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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牌自行车

“三大件”这个词对上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很亲切。北京还有升级版,创造了具有北京特色的“三转一响带喀嚓”,愣是比其他地方多出两件来。不过事易时移,这老北京人的“五大件”外壳没变,内容却不断交替更迭。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木床、木桌、大衣柜”,六十年代的“手表、自行车、半导体、缝纫机”,七十年代的“手表、自行车、半导体、缝纫机、照相机”,到八十年代的“电视、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组合柜”,再到现在的“房子、轿车、电脑、摄像机”。几组其貌不扬的名词,显示了时代的痕迹、岁月的沧桑和北京人消费的变迁。

“喀嚓”时代是个贫瘠年代。收入、消费观以及有限的科技水平都像一张密织的网,牢牢限制了北京人的选择余地,他们基本上不会追求以消费的差异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妥帖体面地操持生活是全部理想,所以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这些与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基本生活要素,成了人们的向往。他们对享受的小小需求只体现在半导体上。即便如此,凑齐这“n大件”有时甚至需历时十载,全家人节衣缩食。这种消费是非常单调的,人们大都以同样朴素的心态购买包装设计十分简单的物品,但这种记忆留给人们的却极其深刻并有纪念意义,带给人们的幸福和喜悦一点也没有减少。

“新五件”的出世,意味着北京人对生活质量开始提高要求。从解决温饱问题的消费到享受生活的个性化消费,这不啻为一场消费革命。有趣的是,当我们把视野放到整个东亚地区,这“n大件”的概念更替也同样适用于日韩两国,历经了工业到信息产业的倾斜。

北京人的“五大件”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30年不变”的“百元级”升级到上世纪80年代的“千元级”直到当代的“万元级”,呈现出一个阶梯状的消费结构。今天,“五大件”这一名词已然成为历史,鲜有人提;但北京人在另一个层面上仍然需要它们作为富裕的考核,其中,又以过去人完全不曾提及的房子作为首要。这也许就是鲜明的当代烙印,由此牵涉出一个又一个关于生产力和消费结构的话题。、

北京自行车总厂

北京最早的自行车厂是1960年在朝外大街关东店成立的自行车厂,后来改称北京自行车一厂,北京自行车总厂。北京自行车总厂下属自行车一厂、自行车二厂和自行车零件厂,还有北京东城自行车厂、北京丰台自行车厂。

北京最早的自行车品牌叫火炬牌,六十年代北京燕牌缝纫机成为名牌产品,北京市轻工业局把北京自行车总厂生产的自行车正式命名为燕牌自行车。

六七十年代,为北京自行车总厂生产自行车零部件的生产厂家有几十家,大到车架、轮盘、车把、飞轮、车圈、车座、车胎、链条,小到车条、钢珠、车锁、车筐,有国营企业,有集体企业,有区属企业,还有街道办的福利企业。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北京燕牌自行车年生产能力不足20万辆,由于质量、外观、耐久性赶不上“永久、飞鸽、凤凰和红旗”四大名牌,始终在北京没有形成拳头产品。

八十年代末,北京停止生产燕牌自行车。九十年代中期,北京自行车总厂、二厂、零件厂厂址被开发成住宅小区。

“燕牌自行车”成为北京人记忆并不多的一段回忆。

自行车,拉丁文Bicyoletta,是“快”和“步行人”的意思。目前许多国家的自行车收藏很兴旺,相继建立了自行车博物馆,但在有“自行车王国”之称的中国,只有台湾有自行车博物馆,大陆的收藏还只限于自发的个人行为。这种为中国人广泛使用的交通工具并非中国人的发明,而是舶来品。

自行车的最初模型是1691年法国人西弗拉克发明的拥有一前一后两个轮子的车,只能靠轮子滚动,没有驾驶装置。1817年,德国人卡尔·冯·德雷斯发明了可加码的自行车。1861年,人们在自行车的前轮装上了脚踏板和曲柄,但没有齿轮和链条,脚踏板每转一圈,车轮也只能转一圈,所以要想车子跑得快,前轮必须尽可能做大。1885年,英国人斯塔利发明了脚踏车链条,使自行车变得既快又安全。1888年,邓禄普公司又给自行车装上了充气轮胎。这样,自行车才算完善起来。

最早传入中国的自行车是前轮大、后轮小的高轮自行车,大约在光绪初年传入。而同治五年(1866年)赴欧洲的中国考察团在巴黎街头最早见到了它们,人们最初称这种车为“脚踏车”或“单车”,张德彝在其《欧美游记》中始称之为自行车。后来李鸿章访美时遇到一个骑高轮自行车的女孩,甚感新奇,还特意邀请她到纽约的旅馆叙谈。

19世纪末,3名20岁左右的西方青年骑着刚发明的新款自行车,从英国出发进行环球旅行,历时532天,行程14322英里来到上海,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清同治七年(1868年)11月,上海首次由欧洲运来几辆自行车,是人坐车上,两脚踮地引车而走的业余消遣的娱乐性代步工具。

同治十三年,法国人米拉从国外运来人力车输入上海,这种车称为“东洋车”,因其色黄又叫“黄包车”,成为代步工具。随后沪上兴起了人力车的修、租、贩制业。

1884年,中国出版的《申江胜景图》首次记载了中国开始出现骑自行车的情景;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里走路。不独一人见之,相见者多矣。”当时自行车数量极少,寥寥可数,骑行者也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按自行车发展史来看,此时自行车在欧洲也是新创,仅几年后就已传入中国,可见其引进速度之快。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英商怡和、德商禅臣、法商礼康等洋行将自行车及零件列为“五金杂货类”输入上海,到19世纪末在上海已有广泛市场。

1897年,中国开始从英国进口自行车;原来设摊修理马车、人力车的诸同生,于光绪二十三年选址南京路(今南京东路)604号,开办了同昌车行,经营自行车及零配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海有惠民、曹顺泰等六七家车行,销售人力车、马车及自行车零配件,以卖带修。

由于难驾驭,起初骑自行车的人很少,链式传动自行车的引入改变了这种情况。首先拥有这种新型自行车的是在中国沿海做生意的西方商人,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华人则是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他很喜欢骑车,1900年其长女宋霭龄过10岁生日时,他还把自行车作为礼物送给她。

下图是清末北京街头穿长袍骑自行车的人的照片。

1915年,上海有近20家自行车商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邮电事业发展,自行车成为邮差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需求激增,市区又新开一批自行车商店,形成了以老闸区(今黄浦区)为中心的自行车销售网。

被重重封建城墙包围起来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他在16岁时,于1922年12月1日与皇后婉容举行“大婚典礼”期间,由他的英文课伴读溥佳赠送的结婚礼物。溥佳是溥仪七叔载涛的儿子,与溥仪是堂兄弟。为了赠送这辆自行车,溥佳还被宫廷师傅陈宝琛训斥了一顿,说是“不应该将这种危险之物进呈给皇上,摔坏了皇上,如何了得”。但正值贪玩年龄的溥仪却大为开心,他在太监们的保驾之下,几天功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常带着随从在宫中骑车取乐。为了骑车方便,他甚至叫人把宫门门槛统统锯掉。宫中还曾以100元月薪,聘请飞车小李三当溥仪的自行车教习。1925年溥仪走出紫禁城躲进日本使馆后,还常常在深夜带着随从“骑自行车外游”。

溥仪一生都很喜欢骑自行车,直到晚年时还常常骑车,而且骑得很快。据说这位末代皇帝不但骑车着迷,买车也上瘾,甚至命内务府不惜从盐业银行贷款购买各国的名牌车。据清宫档案记载,溥仪留在宫里骑着玩的自行车就有20余辆,包括英国的“三枪”牌、德国的“蓝”牌、法国的“雁”牌等,都存放在御花园内的绛雪轩。绛雪轩以前是乾隆皇帝吟诗赏花的地方,那时成了溥仪的自行车库。

溥仪备了这么多自行车,也不仅是供自己骑,他还让皇后婉容、婉容之弟润麒、自己的妹妹们以及年少的伴读们都来陪他骑车。就连永和宫端康太妃(珍妃的姐姐瑾妃,当时年近50岁,是溥仪名义上的母亲之一),也弄了一辆经过改装的小三轮车,“围着永和宫院内的大铜缸兜圈子”。可见当时的故宫中,在溥仪的倡导下,骑自行车一度成为“时尚运动”。

下图是末代皇后婉容在紫禁城骑自行车的照片。

1930年前后,华商聘请了日本技师,组装出“红马”和“白马”牌两种最早的国产自行车,但不少自行车的部件仍要靠进口。

1937年外国人在中国上海、天津和沈阳三地先后开设自行车厂,但产量极微。

1940年上海自行车厂(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成立,使中国有了自已品牌自行车生产企业;由此开创并演绎了中国自行车行业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引领了几代中国人的自行车消费时尚,堪称中国自行车行业的一面先锋旗帜。

1949年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共只有1.5万辆左右。

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品牌“飞鸽”在天津诞生。

1958年,上海267家小厂合并,组建成了上海自行车三厂,也就是凤凰自行车厂的前身。几年之后,凤凰牌成了家喻户晓的自行车名牌,一时供不应求。但自行车还是较为稀少的宠物。

1960年北京在朝外大街关东店成立第一家自行车厂,生产火炬牌自行车,后改为燕牌自行车。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1962年北京出现自由贸易市场“黑市”,当时一辆天津自行车厂出产的28红旗加重男车,卖到550元一辆。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青年钟爱的是永久28锰钢男车和凤凰26女车。

1974年诞生了金狮牌自行车,1976年建厂于常州。

60、70年代,自行车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缝纫机、手表、自行车被列为三大件,成为一个家庭是否富裕的象征。当时的女孩子找婆家的首要物质条件,是为姑娘出嫁时一份倍有“面子”的嫁妆。如果有人骑上自行车,后面都会引来一群驻足羡慕的眼神。而且那时凭票购买自行车后需及时向当地派出所登记上牌,另如谁家的自行车丢失了,公安局、派出所也会立刻派人侦破。

80年代中期,以“永久、凤凰、飞鸽、红旗、金狮”国内自行车行业五大品牌企业为首,中国共有自行车制造厂600余家,自行车零部件厂数千家,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

90年代,自行车的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品牌的进入,如: GIANT捷安特、Merida美利达、TREK崔克(于1976年美国),千篇一律的老样式被五光十色的新式自行车代替。特别是捷安特从进驻内地后基本上每年都是排名第一,使“永久、凤凰、飞鸽”不在独享殊荣。轻便车、折叠车、山地车、变速车、赛车遍地开花。过去自行车单一的实用功能衍变出运动功能,人们对自行车的认识度也远比60、70年代高得多,自行车自此已普及进入千万家庭。

从被外国人感叹为“自行车王国”,到机动车过剩导致的城市大拥堵频登外媒头条;从以拥有一辆自行车为骄傲,到为回归自行车出行而策略百出。自行车,成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最熟悉的“陌生人”。快进的经济发展,激进的城市规划,井喷的民众欲望,建国61年,谁动了中国的自行车。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自行车是最紧俏的工业品。当时自行车也是结婚物资之一,流行的“三转一响”当中的“一转”就有自行车,并且还是凭票购买,没有票有钱是买不到的。

下图为20世纪70年代初,上海自行车三厂生产的各种凤凰牌自行车,正在市场上供应。

自行车是中国第一个普及型工业品。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了5亿辆。靠自行车,中国人第一次整体改变了自己的速度。

下图为1981年6月27日,上海成立永久自行车总厂。总厂是由上海自行车厂和由上海丰收拖拉机厂改组的上海自行车二厂组成,当时计划用2—3年的时间,使该厂形成年产自行车250万辆的能力。

下图为1981年,北京,市民上班或出行主要靠自行车,着装也几乎是蓝黑灰色。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当时在北京就曾收到两辆自行车作为礼物。

下图为1984年,北京天安门观礼台前存车处,自行车停放如车海。1986年,北京,长安街,那个年代到访中国的外国人都称中国为“自行车王国”。

中国的经济改革期间,邓小平曾把“繁荣”定义为:每个家庭拥有一辆“飞鸽”自行车。下图为1990年11月1日,横贯北京城东西的长安街,当时的自行车道宽阔得惊人。

从19世纪末自行车从西方传入中国,成为宫廷贵族的玩具;到20世纪60、70年代自行车和缝纫机、手表一起成为年轻人结婚必备的三大件;再到80年代,“飞鸽”“永久”是人们理想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逐渐成为中国人最重要、最普及的代步工具。

90年代初期,山地车开始风靡北京,人们对自行车的期待,不再是坚固耐用,转而要求更快的速度、更愉悦的骑行体验。当时,在京城较大的自行车存放处,都设有山地车或赛车的专存处,一辆山地车存车费为两角钱,比普通自行车贵一倍。下图为1994年1月15日,在北京天桥百货商场门前一处山地车存车处。

进入21世纪,山地车风潮演变为年轻人对自行车极限运动的热衷,自行车开始卸掉代步工具的名头,成为了一种供人们把玩的现代玩具。

(转自新浪博客:ruiren4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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