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透视广州青少年足球：百花齐放下的阴霾|163

本视频为纪录片《绿茵羊城——广州草根足球纪实》的预告片，旨在展现广州热忱的足球文化以及草根足球的火爆氛围；而青少年足球既是草根足球中的重要一环，更承载着职业体育的希冀。

文字部分将呈现广州青少年足球的收获与困境。

文丨尤方明

视频丨余智龙

图片丨艾少军

编辑丨王子睿

排版丨胡馨文

《绿茵羊城——广州草根足球纪实》预告片

导读：乐山孝志是中超第一个日本外援。2013年退役后，他在深圳办起了青少年足球学校。他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很羡慕中国，能够用政府的力量去发展足球这项运动；但是作为一个商人，我觉得这是以本伤人，是不公平的竞争。”

踢了三年中后卫，10岁的儿子突然改打门将，王江鸿一度疑惑。

“当时来这里的小孩七成都说要打前锋，我儿子身材稍微高点就开始打后卫，现在咋还跑去守门了呢？”王江鸿找到作出决定的赵之华教练。尽管后者持有亚足联C级教练证书，但作为父亲的王江鸿表达了抗拒之情。

教练让他观察两周。随着儿子在第四届广东省民间青少年足球联赛（以下简称“民超”）上的亮眼发挥，王江鸿渐消疑虑：“要相信教练的专业。”

教练的专业性是彭伟国在2012年创立的广州岁月明星俱乐部（以下简称“岁月明星”）赖以标榜之处。这位广州的城市足球英雄介绍道：“我们俱乐部的教练全部都有至少D级教练员证，我尽量让以前老太阳神队退役的师兄弟做教练，他们都有职业联赛的经验。”

今年1月22日，由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和网易体育共同主办的《星火指南》全国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评选(2017)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岁月明星获评一星级俱乐部，被认定为“具备一定的规模与水准，拥有专业的培训能力，能帮助青少年培养良好的运动兴趣与习惯”。彭伟国成为仅有的三位“明星导师”中的一员。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足球城广州便以包括校园足球、业余体校与预备梯队在内的“三级青训体系”闻名，而近年来，逐渐兴起的社会足球机构也跻身于青训版图之中。

2018年1月31日，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在中国足球协会青训中心授牌仪式上发表讲话，要求建立健全“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省市体育局青训体系、城市青训体系、体教结合校园青训体系、社会俱乐部青训体系”五大青训体系。社会俱乐部第一次在能官方意义上和传统体制内的几大青训机构平起平坐。

广州足球五级青训体系制图：艾少军

广州在上述青训体系的建设中，都走在了全国前列，如以“岁月明星”为代表的社会俱乐部以及富力足球俱乐部着力推进的校园足球计划。不过，“领头羊”们也有自己的烦恼。

彭伟国的进与退

在彭伟国之前，已有古广明、赵达裕等广州足球名宿投身其中，开办了自己冠名的足球学校。早在2012年，广州市足协已将这两家社会俱乐部纳入市足球青训体系。

广州走在了全中国的前头。这对城市来说，是彰显足球文化的表现。而对热爱足球的家长而言，是多了份选择。

王江鸿告诉我们，三年前他送孩子来岁月明星，“是冲着国仔的名气。当年看广州队，谁都知道太阳神10号。现在他来带孩子，我们放心。”

4月21日，记者造访了岁月明星位于芳村的“踢客”足球训练基地。这一天的训练从10点开始，12点结束。俱乐部一周三练，除了周末两天的这个时段，还有周五17点到19点的一次夜场。

赵之华和在场的其余三名教练分工明确：一位带U10梯队，一位带U11梯队，一位带守门员，而赵之华负责特训。

无论年龄长幼，孩子们的基本功练习内容大同小异，包含最基础的绕杆带球以及短传接龙。而在分组对抗阶段，U11的孩子们被施以更严格的指令：防守队员需要逼抢到脚，而进攻方则要在高压之下完成出球。

陈永聪教练用粤语高声提醒球员：“接球后一敲一拨，抬头看开放区域，然后加速走，献出位置给你的队友，中间不要有间隙！”尽管陈教练始终在以高分贝的嗓音指导小学员们，但两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内，没有一句脏话。

四位孩子被单独拉出来接受头球解围的特训。作为俱乐部U11梯队的后防中坚，他们被赵之华委以重任。期间，一位分心的小球员受到了惩罚，赵之华拿哨子的引绳在他背上轻抽了三下。小球员的家长笑道：“赵教练可是个好人，这是小孩受过最重的惩罚了。”

岁月明星青训现场摄影：艾少军

两支梯队的战绩不算好。在“民超”联赛里，U10梯队在八支队伍里排名第七，U11梯队则位列第四。但家长们没有什么怨言。

一位身穿埃弗顿球衣的家长告诉记者：“我家孩子原来在海珠那边练，教练都选一些身材高大的小孩进队，比赛是一直赢，但教练对我小孩都是不管不顾的。到这里之后，教练基本功教的很仔细，小孩也能打上比赛了。”他身旁的家长穿着巴萨球衣，听到对话也探过头来：“我家孩子比较迟才过来，水平也不高，踢替补。但是教练也会给机会，有的比赛落后了还让他上。”

“不少青训机构太过于急功近利。像我们出去比赛，同年龄段的对手往往比我们高出半个头，而且他们就是大脚往禁区踢，这样的青训，你们觉得有意义么？”以大打小的丑闻随着骨龄测试的成熟逐渐退出了青少年赛事的历史舞台，而以高打矮的做法不违背足球运动的本质，只是在赵之华看来违背了青训的初衷，在接受网易体育媒体人成金朝的访问时，他说道：“胜负的确重要，但不能因为胜负而把足球最纯粹的东西丢掉，只要练好基本功，这些小朋友以后才有可能成才。”

是日的球场格外热闹，往常这两支梯队是分开训练的。球员家长对记者说：“U11的训练以前一直在培英中学搞，只是今天学校有活动，只能过来。”2017年11月18日，岁月明星足球俱乐部与广州市培英中学签订了青训合作协议，这也是俱乐部诸多合作学校中的一所。

彭伟国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曾提到：“我们搞青训的路线很明确，一开始就先用‘校园足球训练营’的模式去和学校合作，先从普及和兴趣培养做起，慢慢再选拔有天分的孩子进行精英培训。”

4月21日的这堂训练课可以被视为精英培训。参与的孩子们每月需缴纳300元，总计训练12次，能够得到代表岁月明星出战各年龄段赛事的机会。俱乐部另外设有兴趣班，收费则为70元—90元一节课。赵之华告诉我们，目前俱乐部的直接付费学员约为300人，由于还有部分学校与俱乐部向岁月明星购买服务，大概有1100名孩子正在接受岁月明星所提供的足球培训。

岁月明星青训剪影摄影：艾少军

从长远来看，俱乐部的经费来源主要在于输送球员所得到的转会费。2016年，岁月明星与佛山无影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达成合作，该俱乐部成为岁月明星在佛山的分部。随后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支付了140万元，引进了俱乐部的四名球员。按照比例，岁月明星拿到了一定的培训费用。

当然，青训苗子成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岁月明星眼下面临着一定的资金难题。

“入不敷出。”彭伟国谈到这个问题表情非常严肃：“我们现在十几个教练员都是依靠收取学员的培训费去支撑工资，目前还没得到政府的支持或者是企业的赞助，目前来说，这样下去对于俱乐部还是比较困难的。”

彭伟国没有亏待教练。他在退役后投身商界，借此累积了一笔积蓄回归足球圈。黄铭坚在加入岁月明星之前也在做青训教练，一个月领着1500元的工资：“连洗厕所的都不如。”现在他的月薪翻了六番。自媒体“肆客足球”曾对此做出评价：‘足球人’彭伟国解决了教练们的收入问题。但谁来解决‘商人’彭伟国的收入问题呢？

租用场地的费用是俱乐部另一块支出的大头。在周中训练的时间段，散客租用踢客足球乐园的费用为每2小时700元，而周末的收费标准则为每2小时400元。负责人告诉我们，社会足球机构需要缴纳1.5至2倍的金额才能拿下训练场。

青训场地摄影：艾少军

在广州，岁月明星有三块训练场地。单靠微薄的培训费收入去承担这笔不菲的租场费，成金朝认为太过紧张。

“市场就是这样。你定价高了，人家会选择其他机构。包括有一些政府的机构，他们收费比我们更低。对于民间的青训机构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彭伟国口中的压力，他的同行们也感同身受。

乐山孝志是中超第一个日本外援。2013年退役后，他在深圳办起了青少年足球学校。他的好朋友——《信息时报》记者邹甜告诉我们，广州富力队一度邀请他担任俱乐部的青训教头，但是邀约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国家给广州的几所足球传统校拨了款，使得孩子们去到富力进驻校园的梯队不用缴一分钱。他告诉邹甜：“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很羡慕中国，能够用政府的力量去发展足球这项运动；但是作为一个商人，我觉得这是以本伤人，是不公平的竞争。”

王江鸿充分理解商人们的感受：“国家说要扶持足球，你就得先把场地给解决了，给这些好好搞的俱乐部几块足球场。不然一个月几万块的租场费，才收我们这么点钱，不是热爱足球的人怎么能坚持下来？”他甚至建议恒大、富力等企业出资帮助岁月明星：“只有这些职业队才能玩得起青训，烧得起这笔钱。”

出职业球员，还是育人？——校园足球的两难目标

丰臻，《南方都市报》的足球记者，他在参与中国足球报道的十多年时间里始终注视着足球青训的动态。他坚定地认为，一个成熟的青训体系，不应该脱离于学校。他援引西班牙中场大师哈维的话语：“足球就是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运动，如果你不明白足球场上所发生的一切，那么你就无法踢球。”

丰臻坚定地认为，一个成熟的青训体系，不应该脱离于学校

丰臻意在说明，足球不是一个纯粹依靠身体素质的足球运动，它需要球员在场上动脑。而一个健康的培育环境，对于孩子们学会用脑踢球至关重要，“当下，只有学校能完成这个任务。”

2009年，中国足坛在经历扫赌打黑的风波后决意重振旗鼓，发展校园足球被摆到了台面上。但体育人发现，校园这道坎，迈不进去。

韩涛，曾经是中国健力宝青年队的成员。25年前，他所在的这支球队曾远渡重洋，去到“足球王国”巴西接受青训锻炼，传为一段佳话。退役后，他去往重庆足协，担任技术部官员，负责管理校园足球。

回忆起2009年刚起步的日子，韩涛直言不堪回首：“那时我们部门只有3个人，每天都捧着重庆市大黄页，照着电话本上面的电话一个个往中小学校的校务处、校长室打去，把我们的方案跟他们讲，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做传销卖保险的，被挂断电话是常有的事，毕竟那时外界对足球的看法比较负面。”

贺华柯出身于广州业余体校。他在2015年发表的记录自己6年青训生涯的万言书曾经为各大媒体转载。文章中对于当年广州市的青少年足球比赛有所概述：“其一是广州市青少年业余体校足球锦标赛，主要由各区的业余体校足球队参加；其二是广州市每三年一度的市运会，一个区只能有一支代表队参与；其三是“市长杯”中小学校园联赛，最后进入前几名的都是在业余体校中训练队员多的学校。”

可以看出，在当年，校园足球只是业余体校的副战场之一。

《足球报》记者王伟在跟踪报道“青少年校园足球万里行”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政府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动刀了，要让教育部门加入进来，接受足球。”

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问世。国务院的这份文件中给出了指标规定：“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现有5000多所基础上，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其中开展女子足球的学校占一定比例。”

足球特色学校展望表数据来源：国务院办公厅和教育部

成金朝直言：“教育部门感受到了自上而下的压力。”一场由教育部门牵头，财政部门拨款，体育部门负责提供师资、专业培训等技术性支持的校园足球改革运动应运而生。

作为足球特区，广州的校园足球推广工作在三年以来成绩斐然。当下，全市共有559所市级校园足球推广学校、95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个省级校园足球试点县（区）以及1个国家级校园足球试点县（区）。

足球特色学校指标表数据来源：教育部

广州富力俱乐部在这段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俱乐部三线并行的青训体系中，植根于校园的日式青训体系是其特色所在。丰臻一再倡导，中国应该走日本的老路子：“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身体素质、文化思想、还有社会性格上都差不多，可以说他们是我们最好的镜子。他们已经有了一套很好的教育跟足球相结合的青训体系了。我们能不能直接先复制他们的做法？尤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上广地区。”

日本人强调体教结合与搭建校园足球竞赛体系的重要性，富力俱乐部深以为然。虽然富力同样开设有足球学校，但俱乐部副董事长黄盛华认为这并不是最适合孩子们的模式。他说道：“足校的环境相对封闭，‘走训’是符合国际潮流的青训模式内容,低龄孩子必须回归家庭。”

2016年起，富力青训技术总监——日本人喜熨斗胜史开始着手这场宏大的复刻。在富力的帮助下，历经选拔的精英球员能够去往各片区的青少年发展计划合作学校进行学习；而日本教头则带着中国助手亲自驻扎进合作学校，执教其校队。

最早与富力开展合作的广州第八十九中学尝到了甜头。在2017年的广州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男子U13组的半决赛上，他们一举击败了足球名校广州五中，挺进决赛，使得五中一家独大的局面成为了历史。

此外，富力自2015年起冠名广州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以下简称“富力杯”），迄今已连续开办了四届。

中山大学足球队队长陈思捷从广州市业余体校体系中走出，他认为富力杯带动了更多的孩子们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以前只有一个初中组，不管你是初一也好还是初三也好，都是打初中组。那现在分开了，现在初中有个U13和U15，就等于说初一初二的学生他有一个比赛，初二初三的同学又有一个比赛，这下更多的同学们都能深入的去参加到这样的比赛。”

现中山大学足球队队长陈思捷接受笔者采访

2015-2016赛季的“富力杯”共设有小学男子U10组、小学男子U12甲组、小学男子U12乙组、小学女子组、初中女子组、初中男子U13组、初中男子U15甲组、初中男子U15乙组、高中女子组、高中男子甲组、高中男子乙组、中职女子组、中职男子组共13个组别；次年虽有削减，但仍保持了10个组别。

2016-2017赛季，“富力杯”共分为区级预赛和市级联赛两个阶段进行。区级预赛从2016年9月至11月进行，全市共有11个区、1200多所学校、1222支球队、2万多名学生参加，比赛超过3000场；市级联赛从2016年12月至2017年5月27日进行，共有164所学校、206支球队、4012名学生、370名领队、教练员参加，共进行了818场比赛，最终决出10个组别的前八名。

目前，“富力杯”在时间跨度、参赛球队数量、参赛球员总人数、总比赛场次方面都达到了全国同级联赛的第一名。

富力杯数据数据来源：富力杯

富力渴望从校园中取材为己用，但这并非易事。在2017年以华南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身份加入广州富力的蔡浩健一度令人眼前一亮，但他实际上是在专业体制下一路走来的。邹甜认为：“竞技体育其实是一个金字塔，能走到金字塔尖的，永远都是少数。校园足球能做到普及，但职业体育最终还是要依靠精英培养。”

踢职业与上学，在中国从来都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贺华柯之所以用一篇万字长文告别自己的体制内生活，就是因为广州U15少年队实行“集中住、集中学、集中训”的“三集中”政策。

2013年11月，当广州足协的“三集中”指令发出后，这位以758分的高分刷新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体育特长生中考成绩新纪录的小球员的职业足球之路就此画上了句号。

陈思捷感叹道：“富力现在做的确实很好，但是因为在大环境、大的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他的青训也很难从校园里出成果。所以有关人士要做的起码是让这个岔路口到来的时间尽量往后延。”

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中，对接着足球与学业的桥梁是特长生制度。而今年2月，记者在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看到了“要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的条款。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教育处处长隆胜军表示，此次政策出台，主要打击的是小学不按片区入学的择校热。

尽管通过“足球高水平运动员”进入大学的渠道仍未被取消，但陈思捷还是对一刀切的做法表示了质疑：“如果说你在小升初、初升高的时候就取消特长生制度，这就是把岔路口给提前了。你可以改变一下他的加分的形式，去加强它的监管，杜绝其中不公平的现象。但直接说废除，我觉得是有点因噎废食。”

陈思捷期待看到一个真正从校园中走出的职业球员，但他也承认：“这需要我们的校园足球水平发展到支撑起职业足球的高度。”

相对于出职业球员的成果，丰臻则更看重校园足球建设的过程：“我希望学生能更完整地接受文化课的教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他有足球的特长，他就去发展足球。这是顺其自然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踢球的孩子要走一条特殊的道路。”

2017年，他在武汉对其城市足球发展进行采访调研的过程中，新合村小学的校长侯琳的一番话让他颇有感触：“我们搞校园足球的目的不是培养足球运动员，而是育人。通过足球，培养孩子们健全的人格、团队意识和拼搏精神。”

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不抱着培养出球员的心态，使得这座建于1966年的足球特色学校走出了37名国字号足球运动员。“拔苗不会助长，水到总会渠成。”

青训现场摄影：艾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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