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走过了三个阶段。

2010年1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Fogel教授的一篇文章《123,000,000,000,000》。文章中，Fogel教授预测中国经济2040年总量达到12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40%，比美国的两倍还要多。

这篇文章在美国产学研各界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很多人写文章批判，认为Fogel教授的预测未免太过乐观和静态。过去的增长并不代表未来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还面临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劳资关系、环境污染、创新制度和监管腐败等等。

但是，这种来自顶级经济学家的预测，已经代表了一种趋势和现象：美国精英阶层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经济庞大的规模和快速的增长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在学术方面体现，在美国日常政治生活中，也开始逐渐蔓延。

01

历史事件

如果你想知道美国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在什么时间点发生的话，应该去研究一下从2008年到2014年之间发生的历史事件。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盛况空前，举世瞩目。大国实力开始彰显，崛起已经掩盖不住。

2009年，中国GDP达到5万亿美元，与日本持平，次年即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美国把层次较低的中美战略型经济对话升级为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字之差，相隔万里——意味着美国开始不仅仅视中国为一个经济上的合作者和竞争者，更是一个战略上的竞争者和谈判对象。G2两强已然成型。

2011年，三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的David Autor，苏黎世大学的David Dorn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Gordon Hanson）强强联手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综合症：中国进口对美国本地劳工市场的影响》。这一研究在分析了1990年到2007年的数据后发现，全球化尤其是同中国进行贸易，对美国蓝领工人造成了不可逆的负面影响。论文保守估计，这是造成同期美国制造业就业总数下降1/4的原因。这一研究如此出名，以至于它代表了美国学术界一部分人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中国的贸易是不公平的，自由贸易虽然促进了双方福利的增长，但分配结果显然失衡，美国劳工阶层成为最大的牺牲品。

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达到18.2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8.1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在高盛前CEO、美国前财政部长Henry Paulson的书《与中国打交道》中，这样一段话清晰地表达了在上述时间段内美国精英人士对中国看法的转变：“三年前（即2012年），当我开始计划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过某天我有可能在一个高级金融人士参加的会议上被这样问到。他们应该都认为帮助中国改革经济、开放市场、保护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正是我所做的一切——也将给美国带来经济和战略利益。但这种看法正在发生改变，因为中国已崛起为二战结束以来我们最大和最强的经济竞争对手，并且它还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展现新的军力。因此，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持越来越恐惧和忌恨的态度。现在有部分人更倾向于对抗而不是合作。”

02

看法的转变

美国对中国看法的转变是潜移默化的。首先是在底层草根阶层，失去的工作岗位让他们对中国看法日益负面。其次是学界，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逐渐开始有学者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对手。在贸易政策方面，经济学家们开始质疑美国民众究竟能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多少好处——一部分人认为利益被跨国资本拿走了。然后是商界。华尔街和资本对中国的看法是最后改变的，因为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也逐渐开始遭到日益强大的中国本土工业的挑战——比如在高端制造、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方面。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四十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地缘政治合作，从1978年中美建交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阶段中美关系主要是地缘政治合作驱动，共同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

第二阶段：经济合作，自1991年到2009年前后。这一阶段美国视中国为跨国投资的目的地和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中美关系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

第三阶段：战略竞合，2009年至今。这一阶段美国将中国作为明确的战略竞争对手，不仅仅是经济方面，更是政治、战略、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

第一阶段的部分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主要来看第二阶段，因为第二阶段正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也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忽视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忽视呢？

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经济体量比较小。直到2004年，中国GDP总量才1.9万亿美元，而当时日本有4.8万亿美元，美国则高达12.2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看中国，就跟现在中国看印度的感觉差不大，你不会觉得竞争压力迫在眉睫，所以它也不是你战略最优先的选项。反过来说，只要能共同赚钱，其他的问题不大。

那么此时美国的战略优先级选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美国的时间表。

1990年，海湾战争。1992年，克林顿当选。1992年到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1996年及1998年，同伊朗的小规模冲突（包括巡航导弹和炸弹事件）。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0年，小布什当选。2001年911恐怖袭击。同年，阿富汗战争。2013年，伊拉克战争。

在整个1990到2001年期间，美国遭受了不间断的大量的伊斯兰恐怖袭击，除了上面提到的911外，还包括1993年世贸中心炸弹事件，1996年，1998年，2000年在美国各地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各种炸弹／炭疽等恐怖袭击事件。

也就是说，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经济还没有成长为世界第二的这一阶段期间，美国所遭受的威胁，主要是宗教文明的冲突和伊斯兰恐怖袭击。这一阶段美国疲于应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这个时候是十分需要中国在全球政治外交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支持的。

川普说克林顿小布什不行，是脱离了历史时代背景看问题。这里暂且不展开讲。反过来我们看1991年到2010年中国做了哪些事呢？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中国在90年代完成了分税制改革，建立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申奥成功。加入WTO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经济自此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获益良多，看数据即可知道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从WTO起开始起飞的，巨大增量来自于此——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没有之一。2001年中国人均GDP刚刚过千，到1053美元（相当于非洲赞比亚），到2017年，人均已达到8836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典型的闷声发大财。

当然在这个时间期间内美国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的。比如说2004年，当时小布什就同意跟中国展开“高级对话”，次年升级为“战略型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这期间的对话级别不高，大部分时候都是副国务卿来主持，中国这边派外交部副部长，内阁成员参与不多。但是到2009年，奥巴马一上任，就把对话升级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战略对话国务卿主导，经济对话财政部长主导，都有明确分工。参与的人员规模扩大，中美双方内阁部长几乎集体出席，讨论话题全面覆盖政治经济，务虚务实都有。这种对话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两国关系交往上都十分罕见，相当于内政外交都深深地卷在了一起。这个时候是正式把中国当作一个体量相当的对手来看待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中美关系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03

竞合转换

从2009年开始到2016年八年，也是奥巴马在位八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进行了八次，年年举办。等到特朗普一上台，停了。2017年没办。

第三阶段我们叫战略竞合。在2009年到2017年，合作的成分多一些。到2017年开始，竞争的成分就开始多一些了。

经济总量还是第一位的原因。2009年中国GDP5万亿美元，美国14.4万亿美元。我们来看接下来几年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0年：中国6万亿美元，美国15万亿美元。

2011年，中国7.5万亿美元，美国15.5万亿美元。

2012年，中国8.57万亿美元，美国16.15万亿美元。

2013年，中国9.6万亿美元，美国16.69万亿美元。

2014年，中国10.53万亿美元，美国17.42万亿美元。

2015年，中国11.23万亿美元，美国18.12万亿美元。

2016年，中国11.22万亿美元，美国18.62万亿美元。（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以美元计算没增长，是因为人民币兑美元贬值）

2017年，中国12万亿美元，美国19.39万亿美元。

2018年（预计），中国14.1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美国20.41万亿美元。

从2009年相当于美国体量的30%，到2017年相当于美国体量的60%。占比翻了一倍！

当然，我们国内经济学者都知道，虽然中国经济体量比较大，但是质量并不高。比如说我们钢铁产量世界第一，这个数字是很大，但很多高品类的钢产不出来，很多材料也做不出来，技术上不领先。体量大，靠的还是一个市场比较大人比较多。增长比较快，还是因为基数低。所以中国还有很多发展的路要走。

但是美国方面一部分学者却不这么认为。比如说你十几亿人口，都要往上走，人均GDP都要上去，都要找到高收入的就业岗位，怎么办呢？别的国家，比如韩国、日本，发展几个优势行业，就可以解决高质量的就业。但对中国而言，要让八九亿劳动人口都能高质量就业，就要发展非常多的高端行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这些都给中国发展了，别的国家自然就业机会就少了。

三位美国学者（林登、克雷默、戴德里克）的研究，在苹果雇佣的劳动力中，在美国之外的人数几乎超过美国国内的三倍。但是苹果手机在中国依然卖得很贵。当然，苹果这个售价完全可以在美国生产，但利润就减少了。在中国生产，苹果的股东获益最大。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益对立，让跨国公司资本更愿意选择相对便宜的中国劳动力，而不是美国劳动力。在一个要素流动的国际市场上，中国劳动力和美国劳动力共同竞争资本要素，最终前者获胜，后者惨败。

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这是全球化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要解决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开刀的对象选择中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毕竟，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标志，更是跨国资本的软肋。

在第三个阶段，到底是竞争，还是合作，反应的主要是美国国内的结构变化。当资本占上风时，对中国更多是合作。当劳工和草根占上风时，对中国更多是竞争。美国不是铁板一块，所以中国对美国的策略，不应该是对抗，而更应该是扩大交流，争取合作的一方，比如华尔街、比如跨国公司等等，让他们去影响自己的国内政治。

04

合则两利

黑石集团的苏世民，高盛的保尔森、桑顿，这些都是华尔街的精英，他们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他们是了解中国的那一部分美国人。苏世民和桑顿在清华办学，保尔森创办基金会致力于中美交往，他们不是几个人的力量，他们代表了一大群希望争取合作的美国人。这些人都是中美交往的第二个阶段保留下来的巨大财富。

他们对于现实的看法是准确的，然而这样的人在美国正在靠边站。

在保尔森的书中，他这样写道：“夸大中国的实力，就和低估它的潜力一样危险。两者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能导致我们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做出非理性反应或犯错。”

他还这么写道：“我不是说合作很容易。事实上，我可以保证今后几年合作只会变的越来越难。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自信，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想让它消失就会消失的。当一个自豪的中国变得更为强大后，它在实现自己认定的利益诉求时将更加坚定。我们不知道这些利益将如何变化，但知道它们可能会和我们的利益越来越不一致。因此我们需要强有力地、清晰而直接地向中国人表明我们的核心原则并坚持到底。”

在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写给《外交政策》一篇文章中，她这么写道：“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将中国的进步视为美国的威胁。在中国，一些人认为美国寻求限制中国的增长。两边的观点我都不认同。”这些话也是很多人的真实想法。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在合作中所获得的，比在对抗中所失去的要多得多。

现在当权的美国政府正在把中国看成一个竞争者，向中国表明它的要价。至于中国如何巧妙并且智慧地回复，要看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身。历史并不是注定的，历史是人去书写的。最后送一句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