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边镇亦渐知西洋火器可用，各欲请器请人。但汉等止因贡献而来，未拟杀贼，是以人器俱少，聚亦不多，分益无用……且近闻残虏未退，生兵复至，将来凶计百出，何以待之？汉等居王土，食王谷，应忧皇上之忧，敢请客汉等，悉留统领以下人员，教演、制造，保护神京。止令汉偕通官一员、傔伴二名，董以一、二文臣，前往广东濠镜澳，遴选铳师、艺士常与红毛对敌者二百名、傔伴二百名……星夜前来，往返不过四阅月，可抵京都。缘澳中火器日与红毛火器相斗，是以讲究愈精，人器俱习，不须制造器械及教演进止之烦。且闻广东王军门（按：即王尊德）借用澳中大、小铳二十门，照样铸造大铁铳五十门、斑鸠铳三百门，前来攻敌。汉等再取前项将卒、器具，愿为先驱，不过数月可以廓清畿甸，不过二年可以恢复全辽……倘用汉等所致三百人前进，便可相藉成功。(130)
陆若汉、公沙二人在呈文中又开列应从广东置买之兵器，包括鹰铳二百门，鸟嘴护铳一千门，西式藤牌五千面，刀一千口，长枪一千杆，短枪一千杆。徐光启对他们的建议完全赞同，指出公沙等寥寥数人“仅挟数器，杯水车薪”，不如再募澳门惯战之兵为前锋，明朝受训精兵数万随其后，即可事半功倍。(131)皇帝准其奏，并诏谕广东地方官员，即刻招集人马，提供一切必需物资，星夜伴送远人来京。(132)
时任兵部尚书的梁廷栋于崇祯三年四月上疏支持徐氏的建议，奉旨：“澳门人自告奋勇保卫国家，对朕忠心耿耿。应给予他们各项开销，善待他们，以使其更加积极效力……着人前往伴送葡人，命其尽速携带装备及必要物资前来。”(133)接着徐光启又上两疏，一疏是依陆若汉所请，为澳门争取一些恩典与特权；(134)另一疏为四月二十六日所上，任命中书舍人姜云龙与陆若汉、徐西满等一同前往澳门置办火器，并聘取善炮的西洋人来京。两疏均获皇帝批准。(135)
为寻求教会的支持，徐光启让姜云龙和陆若汉带一封信给已返澳门的班安德。徐光启在信中高度赞扬了澳门及其派来的葡兵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表达了对促成此事的热切期待：“我们对天主充满信心，知道随着他们的到来，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他在信中亦阐明，此事成功后将会给澳门以及天主教在华传播带来积极影响。(136)
姜云龙、陆若汉、徐西满一行于1630年6月从北京出发，8月抵达澳门。8月16日澳门议事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向北京派遣援兵事宜。会上陆若汉宣读了徐光启致班安德的信，转述了皇帝上谕的内容。(137)据文德泉说：“议事会最终决定向北京输送160名葡萄牙士兵，200名澳门本地人以及100名非洲和印度人；皇帝向他们支付53000两白银……1630年10月21日，他们在澳门进行了一次阅兵；10月31日，他们乘坐中国人提供的19艘豪华驳船正式出发。”(138)唯文德泉并未注明出处。倒是初到澳门的何大化见证了葡兵从澳门出发时的情形：“全副武装的300名葡兵，英姿飒爽地从澳门出发，他们不仅向中国人，也向欧洲人展现了英勇风貌……中国官员和整个澳门城都进行了阅兵，看到葡兵的风貌后，他们都感到信心倍增……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将恢复以往的、令人期待的和平。”(139)
关于这支队伍的组织状况以及从澳门经广州行抵南昌的经过，时在南昌传教的葡籍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6-1658)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400人被统一编队，有200名士兵，其中有很多为葡萄牙人，一些出生于葡国，另一些则在澳门出生；但更多是出生于澳门的中国人，他们……是优秀的士兵和炮手。每位士兵配一个年轻的仆役，这些仆役都是用皇帝的钱购买来的。军饷非常充裕，使士兵们拥有良好的武器装备和军服，而扣除这些开销后，他们仍然有很多剩余。有两位统领率队从澳门出发，一位是Pedro Cordeiro，另一位是António Rodriguez del Campo。队伍中还有其他旗手和职官。他们抵达广州时，个个英姿飒爽，用滑膛枪作了鸣枪礼，这让中国人感到畏惧。他们获得了舒适的船只以便沿江而上，穿越广东省，他们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或村镇，地方官都会提供酒肉、水果和粮食。他们翻越了广东与江西之间的山岭（距离另一条江不足一天的路程）……再次登船沿江而下，以同样的方式几乎穿越江西省，直达省城（南昌）。当时我居住在那里，管理着不少教徒。这支队伍在那里停留下来，参观这座城市，并受到热情接待。(140)
关于该队伍的人数，各种史料记载不同，从300-480人不等。(141)两位统领之一的António Rodriguez del Campo，曾参加过1622年抵御荷兰人的战斗，且以作战英勇出名。(42)天主教会也充分利用这次助战的机会，将5名耶稣会士挟带入华。(143)然而，姜云龙于十一月被大学士周延儒等以其“往取澳彝，乘传驿骚”为由题参，奉旨：“当俟复命日查处，章下所司看议。”(144)行至南昌的队伍因此搁浅。
事实上，徐光启积极引进葡兵的做法一开始便引起许多抨击。早在天启年间招募葡兵入京之时，便有湖广道巡按御史温皋谟（东莞人）等人反对；(145)而据何大化记载，那次葡兵入华之所以遭人反对，主要是因为反教者和广东商人的抨击和嫉妒之心，这些人联合在京的12位广东籍官员及两广总督加以阻止。(146)而此次再度招募葡兵入京，亦引起朝臣激辩，何大化记载称：“由于中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为各自目的而形成不同的看法，故此事最终将是一场遗憾。那些意气用事之徒再次以言辞激烈的奏疏上呈皇帝，对葡人表示出极度的担心和不信任，他们最终达到了目的。”(147)
中国官方在招募葡兵问题上形成两派，一派以徐光启、孙元化等人为主，多为教内人士，其征募葡兵除军事目的外，亦附带有促进天主教在华发展之动机；另一派则以广东籍官员及反教士大夫为主，因为澳门葡人藉遣兵输炮所提出的要求，严重影响其既得利益。博克塞曾这样分析道：“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一样，在后来的外国人与帝国宫廷关系中，北京与广东的利益总是相冲突的。通过澳门这一中国官方唯一海上贸易口岸的垄断贸易，广东地方官员获得了大量好处……如果公沙的军队在北方取得重要胜利，帝国作为回报而给予葡人犒赏，将使葡人觊觎整个中国沿海甚至内地的贸易特权，他们对此冀望已久了。故广东官员非常担心，丰厚的垄断利益将丧失殆尽，而他们也将失去这块原本一直占有的‘肥肉’。”(148)
反对派中反应最激烈的是时任礼科给事中的卢兆龙。卢兆龙，字本潜，广东香山县人，天启二年进士，“性严毅，不畏权要，多所建白”，崇祯帝对其相当宠信。(149)他尝于崇祯初劾南京工部右侍郎何乔远衰庸，迫其自行引去。(150)何氏对天主教相当友善，曾序艾儒略之《西学凡》，并为天启三年因膛炸而殉职的葡兵若翰·哥里亚(Joo Correa，？-1623)撰写墓志铭。(151)
姜云龙、陆若汉等离京赴澳不久，卢兆龙便于崇祯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上疏，主张：“辇毂之下，非西人杂处之区，未来者当止而勿取，见在者当严为防闲，如皇上怀柔异类，念彼远来，则止可厚其赏赉，发回本澳。”至于澳门方面“筑舍筑台添课添米”等要求，则“弗可轻许，以贻后忧也”。卢兆龙认为，“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事外招远夷，贻忧内地，使之窥我虗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况且闽粤之人已能造红夷大炮，亦熟悉装填点放之法，故主张不必再招夷人，并将这笔费用用来铸造大铳；而徐光启执意招募夷人，主要目的是“与夷人说天主也”。五月二十七日，奉旨：“朝廷励忠柔远，不厌防微，此奏亦为有见，所司其酌议以闻。”(152)尽管赞扬了卢兆龙所奏有见地，但并未下令停止招募葡兵，而只是认为应有所防范。
针对卢兆龙的严辞反对，徐光启于六月初三日上疏，极力分辨红夷（荷兰人）和澳夷（葡人）的不同，声称：“红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窥中国；澳夷之志，欲强中国以捍红夷。”并称仅需招用300名葡兵即可当“进取于东，问罪于北”的前锋，期约两年就能“威服诸边”。(153)原疏（卢兆龙后来引用时称其为《闻言内省疏》）全文已佚，但其葡文译本保存至今，其中有云：
我们请的三百名葡人和一千二百支火枪，虽其到来之时将已入秋，如若那时建夷仍在境内，我们便可藉葡人将他们驱逐出去；即便敌人已被赶走，要想收复辽东、惩处建夷，我们仍应该借助葡人，让其督导训练我们精选的两三万有经验的士兵，并与葡兵组织在一起，提供花销、补给、武器以及其他战斗物资，如此两年之内便可获得所期望的胜利。为了征服所有鞑靼人，并尽量节省开销，这是万全而唯一的策略。等战胜敌人一两次之后，我们的士兵就会重新振作，积极投入战争，那时我们便可遣返葡人，而不必留他们在这里两年。(154)
徐光启在奏疏中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辩护，并替澳门葡人遭受地方官的欺压而向皇帝申诉；同时又因自己的努力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而感到心灰意冷，希望皇帝准许他致仕还乡。崇祯帝于两天后下旨，不准徐光启请辞，并再次对葡兵的表现加以肯定。(155)
然而，卢兆龙不肯善罢甘休，于六月八日再度上疏，反驳道：
澳夷即假为恭顺，岂得信为腹心？即火技绝精，岂当招入内地？据光启之疏，谓闽广浙直尚防红夷生心，则皇居之内不当虑澳夷狡叛乎？舍朝廷不忧，而特忧夷人之不得其所，臣所未解也……而谓欲进取于东、问罪于北，此三百人可当前锋一队，臣未敢轻许。若谓威服诸边二年为约，则愚所未能测也。果能二年得志，以省兵力，礼臣正当自信而肩任之，效与不效，与天下共见之，又何必以去就争哉……礼臣以玛窦为常师，恐异教不流行，又臣所未解也……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乞皇上责成光启始终力任，竟展其二年成功之志，勿因臣言以为卸担，则臣之言未必非他山之助也。(156)
卢氏强调自己所反对者乃西人、西教，而非西洋火器，且不信徐光启有可能在两年之内解决东事。当时闽粤两地确已能仿制西洋火炮，如两广总督王尊德和福建巡抚熊文灿，即曾于崇祯二年至三年间将数百门西洋炮解京。(157)而由守备白如璋统领的1200余名广东援兵中，亦包含熟谙点放之澳众20人，(158)知当时已有不少仿制的炮连同炮手自南方解至北京，其中除留京者外，稍后多分送各镇布防。(159)
徐光启虽然极力分辩澳夷与红夷的不同，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们同被视为“非我族类”。尤其自天启二年起，荷兰人即窃据澎湖，致使“商渔举遭荼毒，村落相顾惊逃”，成为“全闽一大患害”，直至四年五月始在围攻之下拆城转赴台湾发展。当时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尝在奏疏中称：“彭湖为海滨要害……自红夷弄兵其上，我兵将不敢窥左足于汛地，商渔不啻堕鱼腹于重渊……小之，则粤东香山澳；大之，则辽左抚顺城也。”即将葡人占据澳门、荷兰人在澎湖筑城以及满人攻占抚顺三事相提并论。(160)崇祯四年正月，皇帝召问曾任广东左布政使的陆问礼有关澳夷之事，陆氏亦回称：“火器可用，人未可信。”(161)
但此时皇帝仍较支持徐光启的说法，而仅将卢兆龙的建议作为参考。六月十二日皇帝降旨：“澳门葡人希望为我们效忠；然在其前来效忠的路上，诸官员应对其保持警惕，给予其好的示范，促使他们尽快来……至于葡人到达之后在哪里安置他们，以及他们如何训练我们的士兵，兵部要慎重考虑。”(162)此时姜云龙、陆若汉等尚未抵达澳门，皇帝的这一裁决确保了葡兵携火器顺利北上，但行至南昌时，卢兆龙再度发难。
十二月，卢兆龙上言抨击招募澳兵一事，指葡人以出兵与否多方要挟，如欲在澳门复筑城台，要求裁撤香山参将并开海禁，请求允许其多买米粮并免岁输地租1万两，请拨广州对海之地以建营房等，但总督王尊德坚持弗允。卢氏并称七月间原本已拨6万两饷银，稍后亦续给粮米若干，但澳兵却又要求另发安家银每人300两。疏中对姜云龙指斥尤厉，称因澳兵迟至八月底仍未起程，致使王尊德以忧国郁郁而终，“通粤民心哄然，思食云龙之肉”，并指云龙贪渎冒饷，所经手的钱粮，一半为其克扣。姜云龙因此被革任回籍，且命详查议罪。(163)
四年二月，已升任登莱巡抚的孙元化，因坚持起用葡兵，亦遭卢兆龙疏劾，卢氏认为澳人“畜谋不轨”，担心若以之为前驱，恐其“观衅生心，反戈相向”。(164)此一澳门军队在抵达南昌后，即因战情趋缓（后金已于三年五月出关东归）以及卢兆龙等人的激烈反对而遭遣返，但陆若汉仍以“差竣复命”为由，于四年三月抵京，旋上疏申辩绝无筑城台、撤参将等要挟之事。(165)
四年三月九日，颇受打击的徐光启再次疏请休致，其言有云：
昨年自请往调澳商，伏蒙圣旨谕留，题差原任中书姜云龙押送教士陆若汉等回住。后云龙被议，职实未知其在广事情，若果于钱粮染指，职宜膺不适之罚……今据广东巡按臣高钦舜报疏，称督臣差通判祝守禧赍发安家、行月粮等银，至澳给散，则云龙身不入澳，银不经手。续据陆若汉奏称，通判祝守禧领布政司原封银两到澳，唱名给散等因，语亦相符。盖调兵、造器、给粮等项，皆督、按、道、府诸臣，以地方官行地方事，云龙不过督役催促，其于依散钱粮，即欲与闻，亦理势之所无也。(166)
对姜云龙被控克扣雇佣军钱粮之事大力辩驳，指此事全是由两广总督所委通判祝守禧经手，祝氏从布政司领得银两后，“至澳给散”，姜氏并不曾经手。三月十一日，陆若汉陛见。十二日，皇帝谕旨安抚徐光启曰：“卿清恬端慎，精力正优，词林允资模范。不只修历一事，着安心供职，不必引陈，其澳商事情，已有旨了！”(167)
由于此一雇佣军已预领了所有的安家费、衣甲、行粮以及月粮，但却中途折返，故当时广东官员意欲追还已发的部分饷银。负责追饷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168)甚至还为此扣留了澳门派往广州购买丝绸的驳船以及通事王明起，此事最后还是因皇帝下旨才免被追缴。(169)
即使遭此挫折，徐光启仍然试图再调澳人以“用炮、教炮、造炮”，于是在崇祯四年十月所上的《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中强烈呼吁曰：
速如旧年初议，再调澳商。昔枢臣梁廷栋议辍调者，恐其阻于人言，未必成行耳，后闻已至南昌，旋悔之矣。顷枢臣熊明遇以为宜调，冢臣闵洪学等皆谓不宜阻回，诚以时势宜然，且立功海外，足以相明也，况今又失去大炮乎！(170)
指出前兵部尚书梁廷栋已对自己仓促决定停止调动感到后悔，而现任兵部尚书熊明遇以及吏部尚书闵洪学等人均支持雇用澳人。
徐氏于是建议兵部可派“亦习夷情”的在告御史金声，伴送陆若汉或公沙至广东“调取澳商”。(171)金声于崇祯二年十一月举荐善制战车的游僧申甫，结果申氏被超擢为副总兵，奉旨召募新军，金声则以山东道御史的身份监军，但未几申甫与后金作战时兵败殉国，金声因此于三年九月乞归获准。(172)金声或于崇祯二三年间对西学和西教产生浓厚兴趣，甚至可能因深受感召而受洗，此应是徐光启推荐他的重要原因之一。(173)然而，四年闰十一月爆发的吴桥兵变，或令此事不了了之。五年四月，兵部尚书熊明遇在请赠恤葡兵的奏疏中，再次提出“仍于澳中再选强于数十人入京教铳”，“帝俱报可”，(174)但终亦无下文。
六年十月，徐光启病故，其弟子韩云还撰有《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一文，建议：“购募澳夷数百人，佐以黑奴，令其不经内地，载铳浮海，分囗各岛，俾之相机进剿……亦当购其大铳以及班鸠、鹰嘴护架（驾）诸铳，止令铳师数十人教演华人点放、炼药。”然因人微言轻，并无结果。事实上，连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的努力亦渐被遗忘，韩霖即感慨曰：“西铳歼夷宁远、固守京都、御寇涿州，功已彰明较著矣。原其始，则徐文定、李冏卿、杨京兆三公耶许而致之，今谁知其功哉！”(175)
崇祯十六年，为了抵抗即将来袭的李自成农民军，两广总督向澳门征一名炮手和一门大铁炮；另有三名澳门铳师应征至南京效力。(176)这是崇祯朝最后一次向澳门寻求军事援助，只是此时明王朝已走到尽头，回天乏术了。
六、结语
明清战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之一，对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有着深远影响。此时的明帝国与西方接触已有上百年之久，在东北边疆接连告急之际，以徐光启、李之藻、熊明遇、孙元化、韩云等为代表的一批开明士大夫，力排众议，期望借助澳门葡人的火炮与战术，进行军事改革，以对抗后金之入侵。从天启朝开始，明朝政府便从澳门置办火炮、征募葡兵，而崇祯元年至三年两次征募的规模与影响更大。
徐光启等人倡导的军事改革，乃以先进的西洋火器为核心，大炮守城，中炮用以编列车阵，辅以能够熟练使用鸟铳的步兵，如此退可坚固防守，进可攻城拔寨。经葡国铳师训练的孙元化属部，装备大量先进火器，在公沙等铳师的协助之下，不仅稳住了牵制后金军事进攻的战略要地东江，而且数度重创后金军队。岂料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导致徐光启主导的一系列军事改革被全盘打乱，且使孙元化在东江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而孔有德、耿仲明则投降后金，带去先进火器和操炮技术，并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前锋。清军入关后，明帝国各个重要城池在降清汉人炮兵的助攻下，接连告破。原本用于抵御和攻击清军的西洋大炮，反而帮助清朝在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崇祯年间援明葡兵引发朝中官员的争辩，反对者认为其炮可用，而其人决不可用。然这些铳师入华后可谓尽职尽责，练兵教炮、冲锋陷阵在所不惜，乃至最后有近半数战死疆场，李之藻评价云：“若辈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177)与接连叛变降金的明朝官兵形成鲜明对比。
澳门葡人期望透过向明廷输送铳师与火器，缓解澳门发展困境以及与广东地方官员的紧张关系，但因崇祯三年第二次招募澳门军士失败，致其境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就在公沙等人入京效力期间，澳门奉葡印总督之命，数次将所造火炮运往马六甲进行防卫，(178)又将中国铸师从澳门派往果阿，协助葡印当局铸造铁炮。(179)处于东西方文明交会之处的澳门，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于东西军事技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来华一事，或许只有天主教会达到了期盼的目标。从徐光启、孙学诗、张焘、韩霖、韩云、孙元化、王征等教徒，以迄龙华民、邓玉函、班安德、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罗雅谷(Giacomo Rhó，1592-1638)、陆若汉等耶稣会士，均曾有直接或间接的参与。由于不少传教士藉两次葡兵入华的过程趁机潜入内地，因南京教案而实施的教禁至此被冲破，且教会透过此事留给明廷不少正面形象。入清之后，南怀仁亦曾协助清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大量制炮。传教士本应以传播上帝福音为唯一职责，唯在明清鼎革之际却不断介入杀人火器的制造，此颇为讽刺。但若从整个大航海时代的背景来看，则不足为奇，因欧洲势力向世界各地扩张过程中，教会、火炮和商业利益一直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
注释：
①参见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1996年12月），第939-946页；《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92页。
②如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53-254页；Joseph Needham, etc.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part 7: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92-393; C.J. Peers, Soldiers of the Dragon: Chinese Armies 1500 BC-AD 1840,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Ltd., 2006, p.207.
③如罗光：《徐光启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51-160页；陈卫平、李春勇：《徐光启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132页；初晓波：《从华夷到万国的先声：徐光启对外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0-175页。
④C.R. Boxer, "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 1621-1647," T'ien Hsia Monthly, vol. 7, no. 1 (1938), pp.24-36; 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p.197-202.
⑤Michael Cooper, 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 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4, pp.335-351.
⑥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国之史料：复欧阳伯瑜（琛）先生论满洲西洋火器之由来及葡兵援明事（附来书）》，《东方杂志》第40卷第1期(1944)，第49-54页；《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物理与火器入华考略》，《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自印本，上册，第289-318页。
⑦该文后经方志远整理，以《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为题发表于《文史》2006年第4期，第213-256页。
⑧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清史研究集》第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106页；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2004年9月），第573-634页；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汤开建、刘小珊：《明末耶稣会著名翻译陆若汉在华活动考述》，《文化杂志》第55期(2005)，第25-48页。
⑨Simo Coelho, "Couzas principaes que no discurso desta jornada acontecero entre a genre que nella vay, e o Capito Gonsalo Texeira Correa," Biblioteca da Ajuda (BA), Jesuítas na A'sia (JA), 49-V-8, fls. 402v-407v；另一抄本见BA, JA, 49-V-6, fls. 518-523.
⑩Archivum Romanum Soeietatis IESU, Japonica-Sinica 161 （Ⅱ）, fls. 135-141v，该信已由Michael Cooper译成英文刊布，参见Cooper, "Rodrigues in China: The Letters of Joo Rodrigues, 1611-1633," in Kokugoshi e no michi, vol. 2, ed., Doi sensei shoju kinen ronbushukankokai, Tokyo: Sanseido, 1981, pp.242-253.
(11)António de Gouvea, Asia Extrema, segunda parte, in BA, JA, 49-V-2, pp.214-219, 256-259.
(12)BA, JA, 49-V-9, fls. 63-74v.
(13)这套约6万页的档案文献，系统记录了16-18世纪耶稣会在中国、日本和安南的传教历史。参见董少新：《阿儒达图书馆藏〈耶稣会士在亚洲〉：历史、内容与意义》，《澳门研究》第30期（2005年10月），第197-207页；张西平：《〈耶稣会在亚洲〉：档案文献与清史研究》，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42-453页。
(14)António Aresta, e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eds.), O Senado: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o Leal Senado de Macau, Maecu: Leal Senado de Macau, 1998, pp.28-29.
(15)相关研究较多，而博克塞的研究中附有原始文献数篇。参见C. R. Boxer, A Derrota dos Hotandeses em Macau no Ano de 1622, 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de Orfanato, 1938.
(16)澳门铸炮厂为1623年前后奉澳门首任总督马士加路也(Francisco Mascarenhas)之命所建，1625年葡萄牙铸造师博卡罗(Manuel Tavares Bocarro)来到澳门，长期负责此铸造厂。参见N. Valdez dos Santos, Manuel Bocarro: o Grande Fundidor, Lisboa: Publicaes da Comisso de História Militar, 1981, pp. 24-27；金国平、吴志良：《澳门博卡罗铸炮场之始终》，《镜海飘渺》，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年，第275-283页。
(17)《明熹宗实录》卷27，京都：中文出版社景印黄彰健校勘本，1984年（以下凡引《明实录》、《崇祯长编》和《崇祯实录》等，均为此版本），第24页。
(18)参见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第582-622页；《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第913-925页；Simo Coelho，“Couzas principaes，”BA，JA，49-V-8，f1.404v.
(19)梁廷栋：《神器无敌疏》，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明末刊本，第85-86页。
(20)参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BA，JA，49-V-8，fls.404v-405.
(21)参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BA，JA，49-V-8，fls.402v-405.
(22)陆若汉以身为神职人员拒绝受薪，故未略《大事记》说其他成员的人数和议定待遇为：1名统领年支银150两，另有伙食费每月15两；4名铳师每位年薪100两，另加伙食费每月10两；2名通事每位年薪80两，外加伙食费每月6两；13名傔伴年薪40两，另加伙食费每月3两。参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BA，JA，49-V-8，fl.405v.唯此处人数与实际派遣之数不一。
(23)括号中的西文名字乃依据故未略《大事记》所加，但有的中文译名未出现在葡文文献中。陆若汉：《贡铳效忠疏》，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第90-91页；Coelho，“Couzas principaes，”JA，49-V-8，fls.406-406v.
(24)《崇祯长编》卷58，第6页；此人葡文名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JA，49-V-8，fl.406v.
(25)《崇祯长编》卷58，第6页。
(26)韩霖云：“本澳公举公沙及伯多禄、金荅、鲁未略等四人，并工匠、傔伴等三十二人。”《守圉全书》卷1，第94页。
(27)Daniello Bartoli，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La Cina, Roma: Nella Stamperia del Varese, 1663，p.716.参见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国之史料》。
(28)方豪：《李之藻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63-164页。
(29)委黎多：《报效始末疏》，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第89页。
(30)此据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52，251，246.
(31)陆若汉称其“自本国航海，偕妻孥住墺，已二十余载”，韩霖则称他携眷住澳“已三十余年”。知公沙约在1610年以前来到澳门，又因来时已有妻儿，年龄或在20岁以上，故公沙接受此项任务之时年龄在50岁左右。参见韩霖：《守圉全书》卷1，第94页；卷3之1，第91页。
(32)Coelho，“Couzas principaes，”BA，JA，49-V-8，fl.406.
(33)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第95页。
(34)Coelho，“Couzas principaes，”JA，49-V-8，fl.406v.
(35)参见Cooper，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pp.20，23，33-34，37，69，108，110，200，247-268.
(36)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第91页。
(37)汤开建、刘小珊：《明末耶稣会著名翻译陆若汉在华活动考述》，第25-48页。
(38)C. R. Boxer, "Notes on Early European Military Influence in Japan (1543-1853),"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Second Series vol. 8 (1931), pp.67-93.
(39)参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BA，JA，49-V-8，fl.402v；汤开建、刘小珊：《明末耶稣会著名翻译陆若汉在华活动考述》，第39页。
(40)此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BA，JA，49-V-8，fl.406.
(41)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p.198, note 4.
(42)天启三年抵京的有“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西满·故未略应即该名通事。参见Gouvea, Asia Extrema，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第77-78页；《明熹宗实录》卷33，第13页。
(43)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第177页。
(44)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Tome I, pp.198-200.
(45)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73, p.69.
(46)Coelho, "Couzas principaes," BA, JA, 49-V-8, fl. 406.
(47)《崇祯长编》卷33，第28页。
(48)Coelho, "Couzas principaes," BA, JA, 49-V-8, fl. 406v.参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Macau: Direco dos Servios de Educao e Cultura, 1982, p.48.
(49)Manuel A. Ribeiro Rodrigues, 400 Anos de Organizao e Uniformes Militares em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9, pp.177-178;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pp.46-47.
(50)Coelho, "Couzas principaes," BA, JA, 49-V-8, fl. 406v.
(51)1628年12月11日至1629年10月18日。班安德关于此次巡视的报告，见BA，JA，49-V-6，fls.523-553v；另一抄本见BA，JA，49-V-8，fls.507-536.
(52)Coelho，“Couzas principaes，”BA，JA，49-V-8，fl.406v.但班安德记载的出发日期为12月11日，16日抵达广州，见André Palmeiro，Macao，8 de Janeiro de 1630，BA，JA，49-V-6，fl.524v.
(53)Coelho，“Couzas principaes，”BA，JA，49-V-8，fls.406v-407v.当时有很多福建商人在澳门贸易。
(54)委黎多：《报效始末疏》、陆若汉：《贡铳效忠疏》，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第90-92页；André Palmeiro，Macao，8 de Janeiro de 1630，in BA，JA，49-v-6，fl.526v.
(55)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53.高应登后因“解铳违误”拟杖。参见颜俊彦：《盟水斋存牍》（序刊于崇祯五年），杨育棠等标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56)梁廷栋：《神器无敌疏》，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第86页。
(57)此见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51，其中有云：“皇帝在满人入侵之前，就派了一位名为Paulo Hsü的官员来澳门引导我们入京……在我们抵达Chinchin之前就与此人碰头。”唯文中将孙学诗(Paulo Sun)误书成教名相同的徐光启，并将夏镇（Chiachin，在今山东微山县，是古代漕运船舶重要的停靠码头）误拼成Chinchin。
(58)参见《明光宗实录》卷5，第8页。《明熹宗实录》卷8，第11页；卷17，第18页；卷69，第7页。韩霖：《守圉全书》卷1，第95页；卷3之1，第83页。
(59)韩霖：《守圉全书》卷1，第94-95页；卷3之1，第85、107页；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50-253.
(60)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1-232页。
(61)韩云：《催护西洋火器揭》，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第83-84页。
(62)韩云：《催护西洋火器揭》，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第84页。
(63)关于“己巳之变”，参见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3-293页。
(64)陆若汉：《贡铳效忠疏》，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第93页；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25，251.但Cooper将漕运必经的济宁误作济南。
(65)《徐光启集》卷6，王重民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69-271页。
(66)《崇祯实录》卷2，第14页。
(67)《徐光启集》卷6，第272-275页。
(68)不知此人是否即郭士奇，因他稍后乃以“兵部札委监督西洋人等职方司（添设）郎中”之衔，专责处理与澳门铳师相关事宜。尤其，郭士奇见于徐光启向朝廷所举荐知兵人士的名单当中，而这些人近半曾受洗（如孙元化、王征、金声）。参见《徐光启集》，第292-293、314-317页；《明清史料》丁编第4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景印再版，第312页；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92-94、145、323-332页。
(69)此见兵部尚书申用懋：《夷炮已到乞敕开门验放事》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1-362页。
(70)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49.
(71)陆若汉：《贡铳效忠疏》、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第92-93、107页；《徐光启集》卷6《控陈迎铳事宜疏》，第279页；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4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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