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谥号“文正”,后人称之为“曾文正”。

在曾国藩考中进士以后,按理说处于春光灿烂的时刻,至少得骄傲自豪一大阵子,而此时极为镇定冷静的曾国藩却与众多中举的进士大为不同,文正在踏入进士的路上,也将精力放在自我性格的修养上,虽然这种做法于出家人走很大的区别,但其仍然清规戒律,以求达到某种超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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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自我境界的修炼,也是一种对内心的考验,其核心内容就是进行自我批判和反省。最后加以改正完善。可能由于官场的尔虞我诈,文正做到衣锦还乡之后,在家乡呆了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对自我改造有迹可寻,文正深入大自然寻求可以独立改造自己的环境,仕途上的成功鼓舞了这位仁人志士,并追求成为一代鸿儒、哲圣。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文正自始至终将精力放在提升自我的理学思想上,追求自我的完善,这对于一名年轻的志士来说,在国家遭受外人侮辱之下,其一味地实现自我思想境界的提升,琢磨为人之道,有点躲进小家碧楼的感觉,当然倘若其为清政府出谋划策估计也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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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越发严重,国家也危在旦夕,文正的理学造诣也更上一层楼,并找到在理学方面造诣更为深厚的唐鉴寻求处世之学,在另一方面也并没有放弃对自我的总结和反省。这位大师为文正的理学学习注入新的活力,唐鉴建议他更专注义理之学。于是,文正又专注于他的理学之旅。不过对文正来说,致力于理学的研究、再造对其来说十分的困难,因为文正身上的毛病实在是太多了,可能与大多数常人凡夫俗子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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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强好胜,爱交际,打牌下棋,饮酒喝茶,言不由衷等。

或许许多人身上都有这种习惯,对文正来说,同样如此,改掉这些毛病堪比登天,但文正意识到按照理学的发展规律,如若自己不能加以改正,就会一无是处。因此他喊出了一句极端的口号:不为圣贤,即为禽兽。此话令别人颇难理解,对他本人却很贴切。文正是一个爱生活的男人,但其为了所谓的理学,他只得时刻跟自己过不去。夫妻性生活,若有忘情之时,超出了规范,他便谴责自己“房闼大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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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正的时代,无人敢提倡人欲的横流和个性的张扬,曾国藩每每照镜子都会看到自己一身的缺点,便以圣贤为样不断地完善自己并逐渐趋于圣贤的脚步。曾国藩不仅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也看不惯别人的毛病。他好为人师,随时随地劝诫,与人共勉。曾国藩难得之处,在于得道之时,力戒骄矜。他把做人的功夫练到了家。同乡京官及进京应试的举子,遇到生病或缺钱,都来求助于他。

曾国藩说:“银钱则量力资助,办事则竭力经营。”于是人人说他厚道。可以说是曾国藩将人做到了极致,文正此后理学方面发展迅速,门生众多,拥有了站立根脚的资本,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动荡,人心不古,但从一个穷乡僻壤走出来的贫寒书生,致力于理学之道的研究,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并凭借在其上取得的成功和自身俱带的运气冲出了一天康庄大道,为其今后在官场上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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