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曾国藩

曾国藩、李鸿章会剿金陵之始末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二十一日，湘军统帅曾国荃攻克了太平天国军队设在钟山之上的天保城，并派兵扼守太平门、神策门，实现了对金陵的合围。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攻陷杭州。三月初七日，鲍超攻陷句容。四月初六日李鸿章攻陷常州。太平天国的东南防线，全部崩溃。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病殁金陵。湘军将士所期待的胜利指日可待，但是要取得这最终的胜利还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攻陷太平天国首府金陵绝非易事，更何况此时的湘军也面临诸多困境：第一，曾国荃肝病已深。进驻金陵两年有余，攻城之战不下百次，垂成之功却迟迟不能得手，曾国荃心气郁结而患肝病。与之相较，左宗棠、李鸿章却是捷报频传，嫉妒之心也使得曾国荃肝火上扬，病情加剧，对此其长兄曾国藩看得最为真切，他说：“其时适闻初六常州克复、初八丹阳克复之信，正深欣慰，而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便忧等语，读之不胜焦虑。”第二，军饷缺欠太多，曾国荃将金陵城内的宝藏许诺给吉字营官军，如果久攻金陵不下，军队锐气馁弱是小，哗变溃散是大。第三，湘军弹药严重不足，轰城的开花炮不多，仅靠挖掘地道，填埋炸药轰塌城墙，在太平军死守的情形下，短时期难以奏效。面对以上困境，老成持重的曾国藩深恐功亏一篑，于是决定奏调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助攻。恰好此时清政府也急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遂于五月初八日下诏命李鸿章“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肤公。”

五月十四日，曾国藩收到了朝廷的上谕，随即致函曾国荃，商讨究竟是否允许李鸿章前来会剿。在邀请李鸿章会剿金陵的问题上，曾氏兄弟分歧很大，曾国藩担心局面迟则生变，希望李鸿章前来。曾国荃则倍感委屈，他说：“两年之劳苦在弟，一旦之声名在人”，不愿与李鸿章平分功劳，坚决反对淮军助攻。曾国藩苦口婆心，连续6天，每天一封信劝说曾国荃，还特意让其子曾纪泽前往金陵核实军情，在确定曾国荃可以独立攻陷金陵的情况后，曾国藩决定婉拒李鸿章前来助攻。

接到上谕后李鸿章也深感踌躇，他是曾国藩一手栽培起来的得意门生，对于曾氏兄弟自然是感恩戴德，相亲相卫，理所当然。他也深知此时的金陵城已是垂死之局，而他所统率的淮军则是压垮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费苦力而享大功，李鸿章何尝不乐意前往呢？可是曾国荃死缠烂打金陵，无非是要独占剿灭太平天国的头功，也是觊觎太平天国的宝藏，在这个时候李鸿章要去平分秋色，且不说曾氏兄弟不乐意，缺粮少饷的湘军更不会同意，若李鸿章执意前来，湘军、淮军之间的内讧火拼恐怕是难以避免的。李鸿章知道其间利害关系非比寻常，所以立即致信曾国荃，表白心迹，他说：“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弦外之音，当入清听。”李鸿章将攻陷金陵的功劳让渡出来，成就了曾氏兄弟的禄位与荣誉，所以曾国藩对此感激不尽，刘体智《异辞录》记载其事甚详，他说：“金陵围攻不下，时苏州已克，朝旨令淮军助战。李文忠迁延不行，显然让功之意。及大功告成，文忠至金陵，官场迎于下关，文正前执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壩，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文正益感不置，故云然。”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德量也是赞叹不已，他说：“国荃之克金陵也，各方面诸将，咸嫉其功，诽谤谗言，蜂起交发，虽以左宗棠之贤，亦且不免，惟李鸿章无间言，且调护之功甚多云。案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之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那么，刘体智、梁启超的赞誉是否符合实情呢，难道李鸿章果真敢于冒着抗旨不遵的危险而让功于曾氏兄弟，李鸿章的存心果真如此宽厚？其实不然！

会剿金陵与曾国藩、李鸿章

存心之厚薄

关于李鸿章让功的真实内幕，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卷二十言之甚详，他说：“十八、九间中旨，忽云饬令李鸿章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会剿之语。则京师权要处，必先有信，言此间之不愿其来，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计算，心计之工，细入毫芒。中堂（曾国藩）此疏，不望有功，但求无过，其辞气之卑约，不独自雪无专功之念，而李之骄亢，已隐然言外。处功名之际，固当如此，即论手段，平直无奇，实则高李数倍，不可不细细玩味。”通过赵烈文的日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首先，李鸿章非常希望前来助攻金陵，可是曾国荃不忍分垂成之功与他，李鸿章遂在京师权要之处散布信息，促使清政府责令曾国藩“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迫使曾国藩做出让步，若曾国藩同意其会剿金陵，那么李鸿章就达到了与曾氏兄弟平分剿灭太平天国功劳的目的。其次，若曾国藩坚拒其前来，李鸿章也可将抗旨不遵的责任推卸在曾国藩身上。李鸿章看似大度的让功之表面，其实潜藏着无限波澜，无怪乎赵烈文指责他“图望大功，日夜算计”。另外，李鸿章虽然致函曾国荃表明不会前来之意，其实还是派出了军队，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说：“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见李少泉宫保来咨，已派刘士奇、潘鼎勋、刘铭传、周盛波等二十余营来助攻，十六拔营。中丞在龙膊子行营，接此咨传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是日草堆尚未成而已枯，贼时掷火蛋，官军防之甚严。又堆高齐城，碍山上炮路，遂移炮数尊堆旁，仰轰城上。信字营李臣典所挖地保城下地道，今晚告成。”

赵烈文与曾国藩师徒情深，以上所言会剿金陵内幕虽然大体属实，然而也有左袒曾国藩而贬低李鸿章之处。其实在会剿金陵一事上，曾国藩也在暗运筹策，只不过手段高于李鸿章而已。曾国藩接到上谕之后，表面上同意了李鸿章会剿金陵，但是他也不会将盖世功勋平分与人，所以在五月十五日给李鸿章的信中作了如下约定：“一则东军富而西军贫，恐相形之下，士气消沮；一则东军屡立奇功，意气较盛，恐平时致生诟谇，城下之日，或争财物。请阁下与舍沅弟将此两层预为调停，如放饷之期，能两军普律匀放，更可翕合无间。”曾国藩的这两条约定貌似平淡无奇，其实大有文章。李鸿章迫不及待地会剿金陵，觊觎太平天国的宝藏是一个主要目的，他希望城下之日平分金银，可是曾国藩却约之在前，禁止淮军争夺财物，断掉其借机发财的美梦。另外，曾国荃吉字营湘军多达五万余人，这支军队缺粮少饷多年，曾国藩却让李鸿章在发放军饷之时，做到“两军普律匀放”，李鸿章如何筹措这笔巨资。所以曾国藩的约定，不但让李鸿章无财可取，反而要折本填补湘军的巨额欠饷。这种赔了士兵又搭军饷的差事，李鸿章不按兵不动，还能有何妙策呢？除了分摊天国宝藏之外，平分功劳也是李鸿章会剿金陵的主要目的。其实他的这个目的，也难以实现。曾国藩五月十六日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少泉（李鸿章）将到之时，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一看热闹也。”此言大有玄机，此时曾国藩坐镇安庆，统领全局，若李鸿章不来，则曾国藩亦稳坐安庆，将攻陷金陵的大功归在乃弟曾国荃名下。若李鸿章执意前来，曾国藩也会移旆金陵，城下之日，大功自然属于曾国藩,可见，李鸿章来与不来功劳都在曾氏兄弟头上。因此李鸿章即使参与会剿，也不会平摊财物，更不可能平分功劳。

名利之际，历来难处。梁启超褒奖李鸿章“雅量过人”，赵烈文景慕曾国藩“无专功之念”，都是受个人好恶所限，没有公正地核查原委，所以才得出此是彼非，高下厚薄之见。其实在会剿金陵一事上，曾国藩与李鸿章之存心厚薄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当然，在处理此问题时所运用之手段，曾国藩还是棋胜一筹。

会剿金陵与晚清军事之变局

会剿金陵关乎曾国藩、李鸿章家族之兴衰荣辱，更关乎晚清军事格局之变迁，约略言之，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此时满洲旗兵已经彻底腐化堕落，不足以沙场驰骋。绿营兵也是不堪重用，难当大任。汉族武装湘军与淮军成了清政府唯一可以剿灭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清政府的军事大权完全掌握在以曾、李为首的汉族军官手中。

第二，湘军连年征战，攻城略地，战功卓越，可是也出现了将老兵油的腐化现象。淮军却是朝气蓬勃，攻陷苏州、常州、上海等膏腴重镇之后，装备精良，粮饷充裕，战斗力极强，湘军没落而淮军兴起已成必然之势。金陵城下之后，曾国藩裁撤湘军，既是自剪羽翼的保身之举，也是军事格局潜变的时事所迫。

第三，在会剿金陵这一关乎清政府利益大局的问题上，曾国藩、李鸿章不仅没有遵照清政府的指挥，反而是称量轻重，权衡利弊，呈现出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政令之上的趋势，为日后军阀割据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会剿金陵虽然是清政府的一个偶然举措，但是在这个举措背后，却反映着曾国藩、李鸿章家族势力的消长进退，也折射出晚清军事格局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