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海鹏

按：20世纪初，清廷的统治不得人心，革命之势已然形成，革命党在两广等多地领导起义，却都已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最终率先在武昌爆发，湖北革命党领导新军推翻了当地清政府的统治，革命之势席卷全国。对此，我们不经要问：为何起义能在革命党并非重点关注的湖北率先成功？在孙中山、黄兴等主要领袖都缺席的情况下，武昌起义又是由谁直接领导的？

从历史发展进程的眼光来看，选择首义地点的必要条件至少应具有如下几点：

一、正确选定地理环境

同盟会成立以后，孙、黄等领导核心把起义地点选在华南沿海一带是无可厚非的，除了孙中山本人难以在国内立足，只得着力于华侨工作和海外宣传以便于争取经费援助及失败后容易从此退却外，其可借鉴之历史根据是太平天国洪杨起事于两广。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他们一开始就创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以此为基地向北推进，借着清政府于内外交困中尚未取得镇压南方农民起义的经验的机会，一举获得了建都南京的辉煌胜利。与洪、杨相较，孙、黄起义一开始就具有城市暴动的性质，而无直接掌握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的图谋；而清政府已获得了镇压南方边鄙地带反清起事的统治经验。

现在看来，孙黄在运用历史经验上有失于检点之处。一般说来，在远离清政府政治、经济中心的边徼发动起事，不会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和震动，且易于为地方当局镇压，由于它距政治、经济中心遥远，也易于使政府当局从容组织、调动力量以应付。洪杨起事于金田时，地方当局并不重视它。及至地方处置失当，洪杨势力张大，引起朝廷重视，发兵剿捕。如果各当事人勇于任事而不隐匿推诿，当不会使洪杨大军逸出古苏冲、蓑衣渡。孙黄在广东、广西、云南组织的八次起义，均未成功，就是有力证明。即使暂时成功，由于边鄙地方交通和通讯不便，也不易争取各省同时响应。孤立无援，孤掌难鸣，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而武昌地理环境则大不相同。

武昌虽如黄兴所说“四战之地，不足言守”，但它是华中政治、经济中心，兵工等工业企业林立，交通发达，信息灵通，其距清廷所在地不远，又有京汉铁路相通。一旦起义（哪怕是一次失败的起义），给予清廷的打击和全国的震动，决非广州和华南沿海偏远地方可比拟。只要党人举措不失误，及时控制武汉三镇及其周围羽翼地区，及时控制京汉铁路的咽喉地带1，利用长江天险（清政府海军力量不强大，利用舰队攻取武汉的可能性不大），争取起义地区军事上暂时的稳固时间，对于等待、刺激和号召各省起义援应，具有相当好的条件。而孙黄等同盟会领导人计不出此，在南方边鄙屡次败北而不思改善起义地点的地理环境，显然是一失误。

湖北新军

二、在起义基本力量的组织上着实用力

同盟会组织的起义，其着力点开始都在会党。萍浏醴起义及光复会发动的起义也是如此。会党啸聚无常，组织涣散，胜时骄，败时馁，破坏易，建设难，显然不是可靠的基本力量。后来转向南方新军中做工作，这一着力点转变的积极意义应当肯定。但是，或者所选非人（如郭人漳虽为同盟会员，但在广西新军中地位较高，并未决心反清革命），或者工作不扎实（如赵声、倪映典辈虽在同盟会中有较高声望，但在新军内部缺乏长期、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新军起义亦未收效。

这一点，在武汉的情形则迥然不同。湖北是清末编练新军最有成效的地方之一。1902年清政府向全国推广新军编练，曾令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省派干员到湖北考察学习。湖北新军练成一镇一混成协，在实力、素质、文化水平、给养诸方面，除北洋六镇外，无可匹者。在新军中做策反工作，如选择北洋六镇，由于禁脔所关，难于展开工作，观吴禄贞后事可知；如选择南方新军，由于力量不大，不足已成大事。只有在湖北新军中做工作，可望收到成效。黄兴果能像深入郭人漳营做工作一样，深入湖北新军中，与那些长期在士兵中进行组织发动的党人交朋友，一定会产生异乎寻常的效果。

同盟会领导人未能解决的深入发动新军的问题，被长期以来潜入湖北新军的一些普通同盟会员解决了。自华兴会成立以来，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主要是湖北人和湖南人）坚持了扎实细致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各界群众特别是新军中聚集了雄厚的革命力量。自科学补习所于1905年11月被迫停止活动后，陆续有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湖北共进会等革命团体的建立。

1911年1月，武昌革命党人在振武学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革命组织文学社。文学社主要在新军士兵和学堂青年学生中发展成员，起义前以达三千多人。文学社还以《大江报》作为机关报，报纸免费送新军各营队，扩大了宣传阵地。湖北共进会自1909年由一批留日学生建立后，很快的把工作重点转向新军，原属群治学社的一部分人参加到共进会里来，起义前，共进会成员发展到两千多人。

正是由于这些革命党人采用借矛夺盾的办法运动新军，把清朝的干城转变为革命的劲旅，在湖北新军中造成了雄厚的革命基础。2（黄兴在获悉这些情况后，也觉得鄂事“似较粤为善”3。）湖北新军有良好的武器装备，武、汉有兵工厂，有新军弹药库，这些都已为新军中的革命士兵所掌握。他们不需要像组织沿海起义那样花许多钱（湖北党人只从同盟会领导人手中收到过八百元钱，另湖北同盟会员刘公捐出了五千元作为活动费），去购买武器弹药。黄花岗失败后，湖北两派组织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实现了联合。由于全国政治局势的迅猛发展，武昌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江报》辛亥革命百年特刊

三、起义的领导力量

起义的领导力量如何，关系重大，它决定着起义的成败结局。据首义老人杨玉如回忆，1910年夏共进会员杨时杰（也是同盟会员）从东京回到武昌，对杨玉如说：

革命潮流，一日千里，进步甚速，中国革命似有成功的希望。但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等专在沿海几省，靠几处会党，携少数器械，东突西击，总是难达到目的。我们长江的党人都想从腹地着手。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我们湖北干起来，孙、黄总不大相信，所以我先约刘仲文回来作准备工作。居觉生、彭汉遗、吴寿田、田梓琴等他们都要陆续回来的。我们这次自告奋勇，总要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4

以上情况，黄兴似乎是承认的。5可见，湖北党人对同盟会领导人不选择武昌为突破口，是很不赞成的。

请罗列筹划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名单。

一、文学社：

正社长：蒋翊武

副社长：王宪章

参 议：张廷辅 汤济五

参 谋：黄振中 杜武库 杨在雄 王华国 马保黄 徐继庶

交 通：彭楚藩 陈达五

外 交：胡经武 詹大悲

庶 务：刘复基 陈树三6

二、共进会：

总务部：部长孙 武 副部长刘 公

内务部：部长刘 公 副部长居 正

参议部：部长蔡济民 副部长杨玉如

军务部：部长蒋翊武 副部长高尚志

外交部：部长谭人凤 副部长刘尧澄

财政部：部长张振武 副部长李春萱

调查部：部长邓玉麟 副部长彭楚藩

交通部：部长丁立中 副部长王炳楚7

三、合并后的联合组织机构：

总理部：总理刘 公

军务部：正长孙 武 副长蒋翊武 高尚志

参议部：正长蔡济民 副长徐达民

内务部：正长杨时杰 副长杨玉如

外交部：正长宋教仁 副长居正 刘复基（尧澄）

理财部：正长李春萱 副长张振武

调查部：正长邓玉麟 副长彭楚藩

交通部：正长丁立中 副长王炳楚 8

四、起义前议定的临时指挥机构：

革命军临时总司令：蒋翊武

参谋长：孙 武

参 谋：刘尧澄 蔡济民 吴醒汉 杜武库

蔡大辅 祝制六 王文锦 徐达民

内 政：杨时杰 杨玉如

秘 书：丁立中 潘公复 查光佛 牟鸿勋

交 通：杨宏胜

财 政：李作栋

传达命令：邓玉麟

常驻军事筹备员：王守愚 陈 磊

常驻政治筹备员：孙 武 潘公复 李作栋9

湖北共进会旧址

查以上名单，只有宋教仁、谭人凤、居正、胡经武是著名的同盟会员。列入宋教仁，只是考虑他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宋实际上并未参与武昌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谭人凤、居正是同盟会推出与湖北革命党人居间联络之人，他们实际上也未参与湖北革命的组织领导工作。10胡经武（名瑛）一直在武、汉从事军运工作，自1907年以来一直在武昌狱中，他虽然同党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所做实际工作毕竟很少，且他一向是反对武昌首先起义的。在湖北从事革命的组织领导工作的是蒋翊武、孙武、彭楚藩、詹大悲、刘复基、刘公（仲文）、蔡济民、杨玉如、张振武、李春萱、邓玉麟等人，拿这些人的名字（加上胡瑛），与冯自由、田桐、邹鲁所开列的中国同盟会干部名单11相对照，只有胡经武是中国同盟会本部评议部的成员，其他诸人均名不见经传，不是同盟会领导圈子以内的人，甚至也不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中部同盟会领导圈子以内的人。

这个名单对比以及前文的论证说明了：作为辛亥革命胜利标志之一的武昌首义是未经中国同盟会讨论决策、没有同盟会领导成员参与领导指挥，而是由一些中下层的同盟会成员和其他革命党成员，在孙中山的旗帜下经过坚苦卓绝的工作后独立发动、指挥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所包含的优点和缺点是同样明显的。

优点在于：由于基本群众组织发动起来了，在脱离领导的情况下，起义终于能够掀起；缺点在于：起义士兵面临没有众望所归的领导人的苦恼，他们不仅找不到早已期望来汉的黄兴、宋教仁等高层领导人，也找不到起义前确定的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和参谋长孙武。在战火纷飞中，起义士兵找到一个久已脱离革命行列的下级军官作临时指挥，而在攻下督署后，拉出一个清军协统作了革命军的总首领。如果黄兴、宋教仁在起义现场，或者蒋翊武、孙武能冒险挺身出而指挥，武昌起义的前景要辉煌得多，其结局将是另一个模样。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着重指出：黄兴的姗姗来迟，削弱了运动的政治领导，使“黎元洪这样的旧党就在群龙无首的混乱状况中，不伦不类地登上了首义之区的都督宝座。在这里，首义也就隐伏着首败。”12指出这一点是今年黄兴研究中的进步。实际上，类似的观点，谭人凤在民国初年就提出了。谭人凤在评论武昌起义的成败时写道：“谈革命者，遂每薄视湖北人为不可靠焉。而岂知空前绝后之事功，卒赖武汉一举而成立。……惜乎，所举非才，民国由湖北人而成，卒由湖北人而败，则不得谓非一大恨事也。”13显然，这个评论是就表面现象作出的，纠其实质，尚待揭明。

应该指出，对于武昌首义可能出现某种悲观的前景，黄兴早有预测。他在致冯自由函中指出：武昌起义“若强为遏抑，或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14他在致伍平一等人函中又一次强调：武昌“即无吾人提携之，彼亦将自发，有不可收拾之日，而成鱼烂之势矣。与其日后不可救药，何若谋胜于机先。”15所谓“鱼烂之势”，所谓“不可救药”，我以为黄兴的基本思想是指，武昌起义可能脱出同盟会的领导和控制，导致产生不符合同盟会主张的结局，事实上，黎元洪被推为军政府都督，是武昌起义脱出同盟会领导和控制的表现，是鱼烂之势已成。黄兴的预测表明，他对于自己未能及时前去武昌“指挥”和“提携”的后果是有预感的。

从湖北革命党人一面来看。文学社和共进会负责人在讨论联合的过程中，首先就团体合并取得一致意见，但讨论从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诸人中推选一位主帅，或都督，或总司令时，“无奈彼等谦让未遑，不肯担任”，实际上是因为没有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能技压群芳，难以达成共识。有人提议“我们可否向中部同盟会找黄克强、宋遯初、谭石屏等来帮同我们主持，名义候他们来了再定，如何？”大家一致赞成，乃决定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敦请黄兴等人。16从前面罗列的起义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中也可以看出：从湖北的党人中难以产生一位统帅八方的主帅。大家一致敦请黄兴前来主持的愿望是真诚的。

时局发展的关键是，由于黄兴等对武昌首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作出武昌为起义突破口的战略转变太急促，亲临前线指挥的动作又太迟缓，未曾谋胜机先，形成了起义爆发时的领袖真空。刚刚手刃了两名革命党的黎元洪被拥戴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照谭人凤的说法，“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显然影响了民国初年的全部政治生活。他评论道：“推原祸始，则皆宋遁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17

批评宋教仁迁延不进是有道理的。同时也应批评黄兴迁延不进。如果我们能同意这种认识，则“民国由湖北人而成，卒由湖北人而败”的话就显得不大妥当了。说“民国由湖北人而成”，虽不甚妥帖，尚差强人意，说“民国由湖北人而败”就有张冠李戴之嫌。公正地说：武昌首义的发动者们的革命首创精神是值得表彰的。同盟会领导人对武昌首义的迟疑、彷徨和迁延不进，给后人留下了话题。它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至今仍值得人们回味。

参考注释

1.介于鄂豫皖之间的武胜关是京汉铁路的咽喉地带，控制此地，可延缓北兵来犯的速度。武昌起义以后，已有人提议及此，决策者未能采纳，是起义者的一大失误。

2.文学社、共进会在湖北新军各标营中都指派了代表，有关发达起义的各项指示、消息，可通过标营代表直接传达到每个士兵。有的标营还按照起义要求，把全体士兵按革命编制进行了组织，如工兵八营，按共进会要求，编成了一个大队，大队长为熊秉坤，其下编成两个正队，十一个支队。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2页。

3.《致冯自由书》，《黄兴集》，第66页。

4.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页。

5.黄兴在致冯自由函中说过：鄂省“各同志尤愤外界之讥评，必欲一伸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誉之耻，”见《黄兴集》第66页。“ 以洗其久不名誉之耻”一句，似颇费解。

6.参见王华国：《文学社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7-8页。

7.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510页。

8.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51页。

9.参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以上抄录的四类名单，都是亲历者的事后回忆，各种记载大同小异，基本可信。

10.谭人凤记述，他1911年6月过汉，经孙武约集蔡济民、高尚志、邓玉麟、蔡汉卿、徐万年、潘公复、李作栋、王炳楚、杨玉如、杨时杰、居正等会议，会中，居正除两杨相识外，尚须一一问姓名，见《谭人凤集》。第373页，可证居正虽为湖北人，但对湖北革命情况所知甚少。居正也不否认这种情形，他在《辛亥札记》中记他1911年2月到汉口，“值禁网严密，几寻不着一条路，找不着一个人，诸事无从下手”，后经杨时杰介绍孙武等，“事渐有绪可寻”。参见《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13-114页。

11.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编《革命文献》，第2辑，及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编，第2章。

12.皮明庥：《黄兴在武昌起义中的成败》，《黄兴新论》，第159页。

13.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第378页。

14.《黄兴集》，第66页。

15.同上书，第71页。

16.参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48页。

17.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第376页。

编辑 | 胡一舟 别毕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