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重庆出生，随父母2岁去了北京，7岁到了黑龙江，13岁南下长沙，待了一年后，又踏上了继续南下的行程。
1970年，14岁的刘孝五第一次踏上广州这片土地时，现在的天河体育中心还是一片农田。
战争年代，这个地方叫天河机场，是个军用机场。
多少年来，这里从机场变成了林场，从林场变成了“大仓库”，又变成了如今的天河体育中心。这片荒草地历经几十年，终与广州足球的荣耀紧紧联系在一起。

（1987年11月举行六运会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机场跑道已成为体育场。）

这期间，刘孝五从一个口音混杂的青年学生，变成了广州足球圈几乎人尽皆知的“五哥”。
他是中国职业足球最早一批职业经理人，亲历了广州足球从无到有、风雨飘摇二十余年的浮沉往事；如今他又以“体制突围者”的身份，在五人足球这片新处女地上做了开荒者。

刘孝五有两大爱好，旅游和体育。
虽然在足球圈摸爬滚打了25年，但刘孝五并不算是一个球迷，甚至连大众眼中的“伪球迷”都够不上。
1972年，刘孝五进入广州半导体材料厂当学徒工，这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典型选择。到1977年，他已经是一位老师傅了。
恢复高考后，他连考两年都入围了，但都没有去读。
1979年2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正式开学。今天听起来并不那么正规的“电大”，在当时却是“根正苗红”。追溯起来，这还是邓小平取法英国办开放大学的一个创举。

（邓小平批准成立电大）

2月8日的首堂课，由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主讲。23岁的刘孝五也正坐在单位的黑白电视机前。
1982年毕业后，刘孝五被分配到广东省有色金属加工厂，做了厂里的团委书记。期间，他做得最多的两件事，就是搞旅游和办体育。
那几年，刘孝五雇了卡车把厂里的年轻干部一车一车拉出去游玩，“那时候，刚刚有旅游概念的地方都去到了，像台山的上下川岛，那时还没什么人，晚上还得住帐篷。”
但团委的工作是个穷差事，所有这些都得靠刘孝五“化缘”的本事。
那个时候，厂里生产的铝合金风靡一时，刘孝五就把原本要回炉融掉的废料拉出去卖，赚了钱，一部分交给厂里，一部分作为团委的活动经费。
1983年，刘孝五办了一场足球赛。因为没有足球场，这场足球赛事实际上是在篮球场上踢的。4打4，除了没有守门员，和今天的五人足球看上去一样。
这个赛事当时在工厂相当有号召力。为了筹经费，刘孝五承诺，哪个车间愿意出300元，这个赛事就以这个车间的名字命名。并且这个车间可以多派一支参赛队。
最后，挤压车间出了这笔赞助，就有了“挤压杯”足球赛。
多年后，谈起这届厂级的小比赛，很多朋友笑称“这是足球走向市场冠名的雏形。”

（“挤压杯”足球赛颁奖）
1987年，刘孝五当上了厂领导。那一年，为举办“六运会”而修建的天河体育中心早已经完工待用。而以广州队为班底的广东足球队，在那届赛事上击败足球大省辽宁队夺得冠军。
1992年，刘孝五跳出国企，“下海”开了家艺术装饰公司，随后被如日中天的太阳神集团收购。刘孝五也顺势进入太阳神这家企业，不久后便开启了他职业足球经理人的生涯。
事实上，刘孝五从国企到下海的十几年里，广州足球已经尝过了市场化的甜头。1984年，广州白云制药厂已经开始出资赞助球队。
在开改革风气的南方大地，这算是职业足球大幕拉开前的热场。

1992年前后，保健品成为中国产业的真正风口。
那一年，依靠“广告轰炸”和“人海战术”，太阳神销售额达到13亿，占中国保健品市场份额63%。但太阳神的广告投入也达到1.3亿，堪称天价。
太阳神集团的创始人是个足球迷，他想试试赞助球队。
于是，1993年1月8日，太阳神就和广州市足球协会共同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足球俱乐部“广州市太阳神足球俱乐部”。

和今天企业买下一支球队不同，买下广州队50%股份的太阳神，对这支球队甚至不敢有任何规划。
事实上，当年，因为要给“七运会”让路，甲A联赛停办一年。太阳神集团投入的187万，连一个声响都没有。
那时，刘孝五担任集团副总张铁城的秘书，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第一年。刘孝五带着张铁城四处看球，除了主场越秀山，还得往各个省跑，闲下来就会和同事聊一聊球队经营的想法。
他还记得球市最火爆的四川，为了买一张票，要扛一张床在售票口排上一个星期，这架势毫不逊色于今天的公立学校排学位。
1994年，广州太阳神队拿到了许家印到来前广州队在顶级职业联赛上的最好成绩，亚军。
但其实，那几年，却是个多事之秋。
1994年年初，太阳神队内部就就爆发了“周穗安事件”。当时，队内十几名球员联名上书要求罢免球队主教练周穗安。这起内讧，却把“究竟谁才能炒教练”这个问题放到了台面上，并直接引发了全国的论战。
放到今天，俱乐部炒主教练再正常不过，但在那个时候却成为中国足球走向职业化的第一大事件。
由于太阳神的注册地是在东莞黄江镇，当时的党报甚至发表了一篇题为《太阳神无权炒掉国家干部》的文章。
职业足球的第一年好不热闹。彼时，刘孝五以辞职“要挟”，向集团提出申请要去俱乐部任职，并在当年年底正式成行，成为了太阳神俱乐部副总经理，负责球队经营。
1995年，联赛刚打几轮，周穗安就下课。

（1995年七轮比赛后周穗安主动辞职）
但新上任的主教练张京天又和总经理杨霏荪杠上了，史称“张杨之争”。结果是，新上任的主教练又下课了。
从1995年到2002年，广州队每年必换教练，最短的不过十天，热闹得像个马戏团。
刘孝五似乎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虽然他也担心，球队内部的“热闹”会给这支球队带来麻烦，但负责经营的他也感受到，舆论带来的关注价值。
那几年，广州队可谓风雨飘摇，但球队在经营上却搞得风生水起。
1995年，太阳神把球衣胸前广告卖给了三菱汽车，价值17万美元。刘孝五还用球衣背后广告，换来了当时最豪华的一辆球队大巴。
而球队门票的收入也达到整体营收的三分之一，如果拿国外俱乐部做参照，这是一个健康的比例。
当时一张球票25元，第二年有三场重量级比赛甚至卖到了40元一张票，这不是一笔小钱。要知道，当时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也就是4500元左右，合计下来一个月也就挣400元不到。

最难的当属转播权之争。那个年代，对赛事版权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很多人认为，电视台直播球赛，需要出钱的是俱乐部而不是电视台。
1995年，刘孝五和广东台和广州分别签下了一份70万的转播合同。“当时国内对‘独家转播’没有概念，这是我的策略。”刘孝五笑笑。
这一招到第二年就不管用了。中央台直播只给广州队每场比赛3万，广东和广州二台也想效法。结果，直到开赛前转播费依然没有谈拢。
首轮比赛，刘孝五带队把广州台的转播车挡在了越秀山球场的大门外。
那一年，中国足协给每家俱乐部80万，要求现场40块广告牌中的24块不得售卖。俱乐部营收除了80万，就得从门票上出。
“一方面是转播费没谈拢，另一方面是转播可能会影响球票销售。”刘孝五说。
这成为那个年代的又一大事件。第二天媒体上到处是批评太阳神的消息，最狠的标题是《让太阳神从荧屏中消失》。这一事件甚至惊动到一位市领导，最终草草收场。

1996年，广州职业足球迎来巅峰。
当时12支甲A球队，4支在广东，其中主场设在广州就有3支。但此后，广州足球的颓势很快显现出来了。

1996-2000年，每隔两年，就有一支广州球队降级。
而颓势背后，则是大量的国有资本进军职业足球。比如山东队，那几年背靠的是烟草和电力资本；天津队背后则有开发区的雄厚实力。
2000年太阳神退出广州队，在这之前刘孝五已经从太阳神集团出走，彻底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人。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决定，职业足球水涨船高，加上太阳神集团已在走下坡路，颓势尽显。
吉利汽车在01年宣布入主广州队，在办理完球队的交接手续后，刘孝五离开了这支球队。
这一年，他带着一家肇庆的球队——广东名峰队参加香港联赛，这是第一支参加香港甲级联赛的内地球队。
但对这支小球会而言，却多少有些尴尬。球队总经理找到刘孝五，让他找个赞助商，至少把往返的路费给报了。

刘孝五最终招来了香雪制药，赞助了90万。
当时的香雪远不是什么知名企业，但赞助广东名峰队让这个广州本土企业在香港变得家喻户晓。
那一年，香港刚播出一档效仿英国答题赢奖金的综艺节目，叫《百万富翁》，火爆异常。其中一题价值8000元的题目是“第一支参加香港甲级联赛的内地球队是哪个？”
答案正是“广东名峰香雪制药队”。
有意思的是，01年吉利汽车退出广州队后，一时无人问津，最终接手的正是香雪制药。
如今，在香雪制药的官网上，企业的里程碑一栏中，依然写着“02年冠名广州香雪足球队，实施品牌战略。”

（香雪制药官网截图）
那一年，刘孝五又一次担任俱乐部副总，负责运营。
事实上，那几年广州球市惨淡，青黄不接，早就不是七八年前的明星球队了。
好在队里的开支也并不大，队内最高薪戴宪荣不过一万一。要知道4年前，广州队头号球队彭伟国转会时，光签字费就达到500万。

那几年，为了提高球队的曝光，每次客场比赛，刘孝五都会带上很多广州本地记者。当时很多职业俱乐部还不擅长和媒体打交道，生怕输了球被写负面报道。
刘孝五并没有这样的负担，他要做的是多让教练和球员与媒体接触，多出现“香雪制药”这几个字。
香雪时期，球队的商业运营做得并不顺利，但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当时场边的一块特殊广告牌。一对新人找到俱乐部想在球场打个广告，为自己的新婚志喜，刘孝五便免费给了一块广告牌。
于是，那场比赛，球场边就出现了“丁龙李跃新婚之喜祝广州队龙腾虎跃”的广告牌，媒体自然也不会放过前来看球的丁龙、李跃二人，一时成为坊间热议话题。
而第二年的2005年，日之泉接手广州队后，刘孝五依然任职俱乐部负责运营的副总，这样的手法也被如法炮制。
那时，广州队有一个资深球迷，从1994年起经常会给俱乐部写信，写给总经理、主教练、球员的都有，探讨战术、研究球员，等等。只是字歪歪扭扭，写了400多封，也一直无人问津。后来才知道，这个球迷是一个叫周兆棠的退休工人。
刘孝五把他请到球场，为他设了个专座，他清楚地记得，那是24区12排10号座。那场比赛，周兆棠是哭着看完的。
那几年，在广州足球的低潮期，小本经营的模式给刘刘孝五发挥的空间并不大。而惊喜时常来自于场外，这些场外的趣闻成为了广州足球最艰难时期的些许光亮。
日之泉时期，为了招到商，他找到分管足球的副市长，请他召集本地可能赞助的企业过来开会。
在这场“鸿门宴”上，刘孝五介绍足球的广告载体怎么怎么好，广州的足球如何如何艰难。最后市领导起身拍板，一块广告牌10万块，谁当场认领市领导就过去敬酒。

于是，现场24块广告牌一扫而空。

天河城还用600万买断了广州队的胸前、后背广告，并把其中5场比赛放到了天河城附近的天河体育中心打。
“当时被球迷骂死了，说我们只看中钱，”刘孝五说，“这没办法，这笔钱是救命钱。日之泉时期虽然过得拮据，但没拖欠过球员工资。”
直到现在，这是广州足球最后一段艰难时刻。广州“十一五”计划，把足球提到了广州发展战略的高度，日之泉“出走”，广药入替。广州球迷一片欢腾，而刘孝五作为广州职业足球经理人的身份就此结束。
之后，他去了摇摇欲坠的深圳上清饮继续做了两年经理，就离开了十一人足球领域。

2008年，在杭州举行的庆祝深圳队保级成功的晚宴上，52岁的刘孝五深感疲倦。
为了保级，那段时间他天天背着几十万现金到比赛现场，“赢了就有钱发工资。”
深圳队保级成功后，刘孝五开始从十一人足球转向了五人足球。
2009年，他创办了珠超，中国第一个由民间组织发起，以公司化运作的职业足球联赛。2010年，他又发起成立了粤超公司。2012年12月25日，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成立，这是全国首个没有行政主管单位、彻底实现管办分离的省级足球协会，刘孝五任首任会长。

（刘孝五拿到广东省无人足球协会的批文）
一向信奉市场力量的刘孝五，选择了从区域五人制足球赛做起。
经历过中国职业足球最初15年的激烈厮杀，刘孝五深知体制内足球的艰辛不易。对他而言，一场11人足球比赛再精彩，毕竟只是观赏性的，而真正能调动普通人参与的，还是五人足球。

（刘孝五进校园推广五人足球）
这几年，刘孝五身上的标签，从“中国最早的职业足球经理人”变成了“草根”、“市场化”。
今年粤超已经打到第8届，模式在全国推广也已经做了3年，刘孝五对五人足球的期待和谋划，甚至超过了以往。
如今，恒大和富力，把足球真正变成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名片。在刘孝五看来，足球的发展不能只有这些，回归民间、关注草根才是其中之义。
这是他在足球打拼至今的真切感受，也是他个人一直作为“突围者”角色的长久自省。
2018年5月6日，第八届粤超正式开幕，同时也进行了首轮的四场比赛。刘孝五坐在看台上，看着场馆内激烈的比赛，脑海里一晃而过的都是35年前“挤压杯”比赛的情形。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及受访者提供，版权属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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