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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淘到的一本旧书《仁寿县文宫中学校志1939--1985》,是文宫中学1985年所修的征求意见本,油印,线装,所附的历史照片都是翻拍粘上去的(黑白和彩色照片共62张),文宫中学坐落在四川省仁寿县文公场,它的前身是私立文华初级中学,是由本地人氏、著名川军将领潘文华于1939年创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记得当初我们读高中时,开学典礼上,由曾担任校长的潘将军的侄孙做校史回顾,他列举本地、本校出了不少著名的人物,比如影响深远的有著名画家冯建吴、石鲁兄弟俩,川军将领董长安等等……这次看了《校志》才知道当时还有位四川安县籍著名作家沙汀(杨朝熙、杨子青)也与学校有渊源,我走访了几位本地年纪大的长者,还去拜访了冯先生的外孙李晟教授,参考的资料主要有吴福辉著《沙汀传》(1990年6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沙汀画传》(2010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邓仪中著《沙汀评传》(1993年9月,重庆出版社);李生露主编《沙汀年谱》(1997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等书,以吴福辉和邓仪中的采访当事人所记更真实和详细,为此我做了一番小小的考证。
1939年秋,文华中学开始正式招生,首任校长是曾留学日本的有着进步思想、非常开明的聂生明先生,他聘请了许多著名的教师到这个偏远的场镇任教,其中有一位黄敬之女士,她的女儿黄玉颀后来成了沙汀的夫人。原来黄女士被沙汀的舅舅从灌县请到安县教书,黄玉颀当时尚在上学,那时他们就认识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时安县县长是夏正寅,他住在离文公场较远的苏码头,《沙汀传》说他是董长安的同母异父兄弟,经走访询问当地长者,证明这一点是不对的。董长安原姓宋,名珩,随继父后才叫董宋珩(字长安)的,但他俩的交情确实是很不错的,可能都是同乡的缘故,因安县也是董长安驻军的辖区,夏正寅当县长就是董长安的任命,沙汀任县教育局长又是夏推荐的,可能聂生明能聘请黄敬之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沙汀初到文公场有记载的是在1939年11月下旬,沙汀夫妇从延安归来之后,但不排除还有其他时间沙汀也去过文公场,比如1937年他们从上海回来后;1938年他们曾将孩子托付给外婆照看才去的延安,都可能到过文华中学。这次沙汀送黄玉颀到文公场文华中学后,复返成都,接着到了重庆。《沙汀评传》记载,沙汀停留了两天。黄玉颀到文华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就在这段时间,《校史》记载,“曾聘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归来的黄玉颀”。
1940年沙汀再次来到文公场,据沙汀的《我在抗战后方琐忆》(收录在《四川文史资料集萃》第四卷,1996.12.1,四川人民出版社)一文:“……农历腊月中旬,即1940年1月下旬,因为妻子生病,我就请假到仁寿文公场去了。”这与《沙汀传》《沙汀评传》《沙汀年谱》等书的记载有差别,这几本书都提到了这件事,时间都在3月上旬,但详略不同:《沙汀传》说,3月初,沙汀收到黄玉颀的“接连来信”,让他速回文公场照料生病的她,于是从重庆回到成都,再到文公场,但也有可能是沙汀收到信后,并没马上动身。《沙汀年谱》这样写道:“中旬末,沙汀动身去文公场,车到成都时已黄昏,为防意外,未作停留,雇黄包车赶到煎茶溪夜宿小店。翌日,到达文公场。”这件事《沙汀传》叙述很详细,沙汀来之前,“母女俩已经通过校长聂生明、校董冯子虚,在冯家祠堂的厢房里安了个新家。”这个冯子虚其实就是冯子绥,我询问过我的老母亲和几位长者,他们都肯定说是这个xu(虚)音,应该是本地方言的读音,所以吴福辉就写成了“冯子虚”。《沙汀评传》是这样记录的:“聂生明同主持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的常务校董商量,让出冯家祠堂的两间房子,供沙汀一家居住。沙汀到达文公场后,就有了一个舒适的家。”这里没有点出冯子绥的名字,其实文华中学的校址所在地就是由当时的大户冯家提供的,潘文华出全资修建,校务由潘文华的总角之交冯子绥打理,他是冯家实际掌权者,是当时国民政府仁寿县参议员,文公场江湖帮会的袍哥舵把子……也算是当地的一个风云人物了,据李晟教授所言,他是冯建吴先生的二叔。《校志》记载冯建吴先生曾在文华中学任教,这段教习国画的时间,大概在1945年冯先生回家乡修建花园别墅“抱一庐”的时候,时间不长,也就几个月而已。
文公场在清朝嘉庆版的《仁寿县志》称作文公庵,民国时期一直到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称作文公场,后来的名气很大,多半是因为潘文华、董长安等的缘故,这个地方文风还是很盛的,潘、董都曾刊印过书籍。沙汀住的冯家祠堂就在文华中学的背后,冯子绥对沙汀一家客气周到,他能让出祠堂给他们住已是相当难得了。这段时间沙汀参观了潘家的中西合璧的住宅,还去参观过董长安修建在场头的“大本堂”,这两处胜境想必给他留下了不少印象。由四川著名书法家赵熙题写匾额的“董宋大本堂”是董长安修建奉祀董、宋两家先祖的,这在董长安刊刻的《陵阳集》写的“跋”中有记载。我们上学时大本堂尚在,建筑很宏伟,那彩色玻璃窗的建筑是当时场边仅存而未遭拆毁的,而冯家祠堂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据李晟教授讲,如今仅仅残存了几根楹联石柱……这可能也有政治的因素,潘、董二位将军后来是作为起义将领而有功的……沙汀在这里还观看了川剧名角的演出,看戏的场景使他“仿佛回到童年灵官庙听戏的热闹中去。”文公场舒适、安静的环境,促使他在4月写下了回到四川后的第一篇小说《磁力》,于1941年3月20日《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合刊发表,这篇小说的意义,“还是对延安的回顾,却已经站在乡土的立场上了。在别人去延安的故事里藏进自己的体验,包括对乡场闷气的体验。”(《沙汀传》)所以,沙汀在文公场只住了两个月左右,在黄玉颀身体复原后的1940年5月中旬,他就离开了文公场去了重庆。这段经历在《沙汀画传》一书中略过未提。后来这几本书中文公场文华中学的信息就不再有了。关于黄玉颀,《校志》有多处记载,她和母亲在“各科教师名单”中的“音乐美术科”,她在学生中教唱了一些抗日歌曲,如《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这些解放区流行的抗日歌声充满校园,而这些歌曲当时在省城成都只能偷偷地哼唱。
而沙汀借住冯家祠堂一事,即便是冯家的后人也没有人知道了,至于沙汀和冯建吴是否在冯家老宅或者文华中学见过面,由于资料的缺乏,更是无从考证了。
(高家)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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