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嵌合性与丝绸之路——基于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思考|163

绿洲连缀体，内部嵌合性与丝绸之路——基于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思考

李建宗，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北民族走廊和区域社会研究。

[摘要]在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社会有其重要性，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由于地理特征与历史语境的特殊性，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河西走廊碎片化的绿洲与绿洲连缀体，绿洲内部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嵌合性，以及作为丝绸之路不可缺的地段。如果从“国家视角”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角度关照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就会发现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上的意义。

[关键词]绿洲社会；绿洲连缀体；嵌合性；丝绸之路；河西走廊

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以及甘肃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带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绿洲文化，新疆绿洲，特别是南疆绿洲的面积大，绿洲之间的距离比较远，不同绿洲的独立性也显得比较强。河西走廊的绿洲与上述特征相反，属于碎片化的绿洲，并由这些面积不大的绿洲形成了“绿洲连缀体”。如果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这些“绿洲群”在“世界体系”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当然与丝绸之路不无关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经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的概念，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并且指出：“使用这样一种标准，所需要辩论明白的是，大多数通常被描述为社会体系的实体——‘部分’（tribe）、社团、民族国家——事实上不是完全的体系。确实正相反，我们所论证的唯一真正社会体系，在一方面是那些相对小的、高度自主的生存经济，而且是不属于某些常规的纳贡体系的一部分者，另一方面是世界体系。”[①]贡德·弗兰克（Adre Gunder Frank）对于“世界体系”的看法与沃勒斯坦之间有一定的出入。在贡德·弗兰克看来，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把“朝贡”也包含于其中，并且指出：“直到18世纪，这些商业交易的白银结算（也可以称作‘朝贡’），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的经济殖民地之间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中心—边陲关系，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②]

显然，河西走廊绿洲的历史地位是在陆上丝绸之路发达时期奠定的。随着西方航海技术的提高，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就像贡德·弗兰克所言：“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和广西以及福建，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外贸，尤其是换取白银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刺激了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③]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意味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意义自然会大打折扣。然而，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在明清时期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广泛关注，其规模也得以迅速地扩大。

一、“碎片化”的绿洲与绿洲连缀体

河西走廊分布着一系列的绿洲，这些绿洲星罗棋布，嵌合在戈壁中间，形成了河西走廊绿洲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河西走廊并非是一块面积较大的绿洲地区，而是由很多“碎片化”绿洲构成的“绿洲集群”。在每一个小绿洲的内部生成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体系，不同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绿洲带上的部分县域，基本上就是一块绿洲，当然，在其内部也有几块绿洲的情况。在绿洲内部形成了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市场体系，也就是说一个绿洲就是一个行政、经济共同体，就像凉州、民勤、山丹、甘州、高台、肃州、瓜州、敦煌等。这些绿洲的规模也并非均衡，由于绿洲面积大小不等，绿洲的行政与经济体系的规模也参差不齐。

汉族移民进入河西走廊，促进了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农耕社会的规模。大量人口的迁入就必然意味着要出现相当的农地面积，然而，在历史上生产力相对低的条件下，河西走廊的土地面积肯定是有限的。移民的进入就意味着要有足够的耕地面积，才能保证养活他们。这样就必须开垦一定面积的农用耕地，而开垦耕地意味着绿洲面积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戈壁草原面积的缩减。明清以来移民社会总是与屯垦结合在一起，移民也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即便是在20世纪，还是有很多的移民进入河西走廊。

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绿洲面积出现了一种扩大化的趋势，这不仅仅是大绿洲的变化特征，小绿洲亦是如此。一般情况下，对于移民来说，他们不可能在绿洲的中心安家落户，只能在其边缘地带进行垦荒种植，从事农业生产。这样，河西走廊移民化的过程，既意味着绿洲面积不断扩大，同时还使绿洲联缀体的逐步形成。因为河西走廊的绿洲面积比较小，绿洲之间的距离也不是太大。随着人口的增长，其中包括当地自然人口的增长以及移民群体的到来，必然使小的绿洲面积不断增大，最终把有些小块绿洲连缀成大片绿洲。

历史上河西走廊绿洲的开发有一个“西进”的过程，由于历史情境以及水资源的问题等，河西走廊绿洲呈现出由东向西面积逐渐减少的趋势。高自厚指出“明代于嘉峪关外设置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罕东左、赤斤七卫, 以安西部边疆。”[④]“关西七卫”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安置当时的游牧部落，由于明代河西走廊在嘉峪关以东的绿洲面积大，农耕社会所占比重也大，而在嘉峪关以西游牧社会占有相当的比例。显然，河西走廊嘉峪关外地区的绿洲面积是有限的。清初东天山地区的准噶尔蒙古政权引起了清朝政府的高度关注，嘉峪关外成了一个清政府的战略要地，自然要在嘉峪关之外设置相关的机构，以便与游牧社会为主体的准噶尔蒙古政权之间进行博弈。在此情况下，驻扎军队和植入移民自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应对方式，于是在清朝初期出现了向嘉峪关外移民的情形。王希隆指出清初在关西地区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有两次，第一次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二次是雍正雍正四年（1726年）。[⑤]

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部分地段属于边疆地区，其实这里所说的边疆与现代国家意义上的边界不是同一回事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强调在讨论中国边疆的时候必须区分“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⑥]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传统国家的“边陲”（frontier）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界”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⑦]其实，这里所说的“边陲”就是指国家传统意义上的边疆。拉铁摩尔也提出了“内边疆区域”（inner frontier）和“外边疆区域”(outer frontier)的概念，并且指出“双边疆”也包括了甘肃。[⑧]其实，这里就指的是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一带。河西走廊曾经在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属于“内边疆”地区，传统国家的王朝体系一直重视内边疆地区的治理，这也为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建设、发展提供了诸多的机遇。

二、绿洲农耕社会与草原游牧社会的嵌合性

河西走廊的游牧社会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祁连山游牧，另一类是戈壁畜牧。在祁连山北麓的游牧地带，一些族群主要从事游牧活动，在戈壁游牧区内有些族群并非游牧而以住牧为生，也就是说一年内很少进行远距离、大规模的“转场”。由于走廊在地理上的狭窄性，即便是在祁连山游牧带的民众，也会经常下山进入绿洲社会的市场之中。走出戈壁便能步入绿洲，戈壁畜牧区的牧民也经常来到绿洲地区。河西走廊在绿洲基础上形成的农耕社会文化类型，与在祁连山区与戈壁地带出现的游牧文化类型，这两种以生计方式为标准的文化类型具有“互嵌性”与共生性特征。河西走廊的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相互依存，其中任何一种的缺失都会影响其内部文化的多样性。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互通有无，体现了河西走廊的一种“二元性”主导文化模式。在新疆的绿洲社会亦是如此，娜拉指出在晚清时期，新疆的基本格局是北疆以游牧为主，南疆以农耕为主。在南北疆地区的商用网络中，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经常以畜产品换取农耕民族维吾尔族、汉族的粮食。[⑨]

在游牧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是粮食，而大部分河西走廊游牧带在历史上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在祁连山游牧带，由于当地的高海拔高，气温比较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短，几乎很少种植粮食，仅仅种植一些作为牲畜过冬草料的燕麦等农作物，而且采用的是粗放式的耕作方式。由于在祁连山游牧带上族群的生产方式基本上是游牧，一旦转换游牧地点，就根本无暇顾及种植的粮食作物。历史上在祁连山游牧带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出现过开垦少量草场作为农地的情形，然而，在一个土地稀缺的年代，这些规模不大的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并非牧民，而是来自于其他地区的农民。

同样，在戈壁游牧地区主要是水资源的问题，即便是一些出现在戈壁上的湖泊，一方面也只能是满足人畜饮水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惯性，即便是有了水资源，当地人也没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观念。再加当时很多牧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有限，同时在湖泊周边土壤的碱性很大，不适应农作物的生长。由此，即便是在当地出现小规模的农作物种植，还是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河西走廊的畜牧社会基本上是单纯的牧业生产，再加适当的狩猎来补充，生产方式相对单一，几乎不从事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需要的粮食主要来自于农耕地区，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生产的粮食正好满足了畜牧社会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河西走廊的绿洲农业与戈壁畜牧区、高山游牧带的牧业形成了互补与互惠关系，也就出现了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嵌合与共生。

河西走廊的游牧社会内部也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当然，寺院有时候也会出现类似市场的经济活动，但毕竟不是市场。市场主要设立在绿洲区域之内，这些绿洲地区既是农耕社会的政治中心，也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经济中心。由于游牧社会的民众需要很多来自于农耕地区的物品，除了粮食之外还有日常生活用品，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的游牧社会大部分在藏传佛教文化区内，作为装饰品的珍珠、珊瑚、玛瑙等也在游牧地区比较流行。这些游牧社会所需要的生产生活必需品进入牧区的途径主要有两条，首先，一些绿洲社会的商人，把这些货物从河西走廊绿洲地区的市场运送到牧区社会，然后进行“物物交换”；其次，牧区社会的民众进入设立在绿洲地区的市场，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购买。[⑩]当然，对于河西走廊游牧社会的一些民众来说，因为语言、交通、思维习惯等问题，在历史上主要采用物物交易的形式，当然这样的交易存在一些“非等价”的因素。与在绿洲社会的市场交易相比较的话，这些进入牧区社会的物品可能要更贵一些，而并不是在牧区社会每天都有商人，交易不太便利。在这种情况下，牧区社会的一些民众，他们掌握了汉语，在绿洲地区有一定的人际网络，就会直接进入绿洲社会的市场，进行商品—货币交易活动。

由于绿洲社会的市场，便有商人从事商品贸易。当然有些商品并非在河西走廊内部生产，而是从其它地区流入河西走廊。如果仅仅依靠河西走廊绿洲社会自身，未必能够满足游牧社会所有物品的需要，恰恰是设立在绿洲社会的市场，从河西走廊外部进入的商品实现了牧区社会的需要。这样，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市场一方面满足了农耕社会与商人群体的需要，另一方面给游牧社会的民众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当然，由于地缘、宗教等因素，历史上河西走廊游牧社会的部分民众，也有到河西走廊之外的河湟地区等进行商品交易的情况。

生存在绿洲社会的农耕民族，也需要很多牧区社会的产品，比如马、牛、羊等牲畜，作为燃料的柴薪、羊粪等，动物的毛皮，以及在牧区社会的一些特产，比如药用、食用植物等。绿洲社会的民众由于需要来自牧区社会的物品，这些物品在绿洲社会也就有了一定的市场，备受部分当地民众的青睐。其中有意思的是，在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之后，不光有河西走廊内部的商人，更为重要的是招引了内地的一大部分商人，明清时期山陕一带的商人居多。丹噶尔（今湟源一带）在明清时期是西北农牧交界地带城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商品贸易基地，在《丹噶尔厅志·卷五》“商务”部分中有关于清代河湟地区的丹噶尔与河西走廊的绿洲城市之间贸易关系的记载，其中关于青海湖一带所生产鱼的销售地时指出：“青海西番无食鱼者，专由蒙古钓取运至丹邑，售于蒙、番﹝汉﹞至兰州、甘凉各地消﹝销﹞售食用。”[11]还有一处这样的记载：“细究其故，询诸老于商者，咸谓昔年蒙古、西番、藏番、玉树各商之货，皆聚于丹邑，毫无他泻。近来藏番之货，西泄于英吉利、印度之商；玉树远番之货，南泄于打箭炉、松、茂之川商；蒙古近番之货，北则甘、凉、瓜、沙，南则洮、岷、河州，无所不之。”[12]在这里可以看到来自于河湟地区游牧社会所生产的一些地方产品，进入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市场，比如凉州、甘州、瓜州、沙洲等地。其实清初期丹噶尔是河湟地区的一个重要商品交易市场，正好实现了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互通有无的商品交易。在丹噶尔市场的一些游牧产品不仅仅向东进入内地市场，还流向与河湟地区有一定地缘关系的河西走廊的绿洲市场。

今天的河西走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绿洲社会，然而把时间向前推演的时候，绿洲与草场的比例却在发生反向变化。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河西走廊是一个以游牧为主体的社会，最起码可以说是绿洲农业与草原游牧各占半壁江山。自明清以来，河西走廊内部绿洲社会与游牧社会的格局发生了大的变化，甚至还出现了农耕与游牧之间的转换，一些游牧社会也变为农耕社会。[13]张力仁也指出了这一点：“清代，随着农耕文化在河西走廊的深入与巩固，由牧转农更是大面积持续发生着，有些少数民族甚至完全变成了农业户，和汉族一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14]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先进农耕技术的引入，河西走廊开发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大，到了21世纪之后，大量的戈壁牧区已经变成了绿洲农地，甚至相当一部分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转型，由牧民变成农民。河西走廊绿洲面积在无限增大的过程中，大有改变河西走廊的自然格局与文化的趋势。

冀朝鼎在强调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时候，注意到了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个重要的地区，以及“川滇”、“两广”、山西、浙江及福建东南沿海省份等“次要一些”的地区。[15]然而，却没有过多关注西北地区的一些基本经济区。与关中平原、中原地区、华北平原、东南沿海等地的生产方式相比较，西北地区的生产方式相对复杂一些，当然与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模式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河西走廊由于多样化的地貌特征，在当地生存的人们根据自然的需要选择了一些各自所需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并非是各自独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嵌合在一起。

其中河湟地区的有些游牧产品，在进入其他地区的时候，有时也要经过河西走廊。黑龙指出：清朝年间青海和硕特部“当时通往北京的商道有南北二路：南路由西宁经兰州、西安东达北京；北路从青海横过甘肃走廊经河套入居庸关至北京。”而且“和硕特商队多取北路入京。”[16]在清朝初期河西走廊的绿洲市场体系把东天山地区和与河湟走廊，甚至把蒙古高原地区的市场连接在一起，成了一个西北地区重要的农耕—游牧“超市场体系”。

三、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地段

河西走廊曾经是丝绸之路的必经路段，就像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所言：“从地理上讲，丝路地区的地形复杂得令人吃惊，这些地方大多很艰险。从西安向西，先要穿过河西走廊。这是一条1000公里的大致东西走向的路，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戈壁沙漠。到达甘肃省的敦煌之后有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有两道可选，两道汇于喀什。”[17]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小段，相比丝绸之路而言，河西走廊的长度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由于丝绸之路是一个路网的连续体，在其任何一个地段上出现断裂都会影响丝绸之路的通畅，使丝绸之路绕道其他地方。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任何一个部分，对于丝绸之路自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就丝绸之路的畅通而言，最为重要就是在路段上有能够保障行人生存最基本的条件。绿洲社会除了市场体系之外，在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驿站，其实很多有一定规模的驿站就是市场。驿站分布在不同的绿洲之中，在大绿洲之中具有大型的驿站体系，小绿洲中驿站的规模虽然要小一些，但是驿站的设立是少不了的。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由于在一天之内不可能从一个大绿洲跨入另一个大绿洲，所以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小绿洲设立驿站也是一种必然，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只有找到驿站，甚至是小规模的客栈，就有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

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尽管可能准备了相对充足的粮食与最大限度地人畜饮水，对于从事运输活动的商人或者驼户来说，食物与饮水显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商队运输中“脚户”的数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商队牲畜所需食物与饮水的携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近代以来，丝绸之路上商队所需要的草料与饮水根本不是自己承担，而是丝绸之路上的驿站提供。一般情况下，牲畜所需要的草料属于农耕产品，这些农业产品一般都是驿站所在地的农产品。水资源是丝绸之路通畅最为基本的保证，如果在丝绸之路的驿站上所供应的人畜饮水出现不足，是不可想象的。

就河西走廊来说，如果没有绿洲社会，也就没有为在丝绸之路上运行的商队提供所需要的草料。河西走廊的绿洲社会生产了大量农业产品，这些农业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还有部分提供给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河西走廊的绿洲社会支撑起的农业生产，也就为丝绸之路的通行提供了保障。芮乐伟·韩森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指出“丝绸之路上的聚落大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维生，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种地的而不是做生意的”。[18]在河西走廊的戈壁地区，寻找水源也并非容易，绿洲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充足的水资源，这些水资源能够很好地满足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队。

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认为丝绸之路也是“皮毛之路”[19]一方面，由于中原地区汉人对于一些动物毛皮的偏好，这些动物的皮毛在中原内地有着很好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地区，比如中亚、波斯、欧洲等地，人们也非常热衷于皮毛贸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贸易体系中皮毛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性的商业大道或者商路之网，皮毛贸易的重要性也毫不例外。就像埃里克·沃尔夫（Eric R.Wolf）在研究北美洲的皮货贸易时指出：“皮货贸易不只是一种北美洲现象，而且是一种世界现象。”[20]历史上河西走廊的游牧社会，就生产方式来说不仅仅是单一化的游牧生产，狩猎也是游牧社会的一种重要补充。

皮毛用品流通于中国传统社会，既出现于朝贡体系也流通在市场体系之中，说明在中原农耕地带对于这种来自于“异文化区”的物品有一定的兴趣，就像游牧社会对农耕地区的布匹、丝织品、瓷器的偏好一样。僧格指出：“秦汉以来，通过相邻地区之间文化交流，联姻、互进贡品等途径，蒙古高原的牲畜大量运往内地，稀有皮革也随之大批量地进入内地。虽然有的是带有某种政治目的的，但也有一些是带有贸易性质的。”[21]地处蒙古高原边缘的河西走廊，与其他游牧社会一样，狩猎产品也是一种重要的地方产品，只不过在狩猎产品的数量、规模与品种方面不同于蒙古高原、河湟地区。河西走廊生产的一些地方狩猎产品，进入丝绸之路贸易体系之中，或者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地区，或者反向流入域外。

麝香是河西走廊游牧社会的重要狩猎产品，自从麝香的经济价值出现时，河西走廊游牧社会也经常把通过狩猎获得并加工的麝香通过各种形式流入商贸体系之中。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éri）强调中国的麝香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种重要商品，并且指出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背景下，“在伊朗及具有同样爱好的地区，大家都更为喜欢传统麝香，也就是丝绸之路从西藏进口的麝香，而不是通过海路从广州运往波斯湾锡拉波的汉地麝香。”[22]芮乐伟·韩森在谈论丝绸之路上的麝香时指出：“麝香来自藏区与甘肃的边界。”[23]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的河西走廊，游牧社会的狩猎产品——麝香进入丝绸之路，部分流入内地的同时另一部分流入世界各地。

大黄也是河西走廊的一种重要植物，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刊布的乾隆五四十年二月二十日《勒保遵旨核办伊犁等处查禁与俄贸易奏折》中有关大黄私人贸易的记录：“奴才查得甘肃所属兰州、巩昌、平凉、甘州、凉州、西宁、肃州等地，皆产大黄，本非内地禁物，商人贩运各地时，有司从不查办，在嘉峪关等要隘亦不盘查。现时奸商希图厚利，不远万里贩运大黄至喀什噶尔等地，以致新疆各城多有大黄，极易被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人得到，又以高价转卖与俄罗斯。”[24]在这一奏折中，提到了甘青一带的大黄生产基地，以及河西走廊的凉州、甘州、肃州等地生产的大黄在清代以商品的形式进入新疆、中亚和俄罗斯境内。阿里·玛扎海里还强调了大黄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并且指出：“大黄出自中国，它又从那里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25]当然，在此阿里·玛扎海主要还是倾向于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贸易。

四、结语

绿洲社会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色，如果说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就像是无数的珠子的话，丝绸之路上的路网系统把这些珠子串连在一起。在丝绸之路的格局中，每一块绿洲都会突显出自身的重要性。河西走廊的碎片化绿洲及绿洲连缀体，有其自身特征的同时还对丝绸之路具有一定的意义。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绿洲面积相对小，绿洲社会规模发展受限，这样，在河西走廊绿洲社会不可能形成超大规模的行政机构，也不会出现特大的市场。正是河西走廊碎片化、小面积的绿洲，为丝绸之路的通畅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与旅行者可以轻松地跨过戈壁而进入绿洲，甚至用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从一个绿洲到达另一个绿洲。在特定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贡献。正因为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特色，使得丝绸之路上这一相对比较短的路段更为通畅。丝绸之路从内地进入中亚、西亚地区时，其间经历了大量的绿洲社会，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犹如丝绸之路进入绿洲社会的第一道门户，也是一个“绿洲—草原带”与“平原—山地带”之间的过渡区域。

由于河西走廊绿洲自身的特点，在其内部还是具有很强的文化同质性，这与河西走廊绿洲的地理特征及其不同绿洲之间的关联度与文化流通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文化特征来说，河西走廊大绿洲之间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并不太明显，尤其是河西走廊绿洲社会中的农耕文化，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同质性。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移民进入河西走廊的绿洲社会，然而还是很快融入本地文化模式之中，进一步显示河西走廊绿洲文化的包容性特征。无论是从地理特征还是文化属性而言，“嵌合性”是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为如此，河西走廊绿洲社会与周边自然环境共存，其内部两种主要文化模式共生，同时还在丝绸之路上有其独特的意义。

[①][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M].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郭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22.

[②]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08.

[③] [德][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03.

[④]高自厚.明代的关西七卫及其东迁[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

[⑤]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153.

[⑥][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63.

[⑦][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刀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0.

[⑧][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69.

[⑨]娜拉.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游牧社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38.

[⑩]李建宗.文化边界与族群互动：“内亚”视角下的河西走廊[J].青海民族研究，2015，（1).

[11][清]杨治平编纂.丹噶尔厅志[M].何平顺、周家庆、陈国璧标注，马忠校订，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147.

[12][清]杨治平编纂.丹噶尔厅志[M]201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