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制能够不断扩展并长期延续的关键之一,在于它的灵活性。统治者们并不是把一套既定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一成不变地推广到西南地区,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差别体现出了弹性与务实性。即便进入了王朝“版图”之内,传统大一统结构依然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这些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

—— 温春来

西南地区有着深厚的“国家”传统,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已发现这里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政权,同时还分布着众多无君长统属的人群。宋代,这里也并非只有一个大理国与中央王朝对峙,仅在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与中部,就有“娄素”(20世纪50年代识别为“彝族”)建立的十来个地方性政权(彝文文献称其为“勾”,汉译为“君长国”),我将此概括为“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是为我整个研究的起点与前提。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与意识形态,如何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政权、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换言之,这类社会如何进入中国大一统秩序?

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制能够不断扩展并长期延续的关键之一,在于它的灵活性。统治者们并不是把一套既定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一成不变地推广到西南地区,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差别体现出了弹性与务实性。即便进入了王朝“版图”之内,传统大一统结构依然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这些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

在叙事上,我抓住制度、开发、认同三个关键词展开。有人可能认为我的关注点在地方社会,但在我们看来,不管史学研究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制度(既包括王朝的制度,也包括地方自身的制度)始终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根基之一,根基不厚而跟随所谓学术前沿亦步亦趋,无异于水上青萍,虽时髦而不免流于浮华。制度必须置于人的行动中来理解才有意义,虽然不能线性地认为制度决定着开发与文化认同,但它是我整个分析的切入点。

以上思考,算是对那个少年时拨动我心弦的问题的一个回答。2002年我博士毕业,四年后我的书稿大致修订完成,距离1996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正好十年。答案还很不成熟,但十年的青春岁月就在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如水而逝。

博士毕业后,我开始思考新的研究方向,经历过一段迷惘时期。2005年的某一天,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张兆和教授来中山大学开会,建议我同他一起去申请香港研究资助局的项目,以便搜集、整理、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用汉文书写的文献,考察他们如何想象自己的族群身份以及国族认同等问题。我与张教授的分工是,他负责苗族,我负责彝族。听完张教授的谈话,我陡然间灵光一现:我过去研究的是中国王朝国家的性质,但晚清以降,中国已逐渐演变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个宏伟的变迁过程中,西南的那些非汉人群如何因应呢?他们自己的传统,会在其间发生什么作用呢?这可是我过去研究的自然延伸啊。这一发现令我兴奋莫名!

著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为曲木藏尧《西南夷族考察记》题辞

我愉快地接受了张教授的邀请。2006年9月,我们的研究计划以“Writing Indigenism:‘Non-Han Intellectuals’Chinese Writings on Miao-Yi Identities and Frontier Politics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为题,获得了香港研究资助局的立项资助。四年后,当我们结题时,张教授已经搜集、整理了梁聚五、石启贵、杨汉先等湘黔苗族精英的大量论著,出版了《梁聚五文集》(上、下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而我则主要搜集、整理出《岭南电文集》(上、中、下三册)、《李仕安文集》(上、下册)、《曲木藏尧文集》。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我们自信已经为学界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在全国各大公藏机构翻阅民国时期浩如烟海的报刊档案,搜集彝族精英们的论著的过程,恰如行走在山阴道上,美景应接不暇。我逐渐意识到,尽管在绵延两千多年的正史书写系统中,西南地区的人群作为非汉族类一直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进入民国后,在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共和”的框架下,他们却面临着既非汉人也非少数民族的尴尬,也因此享受不到一些应有的权利。这深深刺痛着当时西南非汉人群的精英们,他们持续不断地通过著述、演讲、请愿、结社等方式,提醒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正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当然,他们的声音在近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中只是涓涓细流,时过境迁之后,更是逐渐消散殆尽。现在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学者们,目光主要放在中国内地的变迁与汉族精英分子们的身上,他们眼角的余光可能会扫过蒙古族、回族等“大族”,但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西南边陲那些被掩盖了的声音呢?张兆和教授是对此展开较早探索的学者,他以民国时期苗族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表达为话题,自1999年起就陆续发表相关论著,直接启发了本书的研究。

2006年,李列在其大作中,从本位的视角,讨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彝族学者对本族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与建构自身民族认同、追求政治权利结合起来,与我的思考有相似之处。不过,大量民国时期彝族学者的论著与相关档案并未被利用。更重要的是,彝族学者的那些建构与表达,与之前西南地区历史的关联性,也基本被李著忽略了。2008年,在拙著《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的结尾,我明确说明了自己接下来的研究问题,以及贯通所谓古代、近代来加以解决的思路:

“

清末民初以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等等,导致了革命性的新变局,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怎样想象与建构自己的族类身份以及更高层次的国族或中华民族?相对于学界研究较多的汉人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表述与实践,这类想象与建构可能会呈现出哪些特色?这些问题关系着对传统中国如何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理解与认识,笔者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近代的想象与建构不会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只有联系“异域”进入王朝“版图”的历史,在“彝威”、“汉威”、“洋威”交织的过程才能得到妥帖的理解。

”

王云五等招待高玉柱（《东方杂志》1937年34卷9期）

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族来京请愿团全体代表合影

（《蒙藏月报》1936年5卷6期）

事实上,彝族精英们的那些论著,文字通畅,文意浅近,把握起来似乎不难。但要深究为何如此表达,却殊非易事,必须回到之前更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求答案,而这正好是我过去那本书的内容。这真是一种幸运!

把过去的研究贯通到近代之后,我对当代的彝族认同问题也产生了一点表达的欲望。彝族人口近900万,分布在川、滇、黔、桂等省区。在以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叫“彝族”的共同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一些存在复杂差别且缺乏内部认同感的人群划为了“彝族”。因此,彝族是“局外观察者指定或构建出的一个范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一种新的彝族意识才出现并发展起来。

郝瑞的研究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人群共同体研究的潮流。有意思的是,当我带着这种主位立场,参照郝瑞的族群概念与标准,试图去接受其结论时,却产生了更大的困惑。我发现,虽然“彝族”的族称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定的,但自宋代以迄民国,在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这个人群范围中,上层分子一直在建构一个横跨今川、滇、黔三省的大范围的人群共同体,今天的民族识别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并且深受过去那段历史的影响。这些想法,我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为题,于2007年发表在《民族研究》上,它们会有机地融入这本小书中,获得更坚实的基础与更丰富的意义。

2010年,《岭光电文集》在香港出版,我写了《“夷族”意识、“夷务”实践与彝族文化——写在<岭光电文集>出版之际》一文,权充该书导论。在文中,我揭示了岭光电等西南非汉族群的精英分子,从何种途径,凭借何种资源来想象与表达他们的族类身份及其与整个国家的关联。此文与上述《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一起,为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回答。思路已经很清晰,框架也已完成,我以为再有两三年时间,就可以完成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书稿。但我显然低估了自己的懒散以及各种事务的烦琐性,从2005年提出问题开始,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在许多场合做过相关学术报告,但除发表过两篇论文之外,没有就此撰写出任何学术论著。我在北京、南京、成都、西昌、雅安、广州、台北以及网络上所搜集到的大量文献与口碑资料,以我目前的状态,如要认真解读,尚需数年工夫,现在就成书付梓,自然事出有因。

首先,这套“历史人类学小丛书”的宗旨深深打动了我,并让我找到了一个为自己的慵懒与粗疏辩护的借口。篇幅的限制,使我必须专注于问题的分析、思路的阐述以及历史过程的勾勒,而不必拘泥于细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其次,我打算涉及的许多具体内容,一些学者已先我写出论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赵峥的博士论文,该文在史料上较前人有了极大拓展,对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四川军阀复杂博弈的背景下,彝人精英争取成为一个“民族”方面的抉择与行动做了细致梳理。这使得我没必要再去致力于一些史实与过程的研究,而是围绕我的问题来展开讨论。

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做一个简单说明。按照当代的民族分类,本书的主人公们,主要属于彝族。但彝族内部支系繁多,自称各异,计有“诺苏”“娄素”等数十种,民族识别之前,在汉语语境中,他们则常常自称或被他称为“夷人”“夷族”。不过,“夷族”与“诺苏”“娄素”等所指人群有重合但不等同,而且与“彝族”所涵盖的人群同样存在差异,为了避免混乱,使论述更富学理,本书遵从如下原则:第一,史料中的“夷”,仍从其旧,不擅改为“彝”,但绝不认同其中所含有的贬义;第二,当用自己的语言叙述时,本书或为夷加上引号,或径改为“彝”。读者须注意的是,凡叙述民族识别之前的历史,本书中“彝”所涵盖人群的范围,与“夷”等同,不能简单对等于今天的彝族。

注释从略

温春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史、明清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主要著作有《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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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

温春来 著

丛书：历史人类学小丛书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3月

ISBN：978-7-303-23209-3

定价：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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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不同区域“化学反应”的结果。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已发现西南地区存在着夜郎、滇等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政权，同时还分布着众多无君长统属的人群。作者在过去的著作中，以贵州西北部地区为例，探讨了有着自身地方性政权传统的人群，逐渐融入中国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历史进程。本书主要通过6个人物的故事讲述了“彝族”精英是如何争取本族的独立族属地位的，原来他们一直被称为“倮”，从身份与记忆的层面，探讨这一进程对近代西南地区的影响，从而在学理上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进行说明，并揭示西方学者的一些偏激观点在学理上所存在的问题。

“彝族”这个词语的历史有多长？

民国的非汉人群精英为“彝族”做出来那些努力？

为什么？

自司马迁记载“夜郎”始，

“国家传统”在西南地区是如何绵延与变迁的？

本书为你带来思考：

人如何改变并受制于历史局势；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怎样体现在具体的人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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