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纯铜(紫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有特殊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具有强度高、熔点低、铸造性好,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的特点。
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一时期古人创造出了极其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我国十件著名的国宝级青铜器,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
01司母戊鼎商代 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一座商代古墓中,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名称由来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制的。
流传历史
文物特征
司母戊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它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832.84公斤的司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文物更名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02四羊方尊商代 最大的商代青铜方尊
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化寓意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铭文将“吉祥”写成“吉羊”。
流传历史
文物特征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
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
03青铜大立人像商代 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1986年,在四川广汉南兴镇的三星堆,出土了一座中国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像高262厘米,重逾180千克,两耳间相距138.5厘米,铸造时间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因此还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
身份之谜
这尊“纪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高鼻梁、大眼睛、深眼眶、大耳朵,其相貌与中原人差别很大,究竟象征什么身份呢?
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青铜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时又是群巫之长。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形象。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其形象酷似汉语古文字中“尸”字的字形,应将其解读为“立尸”。这种观点所提到的“尸”,大体来说,具有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作为神灵象征的受祭者的双重身份。
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之象征。人像身佩的方格纹带饰,当具有表征权威的“法带”性质。其衣服上的几组龙纹装饰似有与神灵交感互渗的意义,其所穿之衣很可能是巫师的法衣。
手持何物?
青铜大立人像最神秘的地方是其左右手中心轴不在一条直线上,它到底手上拿的是什么呢?他手中是否原本持(抱)有某种法器?
有人认为是琮,有人认为是权杖,有人认为是大象牙,还有人认为是类似彝族毕摩(祭司)的神筒或签筒,也有人认为他是在空手挥舞,表现的是祭祀时的一种特定姿态。
雕铸工艺
人像高180、通高260.8厘米,重约180公斤,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制作之精美细腻,迄今为止,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
04毛公鼎西周 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之一。
流传历史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公
文物特征
毛公鼎通高54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5千克。鼎为直耳,半球腹,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鼎的口沿还装饰有环带状的重环纹。整个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朴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西周晚期的鼎由宗教转向世俗生活的代表作品。
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内容大致为: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毛公鼎铭文拓片
毛公鼎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
05莲鹤方壶东周
春秋莲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一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收藏于河南博物院,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流传历史
河南博物院前身——河南博物馆
文物特征
2004年双壶在河南博物院共同展出
莲鹤方壶为一对两件,只是在高度上有细微的差别,故宫藏高125.7厘米,称“立鹤方壶”,河南博物院藏高126.5厘米,称“莲鹤方壶”。两件方壶的重量相同,均为64.28公斤,口为方形,长30.5厘米,宽54厘米。
莲鹤方壶
壶身为扁方体,壶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 壶体四面还各装饰有一只神兽,兽角弯曲,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圈足下有两条卷尾兽,身作鳞纹,头转向外侧,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卷尾兽和壶体上装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互相呼应。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双层花瓣向四周张开,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仙鹤似乎在昂首振翅,正在翘首望着远方,造型灵动。
文物鉴赏
四角所铸神兽
从制作工艺上看,莲鹤方壶的铸造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不仅纹饰细腻新颖,而且结构复杂、铸造精美,堪称是春秋时期青铜工艺的典范之作。
莲鹤特写
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仙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有离心前进动向,最足象征争求解放、迎接曙光的时代精神。
06越王勾践剑春秋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出土于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被称为“天下第一剑”。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文物历史
文物特征
越王勾践剑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 4.6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
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剑身修长,有中脊,两从刃锋利,前锋曲弧内凹
越王勾践剑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0.1毫米的铬而千年不锈。经无损科学检测,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花纹处含硫高,因硫化铜可防锈。早在2500年前就有这种防锈技术,令人惊叹。
1983年又在相距一公里远的另一处楚墓中,出土吴王夫差矛,其上铭文与此剑如出一辙:“吴王夫差,自作用矛”,如今也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
07曾侯乙编钟战国
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文物,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的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出土经过
文物特征
钟架呈曲尺形,长11.83米,分上中下三层,整套编钟共65枚,总重量2500千克,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每枚钮钟和甬钟都能发出两个音节,形成“一钟双音”的现象,呈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在世界音乐史上极为罕见。
文物价值
它是中国目前出土的40多套编钟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组,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历史上,最为宏伟精美的大型乐器。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08秦始皇陵铜车马秦代
秦始皇陵铜车马,是秦始皇陵的大型陪葬铜车马模型,1980年出土于中国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坟丘西侧。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铸车马。
出土经过
铜车马考古挖掘现场资料图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文物特征
铜车马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前乘为护卫武士所居,后乘属于后妃一类人的乘车。
铜车马一号车,名“立车”,又叫“戎车”、“高车”,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铜车马二号车是四马鞍车,呈凸字形,分前、后二室,车舆上有穹窿形的椭圆形盖子,前室为御手所居,内跽坐一御官俑,后室为主人所居。
文物价值
以二号铜车马为例,车上御官铜人俑作跽坐姿态,两臂前举,双手执辔,每个手指的关节、指甲都塑得非常逼真,俑身略同前倾,双目注视前方,半抿双唇,面带微笑,神态恭谨,一个忠于职守的高级御官形象活脱脱地被塑造出来。铜马共有四匹,四肢粗大,比例匀称,膘肥体壮,筋骨强健,中间两马举颈昂首,两侧马头微向外转,静中寓动,造型风格和秦陵陶马相似。车马工艺精湛,如装饰用的缨络,用细铜丝绞结而成,颇似麻毛。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错磨和彩绘相结合,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作者按马体的不同部位的毛向错磨,再涂彩色,造成真实的皮毛感。细部的真实和鲜明的质感是这乘铜车马造型艺术的一大成就。车马通体彩绘,图案花纹风格朴素明快大方,以白色为基调的彩绘肃穆典雅,配以大量的金银构件,更显得华贵富丽,这套大型的人俑车马代表了秦代青铜铸造工艺的突出成就。
09长信宫灯西汉 中华第一灯
西汉长信宫灯,中国汉代青铜器,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南约1.5公里的山崖上),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出土,现藏河北省博物馆。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长信宫灯”。
文物历史
文物特征
长信宫灯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通体鎏金,灯体是一位跽坐掌灯、优雅恬静的宫女。中空,整体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可拆卸。
宫女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燃烧的气体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逸到周围环境中。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器身共刻有铭文九处65字,分别记载了该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
文物价值
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堪称“中华第一灯”。 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
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
10马踏飞燕东汉 中国旅游标志
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凌云奔马等,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并一直被沿用至今。
文物特征
马踏飞燕作于公元220年前后,高34.5厘米,长41厘米。奔马正昂首嘶鸣,举足腾跃,一只蹄踏在一只飞翔的燕子身上。从力学上分析,《马踏飞燕》找到了重心落点,造成稳定性。
马踏飞燕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龙雀。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
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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