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一部扬剧《夺印》引得全国300多个剧团移植改编，所演出的剧种有京剧、豫剧、川剧、秦腔、昆剧、晋剧、粤剧、滇剧、闽剧、婺剧、赣剧、楚剧等。1963年12月，《夺印》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

电影中主人公何文进，和坏势力作斗争、对群众嘘寒问暖、带领群众忙生产的先进形象，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背后的作者是谁？他又是如何挖掘出何支书这一人物形象？今天，就让笔者带你走进王鸿与《夺印》背后的故事。

百度百科：王鸿，编剧。江苏江都人。1949年在江都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工作。1956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扬州日报》编辑、记者，扬剧团编剧、团长，扬州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江苏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主任、文化厅副厅长，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主编。著有扬剧《夺印》、歌剧《木棉花开了》、诗集《绣花巾》、《运河赞歌》，散文集《扬州散记》等。

王鸿（1932~）

1953年，王鸿在江都县宣传部的通讯站任干事，他多次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无论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还是走上领导岗位，他始终笔耕不辍，沐浴着岁月的风雨，追随着时代的脚步，用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人民群众的忧乐和时代的变迁——唱词、小说、消息、电视剧本、戏剧、诗歌、散文等林林总总。

无论是哪个时期的作品，都可一窥作者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事业的挚爱，亦可透视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切感悟。但让王鸿先生至今感慨无限并将铭记一生的当推扬剧现代戏《夺印》，这部让他和创作班子在全国走红的作品。

上个世纪60年代，舞台上广为演出的戏剧《夺印》（后改为同名电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记得剧中的主人公何支书。故事来源于三年困难时期的里下河地区，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担任高邮县（现属扬州）甘垛公社龙王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贺文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带领乡亲们艰苦奋斗，不到三年时间使龙王大队由穷队变富队。而毗邻的小耿家大队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差，经济非常贫困。贺文杰主动向上级提出愿意帮助小耿家摆脱窘境。经批准，小耿家并入龙王大队后，仅一年多时间，就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

中共江苏省委曾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老贺到了小耿庄》这篇通讯，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贺文杰学习。随后，以贺文杰事迹为素材的唱词、快书、评话、小演唱等纷纷登场，各地专业剧团也竞相编写戏曲，全省先后上演的有十多个剧团，戏剧《老贺到了小耿庄》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创作班子在有关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演出不停，修改不停，从原来的《红旗插到小陈庄》这个剧名直到后来定为《夺印》。

《夺印》从1961年春天开始公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上演了160多场，观众达15万人次。庐山会议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红头文件” 层层下达。当时，根据通讯改编的10多台大戏已销声匿迹，只有扬剧现代戏《夺印》还在演出。有人说：“这出戏看不到形势‘一片大好’，是‘往人民公社脸上抹黑’！”但是在相关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这出戏仍旧在上海引起了轰动。1962年9月20日，《文汇报》 曾以“夺印好”为题，刊发了专题评论杂谈；《新民晚报》对这出“评价很高的扬剧现代戏”也进行了报道。不久，按照文化部有关领导的指示，王鸿和有关创作人员又赴京将《夺印》改编成话剧并公演。

1963年2月，在全国文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特地谈到《夺印》，并关切地询问《夺印》的作者是否前来参会，他还先后两次观看了歌剧《夺印》。 其后，王鸿和丁毅合作将《夺印》改编为电影故事片剧本，由八一厂摄制，1963年底该片在全国上映。王鸿作为原作者和编剧之一，拿到了三分之二的稿费后，没有揣在口袋里，而是请单位同事们吃了几顿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夺印》遭到了批判，转眼成了“大毒草”。王鸿自然也难逃厄运，被大批判文章点名为“黑秀才”。随着岁月的推移，全国拨乱反正，《夺印》也获得了新生：198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国庆40周年庆典，中国评剧院的《夺印》彩车经过天安门广场，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夺印》唱腔选段；《夺印》扬剧文学剧本，被列入江苏省建国5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选集……但有关《夺印》的争议尚未结束。

当年《夺印》被搬上舞台后，随着历史情势的变化，经历了起落，贺文杰和王鸿的命运也随之跌宕。用王鸿自己的话说：“我这一辈子，花在《夺印》上的精力和时间是够多的了！”此话含义颇深，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南京到北京，夺印霓虹灯”。这句话反映了扬剧《夺印》与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当年演出轰动的盛况，就让我们随着“水乡三月风光好，风车吱吱把臂摇”的旋律回味经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