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我国的思想文化界乃至社会舆论，颇见“价值撕裂”之景象。若“自由”与“平等”立场之争，“努力西化”与“复兴传统”之争，乃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争，置于晚近以来思想史观之，诸说皆有其前承，源流复杂，头绪纷繁，可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云尔。——上述种种议论，自皆有其所得，然毋庸讳言，亦皆有其过当、乃至一偏之处。若网传文章《被文明征服是一种幸运》等，有一定代表性。——鉴于“人心分裂、社会分裂”之忧思，先生申论如次，其所言者，可谓观世如史，允执厥中，足资有识者借鉴焉。

“被文明征服是一种幸运＂之说，从文明进步史观论之，有一定道理，此说又存在重大悖论，不能不辨。

从“被文明征服是幸运”这类论述出发，还被引伸出一种更为极端的说法：＂中国缺的是三百年殖民＂，认为中国如果当英法等西方国家三百年殖民地，现代化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十分荒唐的论说。印度、非洲多国皆有＂两三百年殖民地的历史＂，它们现代化问题都解决了吗？其发展水平至今大都落后于中国。三百年这些国家人民都很＂幸福＂吗？——如所举英国人帮印度人改变陋习之例，言印度因受英国殖民而获“文明滋养”，然纵览史事，近代的印度人断非对英国感激涕零，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印度发生多次反英起义，十九世纪的一次席卷全国，两世纪之交的甘地运动，则是用和平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即使到了二战期间，印度仍有一股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主张迎日反英；乃至于1945年东京大审判时，诸审判官中唯一倾向于日本的也是来自印度的那一位，这恐怕也与印度因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所形成的反英亲日心理不无关系（该法官之行径决不可取，引此事例旨在说明近代印度人并不服膺英国殖民统治）。——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人不幸福，他们要摆脱殖民主义圧迫、实现民族独立。二战后的一大世界性进步，便是去殖民化，民族国家在亚非纷纷建立。那种＂殖民下很幸福＂之论如何面对这些基本历史实际？

人类史上的民族征服有两种，一是拥强劲武功的后进游牧民族征服先进的农耕民族，破坏惨重（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类），但结果是征服者被征服（蒙古人汉化、满人汉化），说明文明的力量不朽。

另一种是先进民族征服后进民族（如英征服印、西班牙征服中南美、英法征服北美，西方部分征服中国），其作用有二：

一是带来先进文眀（如《幸运》文所说，又如在武汉可见的租界建筑、教会学校、医院，洋行、轮船，乃至洋火、洋油之类）。

二是对土著居民的屠戮和固有文明的破坏（欧人入南北美洲几灭印第安人十之九，马雅文明、印加文明几全然毁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此遭西人雨果厉斥】）。

要之，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在过往的历史中发挥了两种功能，一是掠夺者功能，二是先进文明示范功能。片面地只承认一种功能，并无限放大，必陷于荒谬，于社会实践有害。

对于这样的＂征服＂当持两种彼此对立又互渗的态度一一接纳与抵抗，采借先进文明，抵抗其侵略。

近代中国人便面临此种艰难的抉择：

或迎受先进的西洋文明（师夷），或抵抗西洋（后加上东洋）侵略（反帝），偏于一端、完全排斥另一端，都会出大问题。一一或重蹈义和团，或追迹汪精卫。

就义和团而论，其曾抵抗外人侵略，亦有令人钦佩处（一些外人也从义和团身上看到中国不可凌辱），但其仇外、反文明，为逆历史的行径，此类思想行为决不能救中国。

就汪精卫其人而言，论者或谓其“绝世英才”，然其何以沦为＂汉奸＂巨擘（还带着文明水平颇高的周佛海、陈公博等一帮信徒）？——今偶见为其“平反”之论，亦须辨析。

为汪辩护者尝称其主观如何爱国，但全依据汪本人及亲信的说辞。综观汪的全部言行，说他主观爱国绝对站不住脚。仅以他建立百万皇协军（伪军）与国军、新四军苦战多年，清乡屠戮国人无数，便足证汪实卖国。——先父母抗战期间避难鄂东山区，先父永轩公时任迁往大别山区的湖北第二高中校长，多次率师生＂跑反＂（逃难），而追击师生的正是汪伪军。国人痛恨汪伪，不亚于痛恨日寇。这是笔者少时常常从先辈处听到的评论。若说汪“主观爱国”，恐怕经历抗战的国人决不认可。

汪行妥协乃至降附于日人之下策，除与蒋长期争权之类的政客之思外，主要是对落后的中国失去信心，确认抗战必败，只有归附文明先进的日本，非如此不能救中国（所谓和平运动、所谓曲线救国）。汪的思路决不可取，比较蒋、汪，高下毕现。

（上图：汪精卫【左三】，东条英机【左二】）

评价人物，要在看其人生践履在历史座标所划出的轨迹。人物的主观意图也须配比其践履，不能浮空臆断。至于汪的才情高妙，自不待言，但这不能掩其丑恶。李后主绝世词作、宋徽宗书画绝顶，无法免去庸君亡国之悲。汪之诗文完全可以列入中国文学史，正如李后主词作一样，但不能因此说汪是爱国英豪，李煜是贤明英主。

近年为汪精卫辩护的种种论调中，尚有谓日本人如何如何之敬重汪者，这恐怕也值得辨析，因汪氏投日的行为，日本确实一度对其颇行夸饰之吹捧，但若论日人之心迹，则未必真正对其敬重。笔者曾在名古屋讲学几年，期间去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看病多次，获悉1944年汪氏曾在此治疗，同时有一日军大佐亦在此治疗，其伤情症状与汪颇相似，而该大佐所受治疗待遇则远优于汪。（坊间甚至有传言谓汪精卫被日本人充当了为该大佐确定治疗方法的试验品，死状甚惨，其说不知确否。）——汪在1944年最终死于该医院，仅此一例，已可见日人并不是那么真的“敬重”一个降附者。就笔者在日本工作几年的体会，日本人从内心深处瞧不起那些摇尾乞怜的中国人，而更敬重有气节有尊严的中国人。——投降者历来不受主子的尊重，此为古今通例，若洪承畴等为清军前驱，然终为清帝鄙弃，后入清史“贰臣传”，亦为明证。

再考查东亚近史，日本较成功地处理了学习西洋先进文明与维护民族自性的关系，值得参酌。（日本在多次外战中极少出＂日奸＂，而中国盛产＂汉奸＂，问题在哪里，应当深究）韩国人学西有成，然民族自性强劲，每当国难，民众奋不顾身报国，这也值得参考。

中国近代以降，探讨二者关系正确处理的先哲多有，魏源、徐继畬、薛福成、郑观应、黄遵宪等兼顾学先与爱国的卓见迭出。然总体言之，中国并未如明治日本那样成功地处置两者关系，偏于一隅的极端之论交替呈现，国民中偏执于两极端之一的人士层出不穷，各执一端，互相抬杠，以至人心分裂，社会分裂。此决非中国之幸。

今之世界，既是全球化时代，但又是民族国家并立的时代，这二者将共存很长时间，忽略任何一方都会落入陷阱。今世诸国在追迹全球化步伐的同时，莫不维护民族国家利益。试看今日美国，一再声言其国策是美国第一，我们决不可忘却这一点。

笔者之所以讨论学习先进外域文化与保持民族自尊、自重的关系问题，是有感于直至今日，两个极端的毛病仍然并存。——概言之，大至民族、国家，小至个人，学习先进外来文明极关紧要，同时亦必须坚守主体性，在维护民族尊严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含糊。不过亦须防止另一种偏颇：即阿Q式的心态，极力为本国本族的落后、非文明因素掩饰辩解乃至文过饰非，这同样殊不可取。

拙著《千岁丸上海行一一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曾讲到，日本人在清同治年间的上海发现，中国人或排外，或畏外，有些儒士见到英法人，战战兢兢，甚至下跪。反观日本武士，既有强烈的学习西洋的愿望（到处搜求洋书洋器），同时又保有坚定的民族尊严，英法人往往亦对其敬畏几分。中国文化（或曰中国近古以来的文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值得深究，需要认真解决。小文提请国人，亟应注意于此。——若爱国的文明开化论者（或文明开化的爱国者），能渐成国人主体，吾国庶几有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