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画记》记载吴道子弟子代笔

宋徽宗《五色鹦鹉图》

书画代笔，自古有之。指代替别人所作的书画。一般书画名家因苦于应酬，往往请他人(常常是门生和后人)代为书画。此类作品称为代笔。包括代笔人画而署自己款印的、代笔人画并落款而署自己印章的，还有两人共同完成而署一人之印的。这种现象在书画收藏之中屡见不鲜。代笔之风盛行的当今，对于艺术，对于市场究竟为福兮？祸兮？让我们一探究竟。

代笔之风 自古有之

画坛的代笔现象历代有之。它是书画鉴定中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代笔是书画家本人的需求。如过去有许多画家以卖画为生，他本来只能画山水，而买者要求他画花鸟，有的画家只能画花鸟，而买者却要他画人物。由于种种原因，画家又不能说不会画，于是只好请别人代笔，这样就出现了画家本人画一部分，别人画另一部分的现象，但款是本人写的；也有些画是完全由别人代画的，但款是画家自己落的情况。这样的作品，常能以假乱真，得以流传。据资料记载，北宋宋徽宗赵佶虽能书善画，但流传后世的作品中不乏有大量当时宫廷画师捉刀代笔之作，亲力而为者屈指可数；明代著名书画大师董其昌的代笔人有赵左、沈士充、叶有年和吴振等；清代赵之谦请王庭训代笔；近现代名家代笔现象更为普遍，比如张大千的细笔山水画，画中很多工笔亭台楼阁都是他的学生何海霞代笔完成，以及他的花鸟画，很多荷花也都是由他人代笔。在书画家代笔的作品中，往往也有本人添过画笔或墨迹，还有自题名款的。

代笔书画在古籍文献中也早有记载。《历代名画记》卷九记曰：“吴生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与张藏布色，浓淡无不得其所。”记录了吴道子作画时，多有弟子代为设色。清代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中记载：“曾见陈眉公书札云，子居老兄，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明确的记录了董其昌有代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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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家与代笔人

中国书画代笔是个非常常见的现象，现在有迹可循的如张大千、吴昌硕、齐白石、溥心畬、祁崑、吴观岱、陈少梅等等。

代笔作品的水平有时候与真迹不相上下，有的代笔作品落的是大画家的本款，导致非常难以辨别，给我们在认识、研究、收藏这些作品时带来极大的难度，必须仔细地加以甄别。

关注这个现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今天主要针对张大千、吴昌硕的代笔作品浅谈一些看法和和心得，在这里抛砖引玉和大家一起讨论。

运用的操作方法：

——首先要严格确定这些作家的亲笔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如画家本人的赠送，或者一些作画视频、作画记录流传等来确定。

——再根据文献记载、门人回忆录或者民间流传的一些说法，来筛选他的学生或者他的代笔人名单。

——之后找到这些代笔人的本人署款作品、怀疑代笔作品、加上画家本人的亲笔作品，分析三者之间的区别和关联，然后在那些署画家本款的作品里面甄别是否有代笔的现象存在。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和证据，能够明确确认三大家存在代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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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与他的两位代笔人

下面我们展开讲：

首先先讲张大千，张大千是一个有着传奇一生的大画家，我们现在确定他的代笔人至少有两位：一是早年间的胡若思，一是晚年间的孙云生。

胡若思本名叫胡俨，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他是裱画师的儿子，算是世家。

他九岁的时候就拜到张大千门下，在20多岁的时候胡若思的绘画技法就已经相当成熟了，曾经在日本办过画展，当时技惊东瀛，被称为“神童”，圈内普遍认为张大千早期的学生里是以胡若思水准最高。

我认为有一些早期张大千风格的作品就是胡若思代笔画的，因为那时张大千在上海、北平非常有名，很多人要买他石涛风格的画，他自己是应接不暇。而胡若思的绘画风格就是完全模拟早期张大千一路的石涛风格，所以师徒之间有默契，大家心照不宣，由学生代笔帮老师完成的。

结果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北平报纸刊登了一条新闻：张大千在北平被日本宪兵扣押后遇害。胡若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把那时帮师父代笔的一批作品拿出来在上海举办“张大千遗作展”，张大千在北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生气，与日本人交涉要求回上海处理这件事。

于是张大千通过计谋从日本宪兵队出来了，回到上海后他必须得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所以只能把胡若思逐出师门永不相认，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由此可见，胡若思早年替师父代笔的作品，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他们都是知道的。

（文中画作图片可点击放大观赏）

我们来比对一下具体的作品，这张画是胡若思的作品，上面落的本款是“丹徒胡若思”。

我们可以看到他松树的画法、石头的画法完全是张大千风格的。

我们再来看这张落款也是胡若思的作品。我们可以大致总结一下，胡若思的绘画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他的人物造型整体是偏圆的，脸是圆的，身体的造型是偏圆的，整体的笔法是偏圆的。

再来看胡若思杂树的画法，画得是比较细致比较精工的样式。

我们再来看看大千真迹，右图是张大千早年的真迹，左上角是这幅真迹的人物局部，可以看到他笔下的这个人物造型相对来说是带有一些方折的趣味，对比左下角这张胡若思的人物，仔细地看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特别是线条的方折和圆转的区别。

下面我们来看这张画，先看人物的画法：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胡若思的人物用笔的线条是偏圆的；这张画上面的人物，无论是童子还是高士用笔都是偏圆的；张大千笔下的人物方折的用笔相对来说要比胡若思硬挺一点，是有区别的。

再看杂树的画法：左上角这一棵松树是那幅画上面的松树，右上的这一棵松树是明确的胡若思的作品；左下角这一棵树是明确的张大千的作品，画得比较写意，没有那么精工。

这么一比较就很明确地发现，这个松树和胡若思的笔墨是一脉相承的，和真正张大千的画法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一张画我怀疑就是胡若思当年代笔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当时这件《兰亭高士》是某知名拍卖行高价成交的一张作品。

可以看到右上角杂树的画法和胡若思杂树的画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张东西我们也怀疑是胡若思代笔的作品，胡若思代笔我们暂告一段落。

下面我们来讲张大千晚年的代笔人：孙云生。

孙云生当年跟着张大千从巴西到北美，然后又回到台湾，是一路跟着大千帮他磨墨理纸学习绘画技法的弟子，所以相对来说他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张大千晚期技法。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部分张大千的泼墨泼彩作品，其实和孙云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我们来看这张落款孙云生的泼彩作品，主要看这张作品的泼彩色彩，和左边的这个山头的细部处理方式。

泼彩的彩色弄得比较绚烂，整张画的色调看上去是比较明快和亮丽的；左边的山头无论是山峰、树丛、苔点都处理得非常的细致，整张作品的这些树画得具体而详细。

换一句话说孙云生作品的用笔是比较细致比较紧的，和张大千晚期因为眼疾看不太清的作品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对比图，第一张图是落款张大千的作品，第二张图是刚才讲的孙云生的作品。

无论是颜色的处理、画面的色彩和笔法一些细节的处理，山头的用笔、这些杂树的画法很明确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但是一张是张大千款，一张是孙云生款。

我们来看一下可靠的张大千晚年泼彩作品，这两张都是可靠的张大千作品，可以看到他这种杂树的技法。

第一张这个山顶上的画法，他会用很多比较粗的苔点去点，不会去做更细致的描绘。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眼睛看不清了，再加上岁数大了精力不济，他已经不去画那么细致的东西了。所以这两张就是从画面的风格一些具体的细部的处理，和刚刚看到那幅泼彩是迥然不同的。

简单说完孙云生代笔的泼彩山水，我们发现其实泼彩的人物里面也有孙云生的痕迹。

这两幅作品，第一幅是明确张大千本人的泼彩作品《树林高士》，第二幅落的是张大千款，但是我们怀疑是孙云生的代笔。

对比一些细节，右边这幅无论是高士的画法，还有下面苔草的画法，苔草的这个画法画得非常的细致，高士的衣纹线条很流畅；左边这幅高士画得是非常的草率，甚至一个眼睛看上去已经画得很糟糕了，因为当时张大千的确是眼力不济，所以反而是有些应付笔墨的东西是他本人晚年的亲笔，特别细致的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对比孙云生款作品（左图）的这个人物画法，很明显无论是人物的面容、衣褶画法还是下面苔草的画法，两幅画是如出一辙的，所以可以很明确的说刚刚的那一张泼彩《树林高士》，虽然落的是大千款，但一定是孙云生代笔的作品。

说到现在，大家可能会问到代笔这件事情，画家本人究竟是否知情？

代笔和伪造，这个概念是需要界定清楚的，如果说孙云生帮老师张大千作画，张大千知情并落的是本款，那么这可以确凿地认为是代笔作品。

如果在张大千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孙云生这么画并落张大千款，那这就是伪造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孙云生作画并落大千款，而张大千知情却默许的，这类究竟是代笔还是伪造呢？

通过排比张大千的画作年款会发现，孙云生代笔的那些作品，他的年款是排不进去的。

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孙云生代笔，里面很有可能是有很多孙云生伪造的画作，这些画作可能是大千不知情的。

但是我们发现在张大千传世作品里面有这样一张画作，这张画作是泼彩作品。

看它左下角的树，笔法细节处理无疑是孙云生画的。

但是这张画的落款：“渤生吾兄教正，弟爰”，这个款和字是张大千亲笔本款，而且这张画用的纸是张大千专用的大风堂罗纹纸。

也就是说大部分孙云生代笔的作品是非大千亲署本款，但是也有少许是有张大千亲署本款的，说明张大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默认孙云生代笔的。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可佐证这个说法，就是他的有些代笔作品在台湾80年代出版的《张大千画集》里的后两本大量出现，这套书在当时张大千在世的时候就集结成册了，里面就已经有孙云生代笔的作品混在里面。所以代笔这个事儿究竟是张大千知情默许还是完全不知情，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张大千对于代笔的处理，早年的胡若思是实在没办法，因为有那一场遗作展风波，他只能把胡若思逐出师门永不相认。

晚年孙云生如果是在他默认的情况下，他就是不闻不问，这里面有点“捣糨糊”了。

张大千因为画作中代笔问题比较普遍导致其作品存在争议，那时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对于张大千晚年作品是有一些看法和批评的。

张大千知道之后也非常不高兴，于是他拼尽全力搏命去画一张庐山图，开笔的时候把张群、张学良、王新衡等人都叫到他家里面，有记者拍照，仪式非常的盛大，所有的事情都是亲力亲为地去画这张《庐山图》，画了两年多，最后没有完成，张大千也去世了。

所以他最后晚年画这个庐山图，大家认为他还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为了证明自己还是能作大画的，晚年的作品也不都是代笔，从这件事可以体味出张大千的性格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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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的人物代笔

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吴昌硕代笔的情况，吴昌硕的花鸟有一部分是赵云壑、王个簃代笔。这批作品很难分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我们主要展开讲的是吴昌硕人物，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推断是王一亭代笔的可能性大。

我们来具体比对一下作品。

左边这一张王一亭画的白衣观音菩萨，可以看到王一亭在衣纹的处理上它是比较薄、比较扁的用笔，用笔速度是比较快比较扁的。

这一张是确认的吴昌硕本款亲笔的作品《达摩》，可以看到他衣纹的处理非常的圆浑、非常的老辣，和刚刚的那个又薄又扁的用笔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边是他的本款，看上去笔力比较老辣流畅，比王一亭的款书要更加的自信。

下面这两张图是选自1921年日本出版的吴昌硕书画集里面的，我们可以来仔细比对一下。

（简称：日本书画集图二）

首先衣纹的线条刚刚说了，王一亭和吴昌硕是不太一样的。

上图左边这张是王一亭的衣纹线条，右边是吴昌硕本款亲笔《达摩》的线条，中间靠上这张黑白照片是刚刚那个日本书画集图二里面的，明显感觉到这个衣纹线条是更加接近于王一亭的，线条和吴昌硕亲笔是不一样的。

然后来看款书，最左边这个灰色款书是日本书画集图一里面的，左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的这一段字是王一亭那张白衣观音的款书，

很明显，左一和左二是出自同一个人书写的，和最右吴昌硕本款亲笔的《达摩》款书有明显不同的感觉。

吴昌硕的代笔作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真题伪画，这种情况大多数出现在花鸟画中，人物和山水画罕见，就是画作本身非吴昌硕亲笔，但是上面的题跋是吴昌硕本人题的，所以这些作品一定是吴昌硕本人默认的或者认可的。

我们发现吴昌硕这些真题伪画的代笔作品现在绝大多数出现在日本，无论是日本收藏的还是日本回流的，反而现在看到浙江、上海留下来的吴昌硕作品这种情况很少见。说明当时吴昌硕对于他的这些代笔作品是有意区分的，交易到国外去的那些东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留在本国的或者卖给自己人的还是亲笔画的，所以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吴昌硕本人是带有某种文人风骨的，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当代书画市场繁荣，资本追逐艺术，本来是推动艺术发展繁荣的好事，但也导致一些艺术家的功利性越来越浓，名利驱动了“枪手”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在当代艺术市场中，除了艺术家创作能力、艺术作品质量这些主要因素之外，“身份”也是重要的砝码。由于“官本位思想”作怪，不少人在收藏书画时往往看的是画家的头衔，以为头衔大画作就值钱。这种“只重头衔不重艺术”的卖方市场导致了作为卖方的书画家们拼命赚取各种各样的头衔。只有入展、获奖，拿到“通行证”，成为权威组织的会员或是专业单位的人员，在与画廊与收藏家的市场较量中，才会有更多的话语权。这就形成了仿造性质的代笔现象，有获奖的需求，但是自身的功力又不够的情况下，就找人代笔，用这种拙劣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艺术水平低劣的书画家会找高人为自己代笔，但已经成名的、技艺高超的书画家也会找“枪手”代笔。这类艺术家通常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名气、作品的价格赚取最大利益。具体操作是先低价请一些所谓的“枪手”，让他们按自己的绘画风格制作一批艺术品，然后亲自“收拾”一下，盖章、签名后，这些东西就可以快速地投放到市场换钞票了。目前艺术“枪手”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或是学过美术但没有考上大学的、或是美院的在读学生、抑或是已经毕业多年，一直尚未找到自己艺术方向的。通常情况下，艺术家与“枪手”之间会达成保密协议，不得透露艺术家身份，但这种现象在当代艺术圈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结语：

艺术和市场有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有时候却又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无论怎么样发展，艺术的价值终归会受到市场的检验的。书画收藏者和投资者在选择时，对代笔书画的复杂情况应有所了解，可先确定其真正的制作年代乃至作者，然后按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决定真而优的为上选，伪而优的也可取，艺术水准低下的虽真不取，而最不可取的是既伪又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