疯狂，即使他的作品大多以狂热、孤独的狂想者为主人公，强调人力与天意的对抗，但赫尔佐格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疯狂的导演，“将人生和电影混为一谈是不健康的，说到底电影是虚构的。”
但他也承认“导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一些导演在高强度的工作15年之后就消失不见了。”对此他有自己的一套安全法则。
他执导的纪录片《灰熊人》（2005年）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蒂莫西·崔德威尔热爱灰熊，常常与灰熊们住在一起，并记录它们的习性。但在第13年后，崔德威尔和女友最终被一只灰熊残忍吃掉。
与崔德威尔相反，赫尔佐格保持着清醒，在拍摄灰熊时，他始终和灰熊保持两公尺距离，并保持冷静显示主宰权，有一种“驯化那只跟在你身后的暴熊”的气场。“我不是‘艺术家’，我是‘专业的’。虽然了解狂人的心理，但我不疯狂，并清楚自己的定位在哪儿。”
的确，他热衷拍摄极端的故事，他的纪录片也被称为“虚构的真实”，但他有自己的理由：“只有把材料放在极端的热度、压力或辐射之下，才能发现某种特定金属。同样道理，在极端的压力下，会让你看到更多的人性，并让你明白人类究竟是什么。 ”
痴迷中国文化
赫尔佐格很特立独行，在Youtube上甚至有视频条目叫做“赫尔佐格十个最疯狂的导演决定”。最为人所知的是“吃鞋子”。为了鼓励有天赋但总半途而废的后辈艾罗尔·莫里斯，赫尔佐格许诺如果他能完成作品，“就把自己的鞋吃了”。后来莫里斯果真完成，赫尔佐格如约把自己的鞋放锅里煮了五小时，就着啤酒当众吃掉，整个过程甚至还被制作成短片《赫尔佐格吃他的鞋》。
他讨厌过于依赖现代媒介，更关注生活的此时此刻——“在我生命非常重要的时刻都没有相机的存在，比如我两个儿子出生的时刻，我虽然是目击者却并没有用影像去记录它们。”他认为在一些人生重要的时刻，需要将相机与生活离开一些。又如，当他徒步旅行时，他从不会把相机带在身上。
赫尔佐格不做自我分析，也不喜欢袒露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坚持认为：“我的日记与电影并不代表我的人生，而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当你向一个人问起他孩子的时候，你不会问他出生的方式，为什么要对一部电影这样做呢？”
他喜欢保留自我空间，对好莱坞“不感冒”。即使他为了妻子，从德国搬到了美国，但他的心不属于好莱坞。他本身非常认同德国本土文化——具体来说，是他所处的巴伐利亚文化。”他谈到一些德国导演希望在好莱坞立足，在电影叙事上采用好莱坞体系，“我并不嫉妒他们，因为远离了自己的文化”，他更秉持“文化应该成为一座桥梁，要去不断联结自己的文化”。
意外的是，赫尔佐格对中国文化很痴迷。中国山水画、古老的诗歌、中国的繁体字或是更古老的文字……让赫尔佐格如数家珍，他赞美道：“中国山水画寥寥几笔就能勾画出寺庙、钓鱼、河流。它不是真实的风景，却像诗一样。”
在北京的对谈活动上，赫尔佐格还给了中国纪录片导演一些建议。“挑选演员唯一的标准就是，在镜头前他有没有一种张力或者气场可以辐射给观众，让他与观众产生很强的联系。通常这样的演员在生活当中都是非常不起眼的。”他鼓励青年导演要有做梦的勇气，“拍摄一部纪录片实际上可以非常简单，一些人用手机就可以拍摄一部纪录片。”（文/朱柒柒 ）
（2018-04-13 18:08:52）
【延伸阅读】瓦莱里娅·路易塞利：翻越墨西哥古老文化的壁垒
参考消息网3月23日报道 “80后”墨西哥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被称为“当代拉美文学最具潜力的新星”，今年年初她的第三本小说《我牙齿的故事》出版了中文版。
这本小说讲述了世上最好的拍卖师古斯塔沃·高速路和他的收藏品“牙齿”的故事。
事实上，该书的西班牙语版在作者故乡墨西哥遭到了“烂笑话”和“纯闲扯”的批评，但有趣的是，2015年，该书英语版面世后在欧美文学圈里却赢得一片喝彩。
其中最引人注目点之一便是“去经典化”——该书的西班牙语译者郑楠说，路易塞利将小说中诸多平凡人物以大作家命名，赋予这些世界文坛上如雷贯耳的 “经典／标杆”新身份：比如养了只金刚鹦鹉、死于破伤风的邻居，和“文学爆炸”代表作家之一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同名……
郑楠称《我牙齿的故事》是一部充满游戏意味的“后现代实验小说”。
然而，路易塞利拒绝被标签化。“后现代主义有着和我祖母一样年龄，又像我八岁大的女儿一样傲慢。”她说。
不可否认的是，路易塞利进行了一场写作实验。
当初，路易塞利受艺术机构的邀请写作，引发大众对艺术馆藏和艺术品的思考。恰巧这个项目由墨西哥一家果汁厂赞助，她便有了用文学将艺术与工人这两个相异的世界相连的构想。她决定将19世纪古巴的一种奇特职业“雪茄厂朗读者”的历史与同时期出现一种文体“连载小说”，运用在此次的创作中。
路易塞利告诉参考文化：“我不得不在胡麦克斯果汁工厂工人们漫长的一天劳作之后，招待疲惫他们，能从他们那里获得足够的材料来写小说的下一部分。他们提供了小说中包含的微型故事，也提供了气候、氛围，甚至是对正在进行中的写作的解读。有时很难同时处理这么多的事情。” 她形容这段经历为“就像同时做一个小丑和一个心理学家，非常让人脸红。”
对于艺术品跟普通大众的关系，路易塞利认为：“并非所有的艺术品远离现实生活和真实的人。所有艺术形式的力量都是一种丰富我们生活经验的东西，使我们的观点更加复杂和微妙。”
她相信，讲故事的方式比内容重要得多。“就像是再纯净、甘甜的水，放进一份破罐子里，也是不能喝了的。”
联结艺术与日常生活
参考文化：有人批评“你的新方法带来的是虚构，招致参与和反应，甚至怀疑论。”你怎么看？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我想予以反驳与争论。我对独白后的鼓掌声没什么兴趣。我想参与讨论，因为我发现，这比单纯的默默接受更有成果，更有说服力。
《我牙齿的故事》只是一本尝试采用旧艺术形式的当代文学作品。但这本书的故事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猖獗、并在“发达国家”生产压力之下苦苦挣扎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中。这本小说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背景下，对艺术作品相对价值的一个调查。
在墨西哥，我们国家的女性是不允许有幽默感的。在墨西哥的文化历史中，妇女一直是被研究、被批评的对象，她们为人渴望又遭受嘲弄，却很少能成为文化批评家，而拥有幽默感的女性就更少了。
有一些文学批评者以你提及的词语评论了我的小说，这些批评家都很保守，我想他们似乎很不解，因为一位年轻的墨西哥女作家创作了一本关于讽刺性文化批判的书，而且在我之前，已经有作家（大多是男性作家）深入探讨过这个内容了。
也许因为我进入了他们有特权的领域，所以这些批评者觉得我威胁到了他们。但我想，有这样想法的人将要面对一个坏消息：那就是他们将不断受到越来越多的、我这一代的女性的冲击，而一些像我一样的女性正在试图翻越了古老文化所设置的壁垒。
一个有趣而认真的人
路易塞利1983年出生于墨西哥外交官家庭，她从小随做驻外大使的父亲在南非、韩国、印度等国生活。由于总是被当做外国人，所以她不爱说话，反而在写作中找到了自由表达的空间。
从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课程毕业后，路易塞利现任教于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
据郑楠透露，接触这位近几年在北美兴起的西语美洲文学潮最重要的青年作家后，发现她是个有趣而认真的人。
有一次，郑楠问路易塞利，“güera de huipil”这个自相矛盾的文化形象怎么翻译才好，路易塞利本给郑楠写了一段长长回复，但后来她索性删了，将这个问题发到社交网络上发起讨论：有人建议用“逛精品时装店的嬉皮士”；还有人贴出了以此造型制作的一对人偶。
看路易塞利的照片，流露出古灵精怪结合犀利笃定的独特气质。这位35岁的青年作家，还拥有一个8岁的女儿和爱她的丈夫——她最喜欢的西班牙语作家阿尔瓦罗·恩里克。
路易塞利说，她刚刚写完的小说《失去孩子的档案》，可能会在2019年或2020年在中国问世。这是她第一部完全用英语而不是西班牙语写的小说。
Q：对你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
A：写作对于我来说是我唯一一件能做得足够好的事情（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专业技能了，甚至连做饭都做不好）；写作时，是我一天中唯一能感到自由的时刻；如果没有笔或键盘，我就无法条理清晰地思考；写作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地抽烟、熬夜；如果我不写作，这个世界要么让我厌倦，要么让我恐惧。
但是对我来说，文学的目的是更神圣的东西，比写作的原因更古老、更伟大，并且完全超越个人的控制、意图或原因。
文学就像一张大桌子，我们都可以围着它坐下。在逝者和生者的永恒对话中，文学把我们分隔开又把我们聚拢起来。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相信，文学是一股能在对话中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力量，它迫使我们去反对、解读、同情、反叛、承认、感受、思考、愤怒，最终让我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一个复杂且综合的认知。
如果生活中没有文学，那么人生将会是枯竭的、极度孤独的。因为，没有来自过去的声音来指引你现在的经历，也没有未来可以畅想。放弃文学的社会将失去生存的机会，也不可能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Q：当代拉美作家如何打破对拉美文化的刻板印象——南美地区盛产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拉美当代年轻作家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A：魔幻现实主义只是拉美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但无疑也是最广为人知的部分，因为它被认为是“拉美文学大爆炸”的标志性风格。
如今的拉美年轻作家并没有想过要打破把拉美文学等同于魔幻现实主义这个的“刻板印象”。魔幻现实主义不是困扰我们的鬼魂，相反，它属于我们厚重、丰富的历史中的一部分，指引和滋养我们的世界、读者和作家。然而，在出版译本时，如今的拉美作家们的确仍会被问到“拉美文学大爆炸”的那一代作家，并被要求说出自己作品与魔幻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别。
我想在“拉美文学大爆炸”一代作家成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从西班牙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少了，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从“拉美文学大爆炸”一代到罗贝托·波拉尼奥之间，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沉寂期”。这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拉美地区没有新的文学作品，相反，这只意味着很少有拉美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
我想知道，在“拉美文学大爆炸”以后，中国的图书出版商是否仍然持续、及时、系统地出版拉美文学，还是像美国一样，中国也有一段“拉美文学沉寂期”？（参考文化询问业内人士，回答是肯定的。——本网注）
至于拉美当代年轻作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仅靠写作是不能维持生计的。一些家境不好的拉美作家不得不做很多其他的工作来养家糊口：像教书、给别人代笔、做自由职业、做办公室工作……为了写一点点作品，我们付出太多了。
“西方很难了解我们”
Q：你的青少年受教育期是在印度，能说说印度作家对你的影响吗？
A:是的，我在印度成为一名读者，我只是在印度读了高中，所以我在那里读到了影响我一生的书。
你问题的后一部分很难回答。墨西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和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曾写过一本不错的书，叫《印度札记》，他试图在这本书中比较墨西哥和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帕斯在印度担任大使，足迹遍及印度。但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本书没有摆脱关于东方主义的那些陈词滥调。它是以西方一位高高在上的外交官的视角写出来的，并带有一种墨西哥式的凝视，但最终却没有渗入到印度的内核。
西方人对印度或中国的书籍，总会让我想起那些试图解读墨西哥的欧洲人或美国人，不论他们是多么善意、多么学富五车。中国、印度和墨西哥有着同样的特点：西方很难了解我们。但是，对于今天的西方世界来说，墨西哥仍然和印度、中国一样，是一个相当不舒服的存在，因为我们是西方无法解读的地方。（文/ 陈雪莲 吴静怡）
（2018-03-23 20:41:00）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