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天无绝人之路，杜甫最后竟然从长安城逃了出来，而且顺利地在灵武见到了肃宗，他那“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样子，深深地感动了唐肃宗，于是，唐肃宗封他当了左拾遗。虽然说官不大，但是，可以常常见到皇上，所以，杜甫已经是感激涕零了，他觉得，自己那远大的理想就要达成了，他可以继承先人那“奉儒守官”的思想，为国为民，做一些事情了。

只可惜，杜甫却并不知道，在叛军手里逃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皇帝身边做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当时身为宰相的房琯只知道纸上谈兵，不切实际，和叛军作战，竟然采用古时候的战阵，结果大败而归，肃宗问罪的时候，杜甫因为替房琯求情而得罪了肃宗，很快遭到了贬谪。

那时候，他在华州等地待了一段时间，那些地方正是遭到安史之乱破坏最严重的地方，杜甫将自己亲眼所见的场景，用诗歌记录下来，这便是不朽的“三吏”、“三别”。在那段时间中，杜甫杂身在难民之中，经历了千辛万苦，漂泊天涯，他笔下所写的，都是他眼前所见的，他听说了普通的劳动者为了国家的安危而在新婚之夜慷慨从军，虽然依依不舍，却依然深明大义，于是将那故事写成了《新婚别》。

但是，他也看见了官吏为了征兵，对老百姓百般逼迫，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连老妇人都不放过，于是便写下了《石壕吏》。总而言之，“三吏”、“三别”道尽了百姓受到战乱和官吏的双重迫害，同时也反映了杜甫心忧天下的赤子情怀。

“三吏”、“三别”属于乐府诗，在唐朝的时候，一般人写乐府诗的时候，都会依照乐府古题来作诗，所写的内容题材，也和乐府古题的要求相一致，比如大诗人李白，他那著名的《蜀道难》，其实就是乐府古题，而且，他所写的内容，也和古题的要求一致，都是反映蜀道之艰险的。

虽然也有人拓展了视野，并没有按照乐府古题的要求来作诗，而是“旧瓶装新酒”，有所发挥创造，用的是原来的题目，写的却是自己心中想写的内容，可是，毕竟受到了题目的限制，发挥不开啊。就好像高适一样，他的《燕歌行》，虽然主要写的是战争的场景，但是多多少少也还是夹杂了一些对思妇的描写。

可是，杜甫就不一样了，他在写乐府诗的时候，往往自拟题目，自创新调，显得天马行空，任意纵横，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三吏”、“三别”之外，《兵车行》、《丽人行》等，也属于他自创的乐府诗。真的可以说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中唐时期元稹和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是自拟新题，应该说，他们的确是受到了杜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