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无论从中国传统文献的积累还是从国际化现代知识的含量和应用人口规模来看，今天的汉语文（或者说中国的国家通用语）已经成为世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
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精英们应当如何看待语言学习和我们的双语教育？5月3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北京语言大学以“汉语的功能转型与双语教育”为主题的讲座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掌握的知识结构和竞争实力，加强汉语教学是一条必然的途径，通过使少数民族青少年掌握汉语文这一学习现代知识体系的效能最高的语言工具，他们才能在学习和就业市场上与其他民族‘平起平坐’，凭靠自身实力争取自己的发展空间，增强自信和自尊，逐步达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
马戎教授在讲座中指出，新疆和西藏近些年推行的“双语教育”是政府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能力的战略性举措，我们必须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双语教育”项目。
马戎教授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改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加强人才队伍，就必须显著提高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学校的师资队伍、办学条件、教学质量，这才是从根本上改变东西部发展差距、缩小族群社会分层、加强民族团结的百年大计。
以下是马戎教授讲座全文内容，澎湃新闻分上下两部分刊出，以下是上半部分（发表时有删节）。
5月3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北京语言大学以“汉语的功能转型与双语教育”为主题的讲座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 澎湃新闻记者 谢匡时 图
一、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
1．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水准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等因素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人口素质即人才队伍状况已成为另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今天的国际竞争，实际上拼的是人才。中国努力在21世纪推动全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国际经济运行的全球化潮流，今天我们对人才队伍进行评价时，既要考虑政治精英的施政能力和治理经验，也要以现代化、国际化为标准评价各个领域人才队伍和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应用技能。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既需要有一大批战略眼光的高端管理人才和引领创新的科技人才，也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技工和设备操作人员。只要一个国家拥有或努力培养出一个整体素质较高、在各领域表现优秀的人才队伍，就一定能够克服自然资源匮乏、地理条件不利、发展基础薄弱等制约因素，找到适合本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于一个地区也是如此。
2．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差距
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现存的发展差距有其历史原因，西部地区的地理条件、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语言文化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给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难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与这些差异相关联的西部本地企业的创新经营能力、当地少数民族人才与劳动力素质与开放较早的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近30年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进入21世纪后，由于市场机制带来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使这些差距更加凸现。
从长远看，要想推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最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不断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包括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建设，使之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人才队伍的差距，这应当成为一项着眼于西部地区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学校教育体系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主要渠道，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严峻形势，就是西部地区学校（包括大学）与东部沿海地区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而制定的“211”、“985”计划在国家级重点大学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是也在客观上造成西部大学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加速流向东部沿海大城市的重点大学，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大学之间在师资队伍和学生质量上的差距。大学和师范院校是中小学教师的主要来源，西部地区大学和各级学校的教学质量滑坡，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高端人才队伍之间的差距。如果中国希望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缩小族群差距和地区差距，唯有加大力度缩小东西部人才队伍的差距，使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事业能够全面均衡地发展，这个中国梦才有可能真正变为现实。
3．评价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主要指标
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宏观水平，在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中通常采用几个最基础的衡量指标。其中一个是人口受教育水平的结构，另外两个是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还有一些更细致具体的统计指标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基本情况，如：小学和中学入学和毕业率、大学入学和毕业率、每万人拥有的学校教师数量、每万人拥有的年教育经费（包括公立和私立教育、学前和成人教育等）、每万人拥有图书馆藏书册数、每万人年均图书出版数、每万人拥有的文化事业（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剧院、体育场等）年均经费数额、人年均阅读图书册数等；对于专业科研人员队伍也有一些评价指标，如教师和专业人员的学历结构、每万人年均发表论文数和获得专利数量等。有些指标的区域性统计数据出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中，但是还有一些数据很难找到，这说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统计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同时政府也应鼓励民间研究和公益组织开展相关领域的调查和数据发布工作。
人口受教育水平结构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人们接受各级正规学校教育的情况。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6岁以上人口中，藏族“从未上过学校”部分所占比例为30.56%，相比之下朝鲜族的比例为1.29%，汉族为4.71%，族际之间存在明显差距（马戎，2013：663）。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他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必然受到影响，也缺乏在现代产业（包括现代化农牧业企业）工作的知识、技能和劳动习惯。人们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水平层级越高，他对现代知识体系和工作技能的了解就越多，适应高科技产业工作的能力就越强。
就业人口的行业和职业结构反映了一个人口的劳动力在农牧业、制造建筑业、服务商贸等各级产业中的就业结构，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口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历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都提供了各族人口的全国性相关数据，可供研究者分析。我们通过人口普查数据看到，近年来西部地区的本地少数民族人才和劳动力在人力资源市场调节机制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边缘化”趋势。例如对比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这一趋势在维吾尔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维吾尔族农业劳动力在16岁以上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80.35%增长到82.74%，同时生产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的比例均显著下降。同期全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从64.46%下降到48.33%，维吾尔族劳动力结构与全国整体变化方向是逆反的（马戎，2014：104-105）。西部地区人才和劳动力队伍结构中出现的这一负面变化趋势，毫无疑问是近年来一些西部地区社会矛盾、族群关系不断出现预警信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汉语文的功能转型
1.在中国，汉文出版物已成为难以替代的现代知识体系的载体
中国目前的正式出版物中约97%是汉文出版物。2010年全国总计出版图书328,397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9,429种，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为出版图书总数的2.87%（国家统计局，2011：902）。把汉、满、回等民族人口加在一起，日常通用汉语的人口规模超过12亿。自20世纪初中国开始系统翻译国外各学科的经典文献，庞大的汉族文化和科技精英队伍是翻译西方文献的重要力量，而庞大的汉文阅读人群是支持这一翻译出版事业的读者群体。2010年，中国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118,374,897人，其中汉族、回族、满族人口总计1.13亿（占总数的95.6%），其余53个民族为524万（4.4%）（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259-261）。汉语使用者是世界上以一种特定语言为母语和学习交流工具的最庞大的人口群体，这样一个规模上亿的购书者群体导致各国有影响的出版物在几年内即有中译本出版，令许多欧洲学者极为羡慕。客观来看，人类社会主要文明的经典作品和最新出版物，大致都已经出版了中译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为例，“2003年底，馆藏文献已达2411万册（件），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五位，并以每年60-70万册（件）的速度增长”。无论从中国传统文献的积累还是从国际化现代知识的含量和应用人口规模来看，今天的汉语文（或者说中国的国家通用语）已经成为世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
目前国内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如销量少于3000册就可能赔钱。如果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还需额外支付购买版权、翻译费等其他费用，汉文图书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也需要支付翻译费。因此，假如市场调查预测某本书的销售规模达不到维持成本并略有盈利的水平，出版社就不愿组织翻译出版。在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结构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相应人群分别为78.2万人（蒙）、56.6万人（维）、30.9万人（藏）、28.2万人（朝）和11.5万人（哈）（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259-261）。前面提到民族出版社每年翻译出版蒙、维、藏、朝、哈5种文字的出版物，如果我们把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人群视作潜在读者群，那么假如某本英文出版物（忽略它的具体主题）可以在这个潜在读者群中吸引万分之一的人购买，那么它的汉译本可以卖掉1.13万册，而蒙文译本只能卖掉78本，维文译本卖掉57本，藏文译本卖掉31本，即使加上民族地区图书馆的馆藏购书，也不过再增加100册。对于出版社而言，这些数字的含意是不言自明的。由于读者人数少加之专业兴趣分散，这几种文字出版物的购买人数有限，这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工作规模很小，而且每年必须由国家巨额财政补贴才得以勉强维持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可观察到人口规模对语言使用格局的重要影响。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在苏联时期，俄语在哈萨克斯坦曾长期扮演着学习现代知识体系工具的作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曾发生是否用哈萨克语全面取代俄语的讨论。因为考虑到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科学与科技发展信息翻译成哈萨克文出版物并不现实，所以哈萨克斯坦政府最后的理性选择仍然把俄语作为该国学习现代知识体系的主要工具语言。2009年哈萨克族人口为954万人，在校大学生25万人。要想使哈萨克斯坦的所有学科都能够及时出版哈萨克文译本的西方科研成果，那么无论是专业知识合格的编者译者，还是支持翻译与出版的巨额经费，都是哈萨克斯坦无法长期提供的，排斥俄语将使哈萨克读者没有机会读到前沿科研成果，无法了解到科技和其他学科的发展信息。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有1.5亿人口，在校大学生325万人，拥有高素质学者队伍和读者群体，不仅出版大量俄文版图书，还可以及时把世界各国的许多最新研究成果译成俄文。所以，哈萨克斯坦的理性选择就是本国学校各学科的教学继续使用俄语教材，在专业学习方面阅读主要由俄罗斯提供的俄文出版物。纳扎尔巴耶夫总统1997年在庆祝哈萨克斯坦独立6周年大会上说：“不应限制使用俄语，哈萨克人普遍掌握俄语，为本民族提供了接触现代化信息的机会”（《参考消息》1997年12月15日）。
从国内人口数据的分析和邻国对工具语言的理性选择来看，对于中国各少数民族读者而言，汉文出版物已成为身边难以替代的现代知识体系的载体，汉语文是他们现实生活中效用最高的学习工具。我们今天看到的各学科领域中的少数民族顶尖人才，绝大多数曾在内地大学接受教育并以汉语作为主要学习和交流工具。在二次大战后，英语毫无疑问已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和现代科技创新成果最重要的语言载体，但是对于中国各族青年而言，争取一个学习英语的良好语言环境和广泛接触英文出版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内上学的各族学生，还是应当充分利用好学习汉语的条件。
2.中国现实社会中各种语言文字提供的学习功能状况
根据我国不同语言在现实社会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归纳出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学习功能分析表”。蒙古、维吾尔、哈萨克、藏、朝鲜5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属于“人口百万以上，有本民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这一组。这５种语言在“本地基层社区（乡村）交流功能”方面是主要工具，在“本地城镇（县城、城市）”与汉语同样是交流工具，主要交流对象分别为不同族群。但是，这5种语言在本族聚居地区之外便无法使用。其他那些没有本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的少数民族语言、有口头语言但是没有书写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应用范围就更为狭窄。
汉语在国内广大汉族聚居区是日常交流用语，在西部城镇的许多政府职能部门、现代公共事业机构（邮局、银行、供电、交通等）是主要的工具性语言，甚至在那些没有书写文字族群聚居的基层社区、在那些有文字但没有本民族完整教育体系的族群聚居社区，汉语也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有效的工具性语言和学校里的教学语言。从对这几组语言文字的功能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交流和学习工具，不同语言文字在适用范围和工具重要性方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南疆、藏区和内蒙古牧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当地少数民族的母语仍然是民众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在这些地区生活、上学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生，在学校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当地民族语言是与当地大多数居民交流合作的必要条件，在这些地区工作就业的汉族干部职工，也需要经过语言学习项目努力掌握当地民族语言。长期以来各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汉语、汉族不学当地民族语言”的单向语言学习模式，对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常不利，必须加以改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呼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招收汉族学生为主的“普通学校”应该正式开设学习当地民族语言（维吾尔族、藏语、蒙古语）的系统课程（马戎，2008：35），我们的学校不仅需要培养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双语人才”，更需要大力培养汉族的“双语人才”，这将是在各族交流合作中加快边疆社会经济发展、消除“族群分层”、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战略性举措。
3.不同文字出版物提供知识体系内容的比较
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是我国3个自治区的重点大学，这3所大学的图书馆汇集了当地民族历史文献和本民族文字出版物，因此，我们可以尝试通过3所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表1、表2和表3）这个窗口来分析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出版物的学科分布结构和藏书规模。
以表1中新疆大学图书馆所藏图书目录的15类图书分类结构来看，有12类维文图书种类数量低于汉文图书种类的5%，如果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汉文图书作为参照系，那么除了“临床医学”这一类外，其余14类维文图书种类都不及北大图书馆汉文图书种类的5%，其中8类甚至不到1%。所以对于维吾尔族学生而言，维文出版物能够向他们提供的知识体系内容和深度是完全无法与汉文出版物相比的。
新疆现代学校教育要比内蒙古和西藏起步早一些，民国元年新疆全省已有学校60所，1924年创办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新疆社科院历史所编，1987：54-55），并先后成立新疆师范学院和新疆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与新疆的维吾尔文出版物种类相比，内蒙古大学的蒙文藏书种类数量更少，从表2中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所藏蒙文、汉文出版物的比例来看，在22类图书中，只有一类“农业科学”的蒙文藏书种类超过汉文图书的5%，有14类蒙文藏书种类低于汉文图书种类的1%。而内蒙古大学的汉文图书收藏种类，肯定明显少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与蒙文出版物相比，汉文出版物无疑可以向蒙古族学生提供更多的知识信息。
西藏的现代学校教育与新疆、内蒙古相比更为滞后，在1952年以前西藏没有一所现代小学。在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现代学校教育才得以逐步创建和完善。由于历史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由政府组织人员，把介绍现代知识体系的书籍翻译成藏文，所以藏文图书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晚，种类数量有限。表3显示除了“哲学”一类外，在25类图书中藏文藏书种类都不到汉文藏书种类的0.1%，如“交通运输”、“航空航天”、“工具书”这几类完全没有藏文出版物，藏文图书的学科结构反映出藏文翻译出版事业的现状。但是，西藏大学图书馆收藏了2400函藏文古籍，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大藏经》有多个版本，这是藏文典籍作为藏文化载体的重要特点。
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我国现存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书籍和其他各类出版物，把它们分为三大组：（1）1910年以前的知识体系及出版物，（2）1910-1950年期间的出版物，（3）1950年至今的出版物。我们会发现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中各组比例结构的一些特点。如以藏文出版物和文献为例，1910年以前的手抄本文献大概在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这三组出版物各自所占比重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从现有的民族文字出版物和历史文献中，我们的少数民族青少年主要能够获取到哪些知识？其中有多大的比重属于记载和传承本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知识的古代文献？又有多大的比重属于传播现代知识体系的出版物？
至于那些在民众生活中已不再通用的语言文字（如满语满文），或者在历史上没有发展出文字而仅靠口头传承的语言（如保安语），即使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为一些群体新创立了文字（如壮文），但是作为传播和学习现代知识体系的工具，这些语言或文字在现代生活中所能发挥的实际功能是不言而喻的。让今天的中小学生学习这些语言文字，除了有助于强化“民族”意识和群体区隔之外，对于青少年学习现代知识和掌握就业技能是没有多少帮助的。而且随着语言之间相互竞争的“马太效应”，弱势语言的进一步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或其程度较低的地区，少数族群的语言仍可流行使用，而在“一些工业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其语言消亡的速度要更快，语言活力系统衰微得更严重。……并不是说话人口的消失，而是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说话人语言转用的结果”（王春辉，2016：73-74）。因此，在表1中显示的小族群语言的交流功能，必然在今后持续消褪，这是完全不以人的感情和主观意识为转移的。
我们必须注意到，世界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后，现代科技知识体系的创新和更替速度越来越快，网络技术、出版印刷技术不断发展，当前各学科的顶尖学术期刊都是英文期刊，各国学者从交流和传播的角度考虑，大多把研究成果投到这些英文期刊发表。因此，即使在法国、德国、日本、瑞典这些先进工业国家，许多博士生和科技人员已转而直接阅读英文文献，读者群规模的萎缩转过来削弱了本国出版界的翻译积极性，本国前沿科技文献翻译出版工作的萎缩再进一步推动本国读者群去直接阅读英文文献。这恰恰反映出在一些工业化国家的语言使用和翻译出版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我们再回到中国国内的语言使用格局，我国几种主要少数民族文字由于使用人群规模较小，缺乏专业翻译人才和出版经费的持续支持，今后各学科的前沿知识被译成蒙、维、藏、哈等几种文字出版在客观上难度很大，而且这一局面难以扭转。假如没有一定基数的读者规模（即购书者群体），许多最前沿的知识信息是不可能被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正是由于这几种文字出版物规模和现代知识含量的限制，少数民族学生通过这几种文字出版物只能获取各学科（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农学等）的基础性知识，无法了解前沿性科技信息。如果没有很好地掌握汉语文这一工具语言，他们也很难在国内最好的大学里学习，许多学生只能集中在少数民族院校的部分人文专业，难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和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因此，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前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上逐渐被边缘化。
中国当然需要研究各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专业人才，但是与现代产业和知识领域的就业规模相比较，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就业规模是很有限的。我们一方面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的继承，尊重受宪法保护的各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这一点必须坚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不可能为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提供现代化知识体系，而且这一局面在今后非但不可能改善，而且会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创新速度的加快而进一步恶化，这一点完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感情为转移。而这个大的发展趋势，正是我们考虑边疆社会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时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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