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我鸿与他的两个女人的传奇人生 | 木生手记|163

画家陈我鸿与他的两个女人的传奇人生

作者：李木生

一

1992年12月18日凌晨1时许，身患食道癌的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副教授、画家陈我鸿溘然长逝。妻子王凤君放好的纸笔，寂然地呆着，他动也没动。他甚至连一句最后的嘱咐也没有留下。

才53岁，就这样迫不及待、沉静干脆地辞世，是怎样的生之沉重使他如此地向往死之解脱？

深邃静夐的眼睛里，甚至连那曾经日夜萦回的忧伤，也正在悄然远去。再有10年的时间，也许他就能成就为一个流芳百世的大画家，一个承前启后、又是中国最为急需的美术教育家。可是他却透彻得连一句遗言也不留就走了。犹如颗粒饱满、开始穗吐金黄的麦地，刚要等到收获的季节，就被病魔的风暴席卷而去。他那已瞑的眸中，是否也蓄着留恋与遗憾？

十年过去，魂归何处？他所经历的苦难与辛酸，挣扎与向往，也就要被时间冲刷得无影无踪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见到了西泠印社出版的《陈我鸿画册》。它向我揭起了陈我鸿充满血泪的悲剧人生的一角，并让我感到，有些事、有些人是不应当被忘却的，起码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的陈我鸿，是不应当被忘却的。

二

陈我鸿是有着金色的少年时代的。虽然出生于浙江奉化县亭下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却获得了上学的机会。1955年1月，年仅16岁的陈我鸿就已从奉化初级师范毕业，成为新昌县立第一小学的教师。4年之后，小学教师的陈我鸿又以其勤奋与天分，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科，师从于国画大家陆俨少。1963年大学毕业，“根正苗红”的陈我鸿进入到浙江省委社教工作团。这个社教团非同小可，它在浙江诸暨枫桥创造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枫桥经验”，并为毛泽东所充分肯定。能够进入这样的社教工作团，可说是组织上的信任与重用。

作为浙江美院少有的高才生，此时的陈我鸿对于人生前途，对于生命生活，似乎都充满着浪漫而又美好的憧憬。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人生悲剧，就要从此开始，金色的阳光就要变作黑色的阴霾。

就在中国正在加速奔向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却以其弱小的身躯（一米六五，且瘦），逆着“革命”的洪流越走越远：在创造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全国社教经验的地方，他竟敢公然恋爱起一个地主的女儿。

这场影响了也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恋爱，是从一场电影开始的。现在已经不知道1964年10月的那个晚上放的是什么电影，只知道在农村露天的放映场上，他与地主的女儿杨凤珍有了第一次接触。那时的电影，几乎是农村的节日，全村男女老少会早早地占好了位置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就在个子偏矮又不好意思提前占位置的陈我鸿为难的时候，一个姑娘拍了拍自己所坐条凳的空处。谁也没说一句话，他便在那位姑娘的身旁坐下了。

看完电影，议论便也起来了：社教工作队员竟然与地主的女儿同坐一条凳子

那块条凳的空处，实在是一处耻辱的标志，标志着这里坐着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将一个空着的位置，让给一个需要的人坐；响应一个人的好意，随意地坐到那个空着的位置上。不招谁不惹谁也不妨碍谁，只是一点友善，一点方便，这该是人类多么自然、多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那时的中国，在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已经好多世纪的时候，这种人类最为凡俗的一点小小的善意，却可以成为一种罪状、一种丑恶。我们也许会说，那是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个革命的年代——如果我们至今还以一种正常、平静的心情去理解这个事件所造成的灾难，去宽容那个时代、宽容生产这类事件的制度，甚至去责怪陈我鸿的轻率，或者怪罪杨凤珍害了陈我鸿的一生，那我们真是应该沉入到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了。为了给我们这个容易忘却的国度增加一点记忆，为了给粗枝大叶的历史留存一个活的证据，也为了给鲁迅曾经憎恶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们一点小小的不愉快，我还是要将这个细节写下——

等到第二次放电影，地主的女儿杨凤珍，却是故意给那个坐过她的凳子的社教工作队员专门留下了条凳的那个位置。她等待着，带着一丝希望等待着，好象等待曾经出现过的彩虹。早就预感到的失望，反倒使紧紧压在心内的不安减轻了。包围着她的带着毒意的目光，似乎把她的等待促成了一种盼望，久受压抑的心理上，有了时隐时现的反抗的火苗。

陈我鸿来了。没谁知道杨凤珍在微微地发抖。包围她的目光更多更密了，像密匝的箭簇。才是仲秋，她已有了深冬的感觉。白晰的脸上泛起了薄薄的潮红，眼角更显得上挑了。她突然站起来，眼角上挑的眼睛直视着眉清目秀、略嫌文弱的陈我鸿，镇静地开口邀请。他可以拒绝，森严地拒绝，这样原有的议论便会烟消云散，人们会说那次是他不清楚她是个地主的女儿。不知是她的勇敢泼辣、她的青春的娇美打动了他，还是心地善良而又感情丰富的陈我鸿不愿意伤害一个无辜又无助的女子，他真切地望了一眼这个皮肤白晰、眼角上挑也就是长着一双丹凤眼的女子，不知是深思熟虑，还是不假思索，陈我鸿从容而又郑重地再一次与地主的女儿杨凤珍坐在了同一条凳子上。她感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温暖，还有满足与感激。他感到了纯粹男性的爱怜与冲动，只是这爱怜与冲动间隐约的飘游着些许悲壮的雾霭。

轩然大波骤然而起。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是对全国社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然挑战！社教工作队愤怒了。群众愤怒了。他们把这个凳子事件当作一个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斗争拉干部下水的地主的女儿杨凤珍，批判站错阶级立场的陈我鸿，已是箭在弦上。

压迫，使两个年轻人的心贴得更近更紧了。她向往他的内向，细腻，和文化修养下的高贵；他却喜欢她的火一般的刚烈和喜形于色的率真。

三

青春的力量有时会像闪电一样照亮漆黑的夜空。这年10月的又一个夜晚，于斗争批判就要降临的前夜，社教工作队队员陈我鸿与地主的女儿杨凤珍，在夜色的掩蔽下，携手逃离诸暨，开始了共同的流浪生涯。抛弃了学业，抛弃了公职，抛弃了一切，陈我鸿领着杨凤珍披星戴月，一路南逃。为了逃避专政者的追捕与打击，他们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只顾一路乞讨着南逃。

人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只求能够生存。我不知道他们仅有的浪漫与情爱坚持了多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生存的挣扎会很快将他们的浪漫消耗殆尽。他们成了本来意义上的相依为命，相互的体温也就成了相互的支撑。

荒亭，破庙，草堆，桥洞，已是他们求之不得、可以入睡的家了；就是冷水，剩饭，也已不能保障。最易度过也最易忽略的夜晚，对于他们却成了难挨的黑暗。而他们盼来的每一个黎明，又使他们面临着衣食无着的生存考验。于是，每一个昼夜，便如一道山梁需要他们咬紧了牙关攀登。等他们徒步走过了一千多里的旅程，越过浙江，逃到了江西弋阳，迫急的心这才敢于稍作松弛。

为了糊口，这个对于中国古代名画了如指掌、可以一一摹出的青年，这个中国美术界最高学府的高才生，这个曾经对于未来充满着憧憬与理想、并且确实应当对于人类有所贡献的知识分子，只能用墨铅粉为人画像，为活人画像，也为死人画像。江西的农村比浙江更穷，画像的报酬，已经很难得到现金，给口饭吃，或者几支苞米，几块红薯，都是“工钱”。

在穷苦的江西老乡间，画像的生意毕竟清淡。他就买来氧化锌掺和油画颜料，为人修补搪瓷脸盆、搪瓷茶杯。

儿女们的相继出生，对于这对流浪的夫妻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使刚从三年饥饿中缓过劲来的人民，重又陷入困苦之中。陈我鸿一家更加艰难了。画像与修补盆、杯已经不能维持起码的生计，本就瘦弱而且连年缺少营养的陈我鸿，开始卖血了。卖少了也不行的时候，他就用卖血的钱买盐，泡水喝后再卖更多的血。

流浪期间，他曾在浙江青田画帘厂和草席厂、温州泽雅村工艺美术厂先后落过脚、干过活。但是在那样的年月，一个落魄的“臭老九”，怎能指望过上一天好日子？

尝尽人间辛酸与悲苦的陈我鸿，注定要经受不尽的苦难。在艰窘异常的生存状态下，那点仅存的因互补而相吸的温存也已耗尽，夫妻间开始了激烈的冲突和没完没了的争吵。杨凤珍的刚烈变成了泼辣的詈骂甚至粗暴的动手。一次卖完血后，陈我鸿实在是腿软步缓，晚了回家的时间，进门便遭凤珍的秽言，争吵中又被她手持手电筒打得头破血流。

细腻灵敏的情感，怎堪如许伤忧？陈我鸿开始在烟中酒中寻找一时的忘却与短暂的安宁，以运运致从此种下了早逝的病根。烟当然是最为劣等的烟，酒当然也是最为劣质的酒。常常是连这些最为劣等的烟酒也买不起，可心里又实在太苦，陈我鸿就会从药店里买上斤酒精，兑上冷水喝。

尽管在流浪十多年后的1978年，他们终于在法庭上解除了婚姻关系，尽管这桩婚姻，给他们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与辛酸，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怪罪毕竟做过他的妻子的杨凤珍吧，因为她也是个苦命的人，她也与他一起，在地狱般的生活里共同挣扎、共同受过无数的煎熬。不能选择的出身，怎能算作她的罪过？向善的一次让座，竟然需要承受如此的折磨？她是一出生便受到了非人的不公正待遇，是陈我鸿给了她一次平等相爱的机会，也让她受到了连绵不尽的苦难。那是连狗也不如的日子，可她是个女儿，是个妻子、是个母亲、是个人啊！是长久的压抑与刺激，不满与愤怒，使她原本刚烈明亮的性格扭曲变异得暴戾，是环境让她产生起莫名的仇恨。这让我想到晏子使楚时说过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水土异也。”

二十多年过去，早已人走事空，物是人非，曾在陈我鸿心头刻下带血伤痕的种种细节，我们已经无从一一知晓。十余年的流浪生涯，正是他的黄金年华啊！他们的孩子，是生在破庙的墙角，还是生在秋雨中的桥洞？欺生咬穷的狗，可否扯破过他的裤腿？当他从老乡的自留地里偷偷拔起一根萝卜，揩去泥土，再撩起衣角擦拭后交给怀孕的妻子时，其憔悴的脸上，可曾泛起过一丝男人无奈的歉意？阅遍世态炎凉的眼睛，是否要在辗转难眠的深夜充满着忧伤的泪水？泣血的灵魂，曾有过怎样痛苦的呻吟？无望的胸怀，又有过怎样冰冷的绝望？

四

1974年的冬季，绝境之中的陈我鸿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年的9月5日，他从泽雅工艺美术厂给他的患难之交、也是跟自己学习画画的学生尹舒拉写过这样的信：“我的钱几乎全部被赖掉了（足足三百），现无川资，又无力还债，也无生活费，差不多已被置于死地。”他不知道自己的学生已被调到县城排练春节节目，不见回信，便又往尹舒拉乡下老家写了一封紧急求救的信，想用他视如性命的恩师陆俨少的画“抵押六七十元钱（或三四百斤粮票亦可）”。

等到也是处于贫困之中的学生尹舒拉从生产队借了一些钱和粮票急急赶到泽雅的时候，无以为生的老师已经离开泽雅、沿途讨饭北上，想回老家奉化找一条能够生存之路去了。

连续的卖血，加上长途跋涉体力的透支，肚中缺食的陈我鸿已经感到了极度的虚弱。他从来没有这样气馁过，冷汗出得浑身胶黏，已经将他的汗衫湿透，腿软得好象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肢体。整个世界都变得那样的虚幻，他甚至想，脚下远处时隐时现的盘山公路就是一条曲曲弯弯的绳索吧，脖子放进去该多好，就可以一了百了了。放吧放吧，死比生好，好一百倍，踉跄间便倒下了。是背上的包裹使他感到了一种实在、一种存在，倒下的陈我鸿又想站起来，他似乎觉得这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背上的包裹也就给了他一种真切的遗憾和痛苦。有一刹那，脑子里突然清澈异常，他想到了万恶的旧社会，想到了万恶旧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他们受着作践却能留下巨大的精神遗产。他们也有着幸福的吧？一种羡慕如锋利的石头硌疼着他的心。为什么要生我？我为什么要生到这个世界上、生到现在这个世界上？这公正吗？真理就是这样子的吗？但是寡情的天地不理会他心灵上凄怆的呼喊，死神临近了。他清楚地觉到了死亡，那样的亲近，那么好吧，你终于来了。它是潮水一样的东西，渐渐地涨起，一点点地淹没了自己，也淹没了遗憾和痛苦。频繁卖血的陈我鸿，肚子里没有饭食的陈我鸿，受尽凌辱、使尽了浑身解数也已无法生存的陈我鸿，就这样倒在了浙江温岭盘山道上。任冬日的冷风肆意地舔着，灰黄的脸上却写着一种解脱后的安详。

别说养尊处优了，就是生活在正常状态下的人，怎么能够理解陈我鸿的辛酸与艰难呢？每一阵冷风在他和他的妻儿身上所造成的寒意，筹措每一顿饭所要花费的心思，每一次病时缺医无药的痛苦与无奈，为了生计所做的一次次屈辱性的屈服，获得一张画纸的周折，失眠之夜中精神的脆弱与挣扎，为了保存心爱的书、画所受的难为……每一件在我们看来那样不成问题的小事，那样可以一蹴而就、迎刃而解的小事，都会成为他人生难迈的大坎。我们这些因舒服、因得意、因可以随意挥霍钱财时间感情而使心灵变得迟钝变得冷酷的人们，怎能会在原本意义上知解陈我鸿呢？

那样的年代，死一个知识分子犹如捻死一只蚊子一样随便，甚至还会给人们带来一点快意。不是有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在用不同的方式受难吗？

不知是过了多久，陈我鸿被一位路过的货车司机发现。司机打开了他的包裹，真是出人意料，里面竟然是《宋拓西楼苏帖》、《明原拓石鼓文》、恩师陆俨少几幅书画和一套八开册页，还有一套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个包裹里，原本还有着一套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但是后来遗失了。遗失在何处，遗失在何时，他那已经冷透了的心已是无法记清的了。

这个包裹救了陈我鸿。司机被这个包裹里的东西镇住了，他相信他是遇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读书人。他抱起了陈我鸿，连同那个包裹。他先给陈我鸿喂水，缓过劲来，再给他吃自己的干粮。陈我鸿活过来了。活过来的陈我鸿抱紧了自己的包裹。司机笑了，长舒了一口气。司机怕陈我鸿无法坚持，加之也是顺路，就一直将其送到了他奉化老家。那个司机虽然连个名字也没留下，却让回回提起回回激动不已的陈我鸿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也许是最为真实的一面：中国民间的那种对于文化与文人的敬重、珍视与热爱。

五

作为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一个极富才华的知识分子，一个一直信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陈我鸿的企求其实相当简单，只是劳动与生存。

他甚至嫉妒过牛马，即使生活在鞭影与吆喝之中，可它们毕竟可以埋头劳作，可以享受到维持劳作的草料。当这些最为基本的企求也被扼杀在屈辱与绝望之中时，陈我鸿确曾一次次想到过死，渴望过死，向往着死的一了百了。他的嗜烟嗜酒，固然是期求一时忘却与解脱的需要，但是其中不也有着一种对于生命的故意戕害、实质是一种自觉的慢性自杀吗？

但是人，到底比牲口耐得住折磨，因为人、尤其是胸中有了文化的人，是有着难以泯灭的追求的。

就是这种追求，使他终于挺了过来，背负着一身的侮辱与伤害挺了过来。那个在患难之中给过他许多慰藉的尹舒拉，至今还记得陈我鸿老师在那灰暗的日子里向他说过的一段话：“人生很苦，有时真想一死了之。但是想想明天的世界上还有好多的好书没有来得及读，明天的世界上还有好多的山水没有来得及瞧，也就不再想死了。”

读书可以让他走进与自己身处的世界绝然不同的世界，可以让他的心智获得自由而纯粹的飞翔，甚至可以让他这个漂泊无定的苦人，得到真正的休息和滋补。读书，几乎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个部分。尹舒拉说，我见过许多的文化人，包括画家、文学家、教育家，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能像陈我鸿老师这样勤读书、好读书的。画史画论，他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中外文学，他有着广泛的涉猎；就是对于哲学，譬如马列主义，譬如佛教，他也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与见解。试问当代画家、美术家之中，有没有第二人能像陈我鸿那样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并对其进行了独特的分析与掌握？有多少人能够像陈我鸿那样，对鲁迅的著作反复熟读并与鲁迅先生有着心灵的契合？在青田县栖住的那些个下雨的日子，至今还让尹舒拉再三怀念。怀揣着薄薄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野草》或者《彷徨》，再带上几毛钱，跟随陈我鸿老师躲进县城深巷的小酒楼上，要上一斤黄酒和一小盘咸花生米，一天的读书便开始了。寂静干燥的大地，在雨中湿透了，焕发着生机；寂寞荒芜的心田，也被雨淋湿了，萌生出点点绿意。天黑了，黑得已经难以看清书上的字，穷困潦倒、饥肠辘辘的老师才会领着也是饥肠辘辘的徒弟，恋恋不舍地走下酒楼，走入尘世的风雨中……

鲁迅的《在酒楼上》，是陈我鸿喜爱的一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吕纬甫从昂扬前进颓入心灰、绝望与无奈的命运，让陈我鸿发出了同病相怜的慨叹与警惕，而弥漫在小说之中的鲁迅的同情与叹惋，又让陈我鸿产生着深深的感动，从而感受到了可以倾诉可以依偎的温暖。“吕纬甫”们的命运，还要重演甚至更要每况愈下吗？谁会理会这个流浪无助的文人，在为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所揪紧的忧虑？

挣扎在黑暗、冷漠与苦难之中的心灵，更会对光明、温暖与美好有着不可遏止的追寻、领悟与发现。尤其是对于同样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身上的亮点与美德，他几乎有着天然的感知与共鸣，常常是忘了自己的难与苦，向苦着难着的普通人伸出友爱援助之手。

在他曾经呆过的鹤城镇上，只要他在街上走，理发的，修鞋的，卖小吃的，打烧饼的，都会向他点头或打声招呼。那个叫小平的打烧饼的小伙子，就是陈我鸿的好朋友。陈我鸿不仅喜欢小平水浒好汉般的身段，还欣赏小伙子打烧饼时的“音乐”，那是擀面杖击打面团与面板的声音，那种节奏，那种谐调，无不散发着劳动的欢快与创造的自信。他不仅欣赏小平，还教会了小平学习，以至于这个打烧饼的小平，对中国画有了相当的了解，他可以谈齐白石，谈石涛，谈四王，谈中国画的流派与画法。陈我鸿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年了，打烧饼的小平至今还珍藏着陈我鸿的画和刚刚出版不久的《陈我鸿画册》，只是陈我鸿再也无法听小平那醉人的“音乐”了。

当然，让陈我鸿的灵魂得到真正归宿的，还是山水和绘画。

只有山水才能真正洗涤他的忧伤，只有绘画才能让他抖落净卑贱并让囚禁的情怀得以畅然的挥洒。他会置身于青田太鹤山上那片有着数百年树龄的古松之中，一听就是半天，让整个神魂化入在松涛的奏鸣里。这种松涛的奏鸣，早已是时间淘去了浮躁，也滤净了嚣杂，只有纯净与真挚鸣唱在天地间。听着听着，他就会听得泪水滚落，因为这是英雄般的悲怆和天使样的安恬酿成的天簌啊！透过因苦难、甚至暴虐的长久磨砺而变得糙鄙粗陋的树皮，陈我鸿嗅到了充沛于年轮间的馨香，也领略了每一根松针上颤动着的青翠的畅想。

山水是他命运的寄托与再现，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画台风中的大海与鸟，他画烟雨苍茫的象山港，他画被雨水洗得清寒而又温存的农家……他在颠沛流离之中，或讨饭，或卖血，或在人们的嘲弄轻视之下的小工岗位上，一笔一笔地画着。与现在汲汲于名利场上的大名气、小名气的书画家们相比，他从来也没有名声大噪过，生前也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画集，更没有发过什么横财，简直就是一个倒霉的落伍者。但是他不管这些，只顾一笔一笔的画去，因为除了绘画他已失去了一切，他不能再失去绘画。他是在无法绘画的日子里，一笔一笔画过来的，虽然少，却不止辍。把他的画粉碎了，每一个碎片上都会浸透着他生命的骨血；把他的生命粉碎了，每一星筋肉上，又都会浸染着他的画的颜色。

最终，也许什么都拥有的书画家文学家，恰恰没有了书画文学，而什么都失去如陈我鸿者，却可以拥有书法、文学或绘画。虽然他没去想，可他却留下了真正的画，还有虽然稀薄却也真切的幸福。一如再秃颓的山，也会有顽强的野花、野树要挣扎出岩缝的，小固然小，可那红，那绿，不都可以获得幸福并从而装点人间的吗？

六

还是要重新提起那个让陈我鸿获救的包裹。其实，让陈我鸿获救的是另一个女子，一个叫王凤君的女子，因为那个包裹里所装的古代字画和外国名著，都是这个名叫王凤君的女子买了送给他的。

早在陈我鸿于新昌县立第一小学任教时，他就与同是该校教师的王凤君相爱了。但是他们的相爱却遭到了王凤君家人的坚决反对。陈我鸿的农村出身，他贫寒的家境，以及他父亲的腿疾和所从事的农村剃头职业，都让王凤君的家人无法接受。而王凤君在家人搓合下的婚姻，不仅拆散了一对恋人，也让陈我鸿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涩。

承受着不幸的婚姻的王凤君，依然期待着陈我鸿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建树，鼓励陈我鸿考入浙江美院，并毅然出资帮助陈我鸿完成了全部学业。

王凤君祖籍也是奉化，出生在上海一个家道相当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看中了陈我鸿超常的悟性和勤奋好学的精神，即使在家人的反对下，也给家庭贫寒的陈我鸿以倾力的支持，按时寄生活费和买书的钱。有时实在挂念了，就会赶到杭州的浙江美院看望陈我鸿，给他带去钱与粮票，也给他带去一个女性的鼓励与柔情。最让他们惬意与难忘的，是同逛陈我鸿喜欢的旧书店，遇到特别珍贵又是陈我鸿特别喜爱却无钱购下的书画时，王凤君总会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温岭盘山道上的那个包裹里的古代书、画，就是王凤君这样掏钱为陈我鸿买下的。当然，她也期待着他们相爱天空里的雨过天晴。

等到王凤君离婚了，陈我鸿却与杨凤珍流浪去了。善良的王凤君只好将思念化作祝祷，祝祷他们的平安。

爱，确实是无法忘记的。在十数年的流浪岁月里，衣物可以卖，自己的鲜血可以卖，就是这些王凤君亲手买下的书画不能卖。这些书画，不仅留存着一个非凡女子的爱，也留存着陈我鸿那个不能磨灭的初恋。

“文革”结束的当儿，家散了的陈我鸿正是为“落实政策”四处碰壁的时候。尚在独身的王凤君来了，为潦倒不堪的陈我鸿收拾起一个新家，一个再也不用奔波的新家。就为了陈我鸿已经有了的一群孩子，这个慈爱的女性不仅承担起了抚养的责任，还断然做出了不再生产自己孩子的决定。

1985年，山东曲阜，这个当年曾让孔子流浪的地方，却收留下了流浪的学子，陈我鸿被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聘为教师。为了陪伴自己的丈夫，为他料理生活，仍是教师的王凤君不仅一同来到曲阜，还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盼了一生的陈我鸿，终于可以放手教学、放手画画了。正是鱼游水中，阳光温暖的时候，流浪时“积攒”下的癌却讪笑着袭来。

刚刚评上副教授的陈我鸿，生命戛然而止。

陈我鸿走了，王凤君还在。这个又一次陷入孤独之中的女性，执拗地也是顽强地生活着，将浸润着丈夫气息的家拾掇得井井有条。她依然将丈夫生前绘画的桌子擦拭得纤尘不染，期待着半夜醒来，又看见丈夫深吸一口大鸡牌香烟，抿一盅散装的孔府老窖，拿起画笔，进入到一种陶醉的境界里。

到底是连他晚年信奉的菩萨也无法将其送还，王凤君便掏尽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再拉点账，筹措起为丈夫出版画册的大事来。谁也无法说清她作了多少的难。就为了请人为丈夫的画集作序，她在上海一熬就是三个多月，送礼，求人，陪小心，等她说动了人家，答应作序的人却又去世了。

去采访她，小小的厅里的方桌下，放着一个竹箩筐，箩筐里正晾着白生生的大米。她说天热，怕生虫，这是陈我鸿喜欢吃的。临别，她指给我看里屋，那里正满满腾腾码着出版已快两年的《陈我鸿画册》。

她知道丈夫是个寂寞的人，她才默默地陪伴着他。

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李木生，中国著名作家，二马看天下特邀专栏作家，二马中国梦精神家园文化交流群成员

约稿：千山独一鸟

责编：谢天谢地

作者简介

李木生:诗人，作家，编辑。童年失恃，孤梦飞依星月；少年挨饿，生吞西游红楼；青年国乱，缘遇马列鲁迅，荒漠之心，遂萌诗之芽苗；中年新闻，醒忌喉舌，有杂感发思索之音；八九之秋，寒凝横眉，黜迁副刊，却塞翁失马，得自由笔墨。垦荒散文之僻壤，又操诗歌之杂音，忧愤仍不得抒解，则偶犁小说之贫地。不觉进入生命的初冬，却不惧不怠，只是垦荒不止，期待于真相中觅真理，于黑夜里举烛台，于奴役中发战叫，以心血炼文字，以生命荐轩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