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看来，整个“大后方”是女性化、家庭化的地方，外国男性闯入，对它构成威胁。这种性欲化、性别化的概念源自19世纪男女领域相互分隔的思想，那时候政治和社会事务是男性的专利，女性专注于创建比德迈式（Biedermeier）的家庭田园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接替了男性，开始从事工程和武器生产工作、驾驶电车、到红十字会当护士，这种区别观念被打破。尽管纳粹信奉父权制，但是战争开始后，女性立即又进入很多原来的男性领域，甚至比上次战争时还要深入。大学中的女生数量没有再增加，出门工作的妇女比一战时期还多。不过纳粹没有放弃男女命运生来不同的观念，只是进行了重新定义。家庭这个传统的“女性领域”得到扩大，延展至整个大后方，男性“主外”的活动不再限于社团生活或工作，而是指保卫祖国的边疆。

女性的活动范围急剧扩展，囊括了几乎每个以前受到排斥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只有一个领域她们无法进入：军队。实际上，妇女早在战前就进入了警察队伍，还有40万护士被红十字会招收，国防军则雇用了50万名妇女，在吉森（Giessen）进行两三个月的训练后，大部分从事话务和邮政工作.妇女直接持武器作战依然是禁忌，德军士兵在波兰行动期间以最严酷的手段还击波兰人却早就有了合法性。男性的荣誉完全取决于兵役、战友情谊和战场上的沉着冷静；“战争神经症”患者、胆小鬼和逃兵既不光彩，也被讥为不是真正的男人。司法部在1943年发布指导方针，只是重申“德国妇女与战俘发生性关系是对前线的背叛，严重伤害国家声誉，败坏德国妇女在海外的名声。”男人和女人都以自己的躯体用不同的方式承担着德国人民荣誉。

纳粹党成为国家荣誉的道德卫士，种族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Racial Policy）负责人在1940年8月宣称，

毫无疑问，从种族政策考虑出发，要求我们使用一切有效手段，回击外国劳工积聚构成的极为严重的威胁，他们会渗透和污染……我们的德意志后代。直到最近，这些外来人口还是我们的凶恶敌人，现在他们打入了我们内部。当他们侵挠我们人民的精髓、让德意志血统妇女怀孕、引诱我们的年轻人坠落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必须采取行动。

盖世太保和帝国保安总局尤其喜欢认为，自己应该填补丈夫、父亲、兄弟和未婚夫们离开家门后留下的空缺。面对外国劳工大量涌入的局面，盖世太保完全禁止“不伦接触”，“私人亲密/友谊关系”、“对波兰人的友善或社交行为”之类的特殊过错都会受到调查。正如他们认为男孩逃学会变成小偷，女孩逃学会染上乱交、性病和卖淫的恶习一样，与波兰人发生的一切社会接触，最终都会发展成上床。在这种悲观主义思想影响下，即使对鸡毛蒜皮的罪过，警察也有必要出手干预，以防演变成更为严重的混乱。

自1940年6月起，盖世太保开始公开绞死有过“不伦接触”波兰男子。7月初在黑尔姆施泰特（Helmstedt）附近的英吉勒本（Ingeleben），一名波兰战俘因为与一位德国妇女发生性关系而被送回军事监狱，军方将他移交给盖世太保，后者把他“吊死在一棵树上，以以儆效尤”。7月26日，柏林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下令绞死斯坦尼斯劳·斯迈尔（Stanislau Smyl），无视帕德伯恩（Paderborn）的盖世太保地方机构以精神原因为依据提出的反对意见。斯迈尔显然曾在大街上靠近一名已婚妇女，向她“发出奇怪的声音”，并露出自己的生殖器。8月24日，盖世太保把一名17岁的波兰劳工从哥达（Gotha）的法庭监狱带走，将其吊死在路边。50名波兰劳工被迫观看行刑过程，还有一大群德国人过来看热闹。这个波兰人受控与一名德国妓女发生性关系，他死后还被曝尸24小时。

之所以执行这类公开并带有羞辱性的处决，目的是震慑其他人。尽管纳粹国家的触手原则上元远弗届，控制力深入到门房、脚夫和学童，但除了警示“不伦接触”的危险，缺乏有效人手进行更多防范。盖世太保或许陶醉于自己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名声，但其极权主义雄心受到人员短缺的制约，战争期间尤其如此。如今盖世太保重操战前监管犹太男子和“雅利安”妇女接触时使用过的手段，依靠多事的邻居来告发违反“民族共同体规范”的人。政治警察使用恐吓、示众处决等手段，也等于承认他们力量极为不足，无法全面维持纳粹种族秩序。整个战争期间，盖世太保在杜塞尔多夫制造的“不伦接触”案例为165个，在帕拉廷（Palatinate）是150个，在下弗兰科尼亚（Lower Franconia）为146个。

这各新的公开处罚仪式有着民粹基础。早在1940年3月，耶拿（Jena）高等法院就抱怨说，图林根（Thuringia）人对有“不伦接触”嫌疑妇女未审先判已经司空见惯，他们将这些妇女的头发剃光、给她们挂上宣罪牌游街示众。1940年11月15日，人们涌进爱森纳 （Eisenach）镇广场，嘲笑一位德国妇女和她的波兰情人，将他们背靠北绑在一个小台子的柱子上。一块标语牌子置于这位妇女的光头之上，上面写着“我放纵自己和一个波兰人鬼混”；波兰人头上的牌子则写着“我是种族污染者”。母亲们把年幼的孩子带到前排，或者把他们抱起来，好让他们也能看到。

犯下“不伦接触”罪行的妇女经常被迫参加情人的行刑仪式，甚至会遭受相同命运。有时她被骂为“狐狸精”，有时被教训说，她早就该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发生的一个未经法院的民意审判案例就表明，“实际上当地大多数人都认为，德国女孩的罪责更大”。例如有人就说，“当事的波兰男人只是想满足自己的性需求，而那个德国女人的欲望比波兰人更多，她败坏了民族声誉”。从这种观念出发，女人的责任更大，因为她代表着“更高级的文化”。当局虽然还在“荣誉”、“种族”和“文化”等观念之间犹疑，对行使多大程度的夫权举棋不定，地方媒体已经详细披露公民的性生活细节了。如果涉事妇女已婚，当局会问通常在军中服役的丈夫是否原谅妻子：如果丈夫愿意宽恕，妻子会获得轻判，甚至会被释放。

重新公开安装枷具和绞架无疑会产生问题。在施特劳宾（Straubing），人们报怨说，设立的绞架离一个少女训练营太近了。在利希滕费尔斯（Lichtenfels），有人说绞架毁掉了一座“美丽的”小山。纳粹显然想利用前现代式的公开处罚动员公众，不过这种文化传统本来已经消亡，将其复活引发的社会反应是矛盾的。

公开行刑的新风尚在图林根最为成功。当局在希尔德堡豪森（Hildburghausen）为20名波兰人执行集体绞刑时，涌来800–1,000名观众，这还不包括受到警察阻止的600–700名妇女和儿童，就连帝国保安总局对此都感到不安。不过这个地区早就接受了国家社会主义，而且这里的新教牧师都参加了德国基督教运动：该地区不存在产生其他任何观点的土壤。

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天主教区，事情的发展就比较曲折。新的替罪羊策略非但没能促进社会团结，反而引发异议。德国妇女很快对双重性标准表达出不满之情，帝国保安总局提到，民众在埃伯恩（Ebern）附近的班贝格（Bramberg）围观一个女人因为找了个法国情人而被游街时，“大胆地询问道”，“男人如果在法国与当地女人有染，会不会受到同样的处罚”？人群中的大多数妇女都对游街持批评态度，甚至包括纳粹党成员，还有人高喊道，“只需要使用拇指夹和幽禁：然后我们就能全面后退到中世纪”。同时，一些男人则主张加重处罚，应该对这名女子“动肉刑”。

天主教区民众之所以在人道上强烈厌恶新仪式，其中一个原因是波兰人和法国人与他们一样，都信奉天主教。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肯彭－下莱茵（Kempen-Niederrhein），盖世太保对一名波兰人实施绞刑招来当地民众的明显敌意，他们认为其原因是受教会影响，当地教会反对这种公开处决方式。自工业革命以来，莱茵兰和鲁尔区也早就吸引了很多波兰移民。在施韦因富特，当地盖世太保决定把两名波兰人（其中一人使一名15岁的女孩怀了孕）的处决地点转移到一个集中营，以防“天主教信徒出现太过激动的反应”。1941年10月，希特勒取缔了这类公开羞辱和处罚的仪式，尽管公开处决外国人仍然保留。不过这次他面对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人道主义强烈抗议，德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其中起到了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