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笔者研究生毕业论文:《抗美援朝心理战研究》
导读
杜平:“美军“有些宣传很注意抓住你的心理”,至少表面上“真的很体贴你,很爱护你,很尊重你的人格,很诚恳。”
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心理战专著,笔者已译出(图注)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纪录片,9碟装,本人在手(图注)
我国关于抗美援朝敌军工作的原始资料(图注)
美国心理战专家斯蒂温·E·皮兹所指出:“抛撒传单、无线电广播和新闻宣传,以及用飞机和车辆上的喇叭广播,这些是朝鲜战争中主要的心理战活动。”([美]斯蒂温·E·皮兹著、蒋杰等译:《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北京:总政联络部,200年,第329页)传单、广播、喇叭,构成了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心理战的主要载体。
一、传单
美军心战传单(图注)
传单具有很多优点,如内容简洁、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携带方便、便于隐藏;抗干扰性强等,在朝鲜战争心理战场占有重要地位。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投放传单超过20亿份(其中对志愿军抛撒6000多万份),是其“使用最多的心战工具”(【台】许如亨:《解构另类战争——心理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册,台北:翔威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228页)。
据中方史料记载,志愿军某团9连14个政治工作者曾搜集烧毁3500多份美军传单(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审编小组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553页)。美军在志愿军一个连级单位阵地上投放的传单密度就这么大,其传单心理战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美军将传单分为三种,即指示类传单、信息类传单和劝导类传单。
所谓指示类传单,顾名思义,就是对目标受众发出指示的传单。譬如,当美军要轰炸某地时,往往利用传单对该地区居民发出警告,让他们在美军采取行动前离开其住所或工厂。这种心理战比较容易产生效果:当居民们离开后,发现刚才所待的地方一片火海,多少会对美军生出感激之情,而且很容易接受美军下一次的传单指示,并采取相应行动。
信息类传单则将“真相”告知目标受众。在战场上,不管是出于打发时间还是获取“真相”的目的,信息都成为军人精神上的必需品。不过,在战场上要及时而全面地获取信息非常困难,信息类传单就显得很有必要。美军一方面认为此类传单“必须要在不带明显宣传痕迹的条件下登载目标受众感兴趣的新闻”(《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第40页),另一方面非常注重“及时性”。例言之,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消息,志愿军前线部队居然是通过美军的信息类传单得知的。根据心理学上的“优先律”,这就会使志愿军官兵有可能倾向于吸取并接受对方传播的信息。
劝导类传单试图说服目标受众采取某个行动或改变主意,最终达到“劝降”目的。比如,美军曾将志愿军变节分子赵希庭的劝降信制作成劝导类传单,附以赵的亲笔签名,然后投送到赵的老部队第195师585团(杨旭华、郝玉庆:《第四种战争:中外心理战评说》,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46页)。
美军炫耀武力的传单(图注)
美军用于投放传单的工具主要是飞机和大炮。
用飞机投放传单有一个发展过程。战争初期,成包的传单是在飞机中打开,然后由飞机上的工作人员扔下飞机。不难想见,因为高空风大,不少传单被吹回了机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军想出一个办法,即利用雷管在一定高度爆炸,使传单包打开并抛撒。对此,专门执行心理战任务的飞行员比尔·克洛普回忆道:“传单是打成包的,尺寸大概是15×12×9英寸,包在棕色牛皮纸里用细绳扎起来。在绳结里捆上一个装有一英尺长引信的雷管。在引信的最后是一个点火器,拉一下栓就点着了。我们在6,000英尺到8,000英尺的高度投下传单,雷管要在大约2,000英尺的高度炸开传单包散出传单。” (《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第55-56页)
为安全起见,美军决定增加飞行高度,将包裹传单的“牛皮纸”换成集束炸弹架或空烟雾弹,一般在15000至25000英尺的高度投下。延时分离炸药在离地1000至2000英尺的高度爆炸,传单从弹壳中撒出,散落到目标区域。
与飞机相比,用大炮发射传单有优有劣:缺点是只能在战术范围内使用,且投送数量不足,如105mm榴弹炮1枚炮弹只能填装400张4×5英寸的传单,仅为M16—A1型集束炸弹架的约1/131(《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第32页);优点是不像飞机那样,需要看天气的脸色,而且对战役战斗的支持效果直接而明显。
美军利用飞机抛洒传单(图注)
美军在传单的设计上非常讲究,强调“适当”,即“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向适当的人传递适当的信息和做出适当的建议。”(《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第33页)
以美方较为成功的“安全通行证”(指示类传单)为例,首先,它不印成“投降证”,以免刺激对方的自尊心;其次,它盖有联军总部和总司令李奇微的签章,这又充分考虑到了中朝军人对“签章”的信任感;再次,安全通行证的一面绘有投降路线图,另一面则印成纸币,以方便对方藏在钱夹中,躲避其军官搜查。
美军散发的通行证(图注)
还有的传单制作成“半传单半实用工具”,如漫画、信纸、象棋盘、日历、卷烟纸、玻璃纸防雨袋等。志愿军阵地在朝鲜战争中收到的美军传单有118种之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543页),此类“变种传单”迷惑性极大。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指出,“如果拣到了,使你感到虽然是传单还可以当文具,吸引你收起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712页)。志愿军由于后勤物资供应不足,的确出现了有些官兵用美军传单订写字本、做卷烟纸、做帽垫、糊信封、糊防空洞、包装药品、寄回国内,甚至藏匿保存和进行传播的现象(《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550-553页)。
二、广播
美军利用女播音员进行心战广播(图注)
与文字心理战相比,声音心理战有其特殊优势:一方面,传单往往遭到对方清理和收缴,而从收音机或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则是对方难以清缴的;另一方面,声音心理战不会耽误对方正常作业,可以一边做其它事一边听。
志愿军参战后,“联合国军司令部之音”每天用朝鲜语和汉语播报90分钟的新闻及述评,之后重播一次。该电台还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第90-91页):
美军广播心理战“四项基本原则”
1.给听众充裕的时间收听,这意味着广播必须有足够的长度,而且要定期按时广播;
2.传递信息要简洁,这样即使是私下收听者也能听完全部内容;
3.允许重复播放,但要避免单调;
4.采用听众感兴趣的材料。
美军发现,用女性和降兵充当播音员,对中国人最有吸引力。为美方工作的女性播音员往往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或朝鲜人,她们的播音方式不是“开门见山”,而是“循循善诱”:开始往往称自己是“被迫来作宣传的”,还伪装很进步,边哭边诉她如何受压迫,志愿军如何光荣,如何英勇,这样既可引人倾听,又利用志愿军的同情心避免遭受炮击,然后才慢慢转到反动宣传上去,称联合国军优待俘虏等。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认为,美军“有些宣传很注意抓住你的心理”,至少表面上“真的很体贴你,很爱护你,很尊重你的人格,很诚恳”(《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712页)。
美军的心战传单(图注)
美方的广播心理战也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美国军内和军外广播协调差,造成宣传口径不统一。当时,作为军外媒体,设在纽约的“美国之音”信息非常灵敏,反应也很快,在确认志愿军参战后,很快进行了报道。但是,设在东京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之音”反应则谨慎或迟钝,刚开始很少直接提及中国,而喜欢使用“一支新到军队”,11月7日又称“外国共产党”,11月12日才明确参战者是中国人。美军战后进行总结时,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之音”与军内其它机构协调良好,但与军外机构之间运作关系很差,结果“人们收到混杂信息时会感觉迷惑,发送者的可信度也受损,这在心理战中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第89-90页)
二是广播稿书面语言重,口语使用不多,难以打动听众。按照美方自己的话来说:“节目的风格太文学化,生硬,太正式,听起来象是书面语。极为经常的是,文稿的写作者使用了不能顺畅地被翻译成汉语的西方俚语……文字上用的不是日常所用的汉语。”(《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第92页)
三是有些播音员照本念稿,影响了心战效果。部分播音员播音时,不是自发和自然地表达。听众尽管看不到其模样,却能感觉他们在念稿子,这直接影响了美军广播心理战的效果。连美军自己也认为:“他们听起来象在进行干巴巴的演说,这会很快就让中国听众厌烦。”(《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第92页)
美国人眼中的志愿军形象(图注)
三、喇叭
美军喇叭(图注)
同为声音心理战,喇叭和无线电广播最大的区别是适用范围。无线电广播的覆盖范围广,而喇叭(即使是大功率的喇叭)常常被限制在战斗前沿40英里以内,作战术性运用。
除了用于战场喊话,美军喇叭还常播放两类音乐,一是乡愁音乐,以勾起志愿军官兵对故乡和故乡亲人的怀念,从而动摇其作战决心与意志;二是恐怖音乐,美军企图用“阴森森的声音,借助东方迷信以引起敌人的恐惧”(《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第93页)。
喇叭心理战主要依赖三种载体,即飞机、吉普车和坦克。其中,吉普车由于缺乏防护设备,易遭攻击,效用不如坦克;坦克虽有装甲保护,但受到地形限制,效用又不如飞机。
美军心理战工作者迪克休斯(中尉)详细描述了在飞机上使用广播的情况:“当中共军队和北朝鲜人民军与南朝鲜军队对峙的时候,我们首先给中共军队和北朝鲜军队扔下了投降通行证,然后就尽可能低地在他们的上空盘旋,并通过喇叭劝说他们捡起通行证投降。麦克风里讲话的人是金保罗——来自香港的一名中国商人,战争开始时他正在汉城经商,然后留下来帮助联合国军工作。我们将离开那个地区,而战斗机将进来丢下汽油弹之类的东西。然后他们离开,我们再回到敌人的上空,那么保罗又可以再次劝说中共和北朝鲜军人拿着通行证来投降,否则就让他们遭受同样的对待。”(《朝鲜战争中的心理战》,第97页)
志愿军在墙上留下的英语(图注)
志愿军没有制空权,并且规定不准对空中的敌战机进行射击(对高空飞机不仅无效,反而会暴露自己,遭到轰炸)。然而,美军用于心理战的喊话飞机不同,它一缺乏攻击武器,二必须飞得很低,往往离地面只有300至400英尺,有时甚至在“联合国军阵地周围敌军占领的山头以下的高度”。因此,这类飞机经常遭到志愿军射击,机身被打穿,机组人员伤亡。
同时,志愿军还常在山谷间拉起钢索,不必浪费子弹就可毁坏这类低飞的喊话飞机。美方资料显示,有几架C-47飞机就是这样被毁掉的。因此,美方喊话飞机每次归来,或者“机身总带着若干窟窿”,或者“一去不回”。(《第四种战争:中外心理战评说》,第343页)
后来,美军进行了改进,使喊话飞机保持在8000英尺的高度,其喇叭喊话仍能传到地面。尽管如此,空播仍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正如台湾心理战专家许如亨所说:“不管如何去改善,空中喊话作业始终无法克服噪音干扰(指飞机引擎发出的噪音 笔者注)及安全顾虑的问题……”(《解构另类战争——心理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册,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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