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前，一位台湾学者在香港讲座时问台下听众最早的启蒙歌曲是什么，一位听众回答是《我的祖国》，然后，全场合唱“一条大河波浪宽”…… 60年前的老歌，此时此刻不仅是在传唱，也是在上课。

当所谓“民国热”出现时，有人提出文化教育的“民国范儿”概念。然而，当历史的阳光照进来时，这种“美好”如泡沫般蒸发了。1923年，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与高等教育基本是“绝缘”的，有“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据此推算，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直到抗战前夕情况依旧，以于当时有报纸称“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在这种“民国范儿”的教育样板下，是新中国成立前高达80%的文盲率。

本月25日，北京日报一篇“没有闲散的人，基本上都被发动起来了”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同一时期中央苏区“文化扶贫”的另一种景象：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当时，上至80岁老者，下至3岁小孩，均积极地学习文化知识，毛泽东同志通过调查指出，“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指出：“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

历史，就是这样在以自己的方式给我们上课：十四年抗战岁月里，共产党人拖住了60%的日军和95%的伪军力量；一句响彻云天的“到延安去”，激励汇聚了4万多名来自四面八方、大多家境殷实、教育良好的热血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延安访问了八天，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叹，1944年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他的报告中称“我们在延安的美国人看到了新中国正在诞生”，并给毛泽东写信说“你所领导的人们是中国的希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于各种选择性“虚无”与“赞美”的喧嚣中，让我们静下心，听，历史给我们上课，这是“最好的清醒剂”。

文/崔子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