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肥东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
李鸿章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李鸿章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因其尽忠辅清,才干了得而闻名。官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追赠太傅,追晋侯爵。中国近代地方武装淮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在经济上与英国的大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私人来往,李鸿章曾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皇家维多利亚勋章。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死后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资产阶级革命导师孙中山评论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评价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在数十年宦海生涯中,两人因派别、立场、政见等的不同,长时间都处于亦敌亦友的关系。不过,李张之间虽有龃龉,但同样是清王朝的忠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大清谋国尽忠,犹如黄昏时分之夕阳与残月,在晚清历史的天空下交相辉映。
从两人的发迹史来看,李鸿章年长张之洞14岁,仕途入得早,官也当得大。所以张之洞即便自许清高,看不惯李鸿章的某些做法,但表面上还是得对他毕恭毕敬。
李鸿章和张之洞,是清末政坛上的最后两位耆宿泰斗。虽然在派别,政见、立场上有所不同,亦敌亦友,但都是为大清谋国尽忠,交相辉映。
李鸿章70大寿时张之洞挖空心思,花了3天时间送了一个“奠”字。这种做法后来被传开,成为了民间祭祀的传统风俗之一。
风俗我们不讨论,两人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为什么闹到无话可说的地步?
第一,代表的利益不同。
李代表的是湘系和淮系的汉臣集团。
而张之洞是文官出身,靠慈禧太后一手提拔,属清流派的健将。
由于两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即便有时表面上意见一致,但很难真正去认同对方的立场和做法。
李是行武出身,凡事讲求实用,不喜张之洞这种言官的高谈阔论,认为言官误国。相反,张觉得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人所耻。
其二,对外张主战,李主和。
李鸿章自上任直隶总督之后,继承了其恩师曾国藩的做法,一直在走妥协外交的道路。这一方面出于他对中外军事力量的对比,另一方面也有保存自己实力的考虑。张之洞则批评李鸿章练兵“岁糜数百万金钱”,却不能一战,养兵何用。
因此,在甲午战败之后,李张二人矛盾加剧。。
再次,东北之事,张主张联日制俄,李主张联俄制日。
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来看,李张二人办外交时,都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甲午战后,李视日本为仇雠,誓死不再踏足日本国土,而张则相反,他在甲午战后办工厂、兴学堂时受日本帮助颇多,因此更倾向于以日本为盟友,联日制俄。但显然,两人的外交方针都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是一只白虎一只黑虎的区别。
最后,庚子拳乱后,与八国联军和谈时,李张意见不一。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和光绪慌忙逃到西安,第一件事就是把身在广东的李鸿章叫回北京与洋人和谈。当时任命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会商。
但实际上,后来的所有和谈事项,基本上是由李鸿章一人所操办。当时李鸿章身在局中,恐谈判破裂导致亡国,因此除割地之外,很多条款都是能让就让,便宜行事,希望尽快签订合约。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张之洞,也是出于对国家的考虑,对每项条款都细细深究,又时时电报李鸿章某条某款仍需商议,不可轻易允诺。这让急于成议的李鸿章大为恼火,对身边的人说:
“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
张之洞想,我好心给你李鸿章出谋划策,你倒这样嘲讽我,于是也气愤地说:
“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中堂议和二三次,即以前辈自居乎?”
张之洞向来自傲,李鸿章这一句气头上的话,也许是导致二人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
1901年,李中堂去世,考虑到死者为大,张之洞并未对李鸿章再有批评之语。张之洞最后送去的这个“奠”字,也许是想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愿对你进行评价,其中是非曲直,且留待后人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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