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庭芳·归去来兮

（苏轼）

【序】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楔子

1984年，台湾著名音乐人谭健常带着自己与夫人小轩携手完成的新作同歌手文章见面。

看着为自己度身定制的这首“游子歌”，文章不解地问：“老师，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写一首情歌呢？”

谭健常说：“我们都是印尼华侨。就因为这样的经历，我才要为你写这首歌。相信我，小伙子，二十年后你会感谢我的。一首时过境迁的情歌可能轻易就被遗忘。但二十年后仍会有许多人离开故乡，去外面的世界打拼奋斗。游子的心声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谭健常说得对。三年之后的1987年，另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台湾歌手借着回大陆省亲的机会，带着谭健常夫妇创作的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歌声中浓浓的乡情不仅牵动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声共鸣，甚至成为了两岸政治破冰的催化剂——就在当年8月，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宣布11月起开放台胞大陆探亲，由此开启了两岸直接交流的前奏。

谭健常写的这首歌是《故乡的云》，在八七春晚上演唱它的人，是费翔。

多年以后再回忆起创作《故乡的云》的初衷，谭健常说：“故乡是血液里流淌出的思念，让人魂牵梦萦的、深深的思念。不论我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总是被乡土、亲情牢牢地牵动着。在两岸尚未通邮的1984年，我只有用音乐来抒发这浓浓的思乡情。”

离乡背井的苦，漂泊无根的痛——谭健常笔下的这份游子的苦涩，费翔是后来才体会到的。

在登上春晚舞台之前的1986年，费翔的母亲与失散在大陆几十年的外婆取得了联系。在台湾尚未开放大陆探亲的年代，费翔毅然决定陪着思乡心切的母亲重返大陆。他给有关部门去信，表达了自己想要参加春晚的心愿：“这里是我的祖国，我是一个中国歌手。如果有十亿中国人没有听过我的歌，怎么能算是中国歌手？所以我要回来，把歌声献给我的同胞。”

当年的春节晚会上，当费翔唱响这首《故乡的云》，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青春的微笑。我想，那时的他，唱出的是故乡的温暖。因为他不仅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外婆，而且实现了为十亿同胞献唱的夙愿。

可是，台下的外婆却在歌声中潸然落泪。时代的动荡，亲情的割裂，历史的创痛，一幕幕在历经沧桑的老人心中重演。而这苦涩的记忆，在费翔温暖的歌声唱响的时候还远未终结。

1987年的春晚献唱，在当时保守的台湾政治氛围中被解读为严重的“背叛”行为，费翔也因此遭到了台湾行政当局的全面封杀，被迫远赴美国百老汇，从此开启了十年闯荡异乡的漂泊生涯。《故乡的云》，谭健常笔下那离乡别井的痛，终究还是像魔咒一样缠上了年轻而热情的歌手。

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故乡是最温暖的名词。落叶归根，狐死首丘。故乡温暖的怀抱，才是游子朝思暮想的归宿。

可他们当中总有一些不幸者，将不得不在漫长的回乡路上与弄人的造化博弈，也许历尽艰辛，却终于失败。那他们，又将如何去面对这命运无情的安排？

壹

苏轼，就是这样的不幸者。

直至写下《满庭芳·归去来兮》之时，作为罪臣的苏轼已经被羁管在湖北黄州四年有余了。

苏轼的所谓罪，源于四年前的一场文字狱。

当年，因为与朝中新党政见相左，苏轼在诗文中不时流露出对新党新政的讥刺与不满。忌惮于苏轼深厚的政治资历和“文坛盟主”的舆论影响，以御史中丞李定为核心的一班恋栈固宠的新党后进终日如芒刺在背。为了避免宋神宗的政治立场为苏轼所左右，进而影响到自己既得的政治利益，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向苏轼发难。

李定等人利用宋神宗刚愎自用、日益独断的弱点，在苏轼的手稿中深文罗织，编造苏轼讥讪朝政、指斥乘舆的罪证。从元丰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起，何正成、李定等新党官员连上四封弹章，强烈要求宋神宗严惩苏轼。

盛怒之下的宋神宗决定将苏轼投入御史台，严加审讯。在八月二十日的第一次审讯当中，审案官开场便问苏轼，五代以下可有誓书铁券。要知道，这誓书铁券是皇帝特赐功臣以免死罪的免死金牌。可见得审讯之先，苏轼就已经被这帮小人内定为死罪了。

苏轼的被捕下狱惊动了许多人。

非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朝中元老纷纷上奏为他鸣冤，就连新党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宽宥苏轼。曾经的新党领袖、与苏轼龃龉多年的致仕宰相王安石甚至特意从金陵给皇帝去信：“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最终，这庄震惊天下的“乌台诗案”因为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以“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被流放湖北。这一去就是四年。

贰

在黄州的四年里，苏轼可能不止一次地读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七百年前，42岁的陶渊明挂印辞官，他满怀憧憬地呼喊：

“归去来兮！田园荒芜胡不归？”

（《归去来兮辞》）

在经历了仕与隐的十年徘徊之后，倦游的诗人终于决定接受田园的召唤。“晨兴理荒秽，荷锄戴月归”（《归田园居》），那才是命运为隐士安排的归宿。

七百年后，49岁的苏轼追慕前贤遗风，向往着还乡隐居。

但对他，命运却是如此的吝啬：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

（《满庭芳·归去来兮》）

羁留在黄州的苏轼，沿着滚滚的长江水极目西眺，那朝思暮想的故乡眉山隐没在万里之外的蜀山丛中。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余生已是屈指可数。要实现还乡的夙愿，命运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可能他终将倒毙在漂泊的旅途中，而不能魂归故里。

我猜想，面对命运的不公，苏轼不会抱怨。因为对于人生，他原本和陶渊明有着不同的选择。

孟子说，有圣之清者，譬如伯夷；有圣之任者，譬如伊尹。（《孟子·万章下》）陶渊明选择了作一个清者。在一片混浊的世界中，他拒绝与腐朽的官场同流合污，所以他只能归隐。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懐得失，以此自终。”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是要学颜回，用出淤泥而不染的节操为这个黑暗的时代保留最后的一点光明。

苏轼做不了清者。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独善其身是陶渊明在乱世中无奈的选择。如果身处治世的苏轼固执地选择这条路，那他非但不是清者，而且会被耻笑为懦夫。归隐，将被视为对家国责任的逃避。

苏轼原本是想做兼济天下的任者，将家国兴亡担于一身的。

根据《宋史》本传的记载，苏轼自幼在母亲程夫人的教导下读书。有一天，程夫人教他读《后汉书·范滂传》。

范滂是东汉末年的汝南名士，学问气节深为乡里所重。他以澄清天下为志，铁面无私，打击弄权的宦官势力。因而遭到报复，被宦官诬陷为结党营私，投入黄门北寺狱。在严刑拷打，却查无实据之后，范滂被朝廷废黜，闲居乡里。

建宁二年的党锢之祸发生时，本来已经不与世事的范滂，却因为和宦官集团往日的嫌隙而含冤罹难。

慷慨赴死之前，范滂与母亲诀别：“妈妈，我对不起您。弟弟孝顺，就让他供养您安度晚年吧。我将追随父亲于九泉之下，存亡各得其所。惟望您保重身体，勿添悲戚。”母亲说：“今天你已经名扬天下，死复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鱼与熊掌，又如何能够兼得呢？”

读到这里，程夫人不禁废书而叹。苏轼问母亲：“如果有朝一日，儿子要做范滂，妈妈您会答应吗？”程夫人说：“你如果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少年苏轼对仕途的观察是冷静的。

他不像初出茅庐的范滂那样“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怀抱着天真热切的理想主义，却在冷酷的现实政治中四处碰壁。苏轼早早地看出了仕途的风险，觉悟到要完成兼济天下的宏愿，必须要舍得下身家性命，父母亲情。

所以，苏轼是怀着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的。

自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应制举考试时，他就和弟弟苏辙相约：在功成名就之后，定要退隐故里，纵情山水。而这一约定在此后的岁月里，总在兄弟赠答的诗篇中被不断地提起。

可是，命运比苏轼预想的更加残酷。

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安置黄州的时候，苏轼不但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权力，破灭了兼济天下的理想，甚至于想“乞骸骨”，归隐故乡，也不可能实现了。

“吾归何处？”就像一片秋叶，被投入了波涛汹涌的长江，苏轼的人生将会漂向哪里呢？

（未完待续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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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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