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旧作：中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历史评价

何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历史评价

　　【方堃导读】

本文最早以《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历史评价——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为题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90.6.7.）和《科学社会主义》杂志（1990年第7期）；《人民日报》（1990.9.24.）摘编转载。前两个报、刊发表时也分别略有增删，此次录入时完全依据这两个发表稿作了整合，故比收入《东方的复兴》第1卷的更完整。

虽然已过去26年，这篇文章仍然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对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最精辟的学术论证；也是对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最令人信服的回答。

据网友揭露，一位曾在中央政治局讲过课的北大教授在他2015年8月出版的一本讲稿里，用近2000字详细引述本文的原创观点，并根据何文的提示补充了个别具体数据，但省略了逻辑论证和有关中国方面的论述（参见本文附录）。遗憾的是，作者没有注明观点的出处和原创者，倒是在其著作《前言》里反复声明：“我会阐述我自己的观点，其中很多会和一般的教科书不同，也和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很不同”“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体会……这是我的体系”。（对何新的学术观点保持“静默”，或只袭用而不注明，已成为近20多年来学界的一大“行规”。更有甚者是全文抄袭，比如新世纪初，东北某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把何新发表于1970年代末的一篇哲学论文全文照抄充当学位论文，还得了优秀奖，并堂而皇之地把论文挂在学校官网上）

1990年，中国尚未走出年前风波的阴影，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土崩瓦解；西方资本主义则“凯歌”阵阵，“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何去何从？自然也是唇亡齿寒、风声鹤唳。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是过时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历史的错误，中国要进步要发达，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抛弃社会主义，拥抱资本主义。“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否出自一种历史的误会？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优越性？……这些问题，困扰着当今的许多人们，摧毁着许多人的信念。”“要政治真正稳定，首先要稳定人们的思想。而若不能对以上问题，做出令人信服——即理性和客观的回答，就不能真正稳定人们的思想。”何新的这篇文章，超越了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陈旧意识形态说教，紧紧抓住中国作为落后农业国家面临的快速工业化的迫切历史主题，深刻揭示出社会主义绝不是出自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偏好，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合理性，它是对德国、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一种借鉴和强化，是落后农业国实现快速工业化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其他没有选择类似于这条工业化道路的落后国家，大多跌倒在工业化的门槛上，或长期陷入贫困、动乱的泥潭里不能自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本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方向和替代方案提出来的，而实际“存在于20世纪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国有制的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爱国主义，有效地从1840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面临瓜分和亡国危机的“一盘散沙”般的中国，解决了建立独立国民经济、保护本国市场、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石破天惊而又颠扑不破的伟大创见！何新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从近代世界上后进国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现代中国的实际意义看，中国在40年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都的确没有错误！”

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其《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何新这篇文章，用中共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奋斗历程及其推进工业化的巨大成就，雄辩地回答了蒋氏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四个问号，昭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所在。当我们明白了社会主义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这样一个根本主题、根本前途具有“高度正相关”的实际效用，那么这个制度，对于工业化远未完成的中国而言，就绝不能轻易地否定、轻易地抛弃。只有理解历史的纵深，才能不被一时貌似强大的潮流所迷惑，才能牢牢把握住真正的时代脉搏。

此后的历史发展，正如何新所预测，中国坚守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始终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与《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也能“整合资源办大事”的“法术”（因而必须充分利用、有效驾驭）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事业的突飞猛进和综合国力的强势崛起，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根本奥秘和经济制度“特色”所在；而轻率地追随了所谓“历史潮流”的前苏联、东欧，却危机不断、江河日下。此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连1980年代末曾经预言历史（人类统治形式）将“终结”于美式自由民主的西方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在近年改口了：“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世界将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历史并未终结,但美国的民主政治已衰败。”

　　【摘要】

●150年了，英雄血淡如水，难道作为“现代人”的我们真的已经如此失落？！失落了我们的英雄谱系。失落了我们的祖辈历史。失落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失落了我们的生存意义。失落了我们的价值、理想和传统。难道我们真的已经“一无所有”了么？

●我们需要新追索。让我们追索这150年中，中国人牺牲奋斗的终极意义。让我们由这种意义中，去把握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的历史洪流。

●这150年来的牺牲奋斗，究竟值得么？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和必要的么？既然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为什么还必须坚持之？而所谓坚持，要坚持的究竟是什么？仅仅依靠从旧的教科书中搬出优越性的教条，回答不了当今的实际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试图消灭阶级和私有制而构想的一种追求理想然而缺乏现实基础的制度。这种观点甚为流行，其实似是而非。

●存在于20世纪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国有制的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那些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空想性的人，所忽视的恰恰是这一点。

●英法和美国两种工业化模式，即通常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适应这种经济制度，而产生所谓“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两大特征。这条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较早，因此常被看作“经典性”或唯一的道路。

●早在19世纪，对于欧亚落后国家来说，英法和美国这两种工业化道路已经走不通。于是历史中出现了又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道路的代表，就是强烈地借助国家干预和政治力量的德国、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

●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英法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乃是形态不同的两种资本主义制度。直到当代，德日两国经济仍鲜明地保留这一特点。其经济在近20年中的迅速腾飞，实际也与这一特点关系密切。

●根据列宁的经典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经济体制。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手段，系通过国家财政政策，通过建立国家银行，也通过直接由国家兴办占有大额股权的国有化、半国有化企业——特别密集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如铁路、通讯等领域。还通过保护贸易政策，以及由国家给予经济支持的一系列发展科技、文化、教育的政策。

●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正如列宁于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多次指出的，对于后来苏联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斯大林模式的苏联这种体制的由来，除受到马恩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列宁的工业化思想指导外，形成这一模式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乃是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多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理论。

●依赖国家力量，主张集中控制和调配有效资源，对外贸易实行保护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以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和倡导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来带动经济迅速起飞的工业化道路，产生了两种模式：一种是19世纪末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另一种，就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

●20世纪初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的俄国，模仿德日模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后，经济亦发展迅速，在二次大战中作为战场主力而战胜德日；在50年代崛起成为当时居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

●布热津斯基在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名著《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承认：“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确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大国。它的大量人口的确从农村流到了城市。一个制度化的由中央全面控制的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了。而苏联经济也一直以比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些重大成就也是不可以否认的。”

●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准备时期和前期，都毫无例外地不得不为经济发展付出巨大的社会和文化代价。比如，英国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劳工和穷人们以及英属殖民地人民，为英帝国的经济发展所承受的巨大社会苦难与牺牲；美国工业化早期直到19世纪中叶仍存在的残酷黑奴制度，开发西部时期对印第安人的血腥灭绝运动；常常被颂扬为民主、人权典范的法国大革命，被许多人崇拜的拿破仑所杀的人，则至少40万以上。

●如果全面比较自17世纪至19世纪的300年间，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所曾付出的种种历史代价，那么苏联与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后的70年和40年中，在同样低的经济起点上，为达到国家现代化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无论就时间和数量看，就都并不算过高。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代爱国主义），有效地从1840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面临瓜分和亡国危机的破碎的中国；解决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对于保护中国民族经济，维护本国市场，发展中国工业，振兴民族精神，显然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制）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势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工人和贫困农民利益的理论，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能避免发生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普遍发生过的那种野蛮剥夺。

●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重视集体伦理的社会原则，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极其有效地集结了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中国由1949年一个已经濒临彻底破产的落后农业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初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经济成就，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大国之列，证明了这一道路的历史性成功。

●无论从近代世界上后进国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现代中国的实际意义看，中国在40年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都的确没有错误！

●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与苏联模式，早自5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具有深刻的不同。自从6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从结构看就比苏联优越。

●中国六十年代后经济结构的主体，是中央计划控制下的国家经济系统，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中。此外，当时中国经济中还开始形成一种能反馈市场调节和人民生活需求信号，以农业为支撑基础的民生经济系统。这种二重混合经济结构，既保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优势，又引入了市场经济灵活反应的优点，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特色和成功之点。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建立在革命前尚未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上。这个社会体制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许多方面，至今仍然是不成熟的，处在发展中的。许多国家历史上的前工业社会中常见的特权制度、任人唯亲的政治风气、官僚主义等等，也不可能在一场革命中被连根清除。

●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远非至善至美或完美无缺。其适应于各种特定的历史情况而建造的各种结构和制度，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而进行改革。

　　导语：新的历史角度反思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牺牲奋斗的终极意义

近年有过一种理论：中国今日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在鸦片战争时代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如果中国人当时向英国殖民者代表的那种“蓝色文明”拱手奉献河山，那么中国今日早已富强如英、美了。

如果此说成立、则鸦片战争又何须纪念？鸦片又有何可禁之理？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反倒是千古罪人。而开门揖盗、拱让主权如琦善者流，倒应该讴歌顶礼为开风气之先的“圣之时者”也！

如果此说成立，不知道印度人民将作何评价。他们从19世纪以来，就前仆后继，不屈不饶，一百年的牺牲奋斗追求摆脱英国殖民地地位的民族独立，曾领导这一独立运动的精神领袖泰戈尔、圣雄甘地，难道也都是印度民族不识时务的“历史罪人”？

这种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运动，也只是20世纪历史中的一大逆流？

如果此说成立，则二十世纪的整个历史潮流又当作如何评价？不久前，世界上最后一块殖民地获得了民族独立。通过20世纪的历史，主流始终是两大浪潮：一是浩浩荡荡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一是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现代化的艰巨努力。难道这种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运动，也只是20世纪历史中的一大逆流？

150年了，英雄血淡如水，难道作为“现代人”的我们真的已经如此失落？！

失落了我们的英雄谱系。失落了我们的祖辈历史。失落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失落了我们的生存意义。失落了我们的价值、理想和传统。难道我们真的已经“一无所有”了么？

不！我们需要新追索。让我们追索这150年中，中国人牺牲奋斗的终极意义。让我们由这种意义中，去把握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的历史洪流。

自从1840年以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经历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动乱。

其间充满了几乎未曾间断的内外战争与革命动荡。经历了皇朝陨落，军阀割据、侵略与反侵略，以及就规模之大和时间之长而言，为世界历史所罕见的国内革命战争。

这一切的最终成果，就是1949年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然而，问题也就由此产生。由于中国今日在一些方面和地区依然贫穷、落后，由于中国依然未能跻身于世界最发达、最富强的国家行列，因此，有人提出了巨大的历史疑问：这150年来的牺牲奋斗，究竟值得么？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和必要的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改革？既然承认其必须改革，为什么还必须坚持之？而所谓坚持，要坚持的究竟是什么？

无可讳言，东欧形势的突变，正是其先行的经济、政治改革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发展结果。但是这种变化，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同样的变化，是否早晚将如某些国内外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次第发生？

这些问题，困扰着当今的许多人们，摧毁着许多人的信念。人们都在问：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否出自一种历史的误会？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优越性？未来世界的发展，究竟是社会主义必然将被资本主义所取代，还是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取代？

这些问题是如此重大。它不仅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而且关系到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未来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

仅仅依靠从旧的教科书中搬出优越性的教条，回答不了当今的实际问题。

因为事实是明显的，人们必然要问：既然如此优越，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现实中却存在那样多的问题？为什么东欧国家要放弃社会主义？

要政治真正稳定，首先要稳定人们的思想。而若不能对以上问题，做出令人信服——即理性和客观的回答，就不能真正稳定人们的思想。

本文，试图从若干新的历史角度，对上述问题给予讨论。

　　1.近代工业化的两种类型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革者，试图消灭阶级和私有制而构想的一种追求理想然而缺乏现实基础的制度。这种观点甚为流行，其实似是而非。

我们注意到，20世纪的社会主义，苏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是一种建立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质是起步于前工业文明的生产力水平。存在于20世纪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国有制的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

那些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空想性的人，所忽视的恰恰是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20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是非空想的，并且的确在现实中曾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功（尽管最近它在东欧遭到失败）。

要深刻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起源，需要简略追溯近代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从近现代世界历史看，一些主要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

第一种工业化的类型，有两种模式。它们是：

1）英、法模式

其特征是：率先发展轻工业。以海外贸易与殖民地掠夺，开辟世界市场，进行“原始”资金积累。继之发展机械制造工业，开发新能源（煤炭、电力、石油），奠定支撑全部产业的重工业基础，实现工业革命。

进而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利用殖民地廉价劳力和原料及市场，掠夺超额利润，达到经济起飞，并保持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

这种模式有四大特征：

（1）依赖殖民地；（2）市场经济；（3）自由贸易；（4）工业发展顺序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

对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经济的依赖，是由于英、法两国本土狭小和市场不足这种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英国早期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赖于海外贸易和掠夺，由此形成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

2）美国模式

美国工业化起步晚于英法，起初缺乏实力竞争殖民地和海外市场。

因此，美国工业化早期，不得不采取内向发展路线，实施以开拓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方针（所谓孤立主义政策）。由于美国国土广大、资源丰富，这一方针获得了成功。

美国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早期主要依靠南部和西部剥夺率极高的、使用黑人奴隶的农业经济。（参看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论美国工业化》）

其最先工业化的13个州，集中在东北部（情况与中国先进工业区密集于东部相似）。美国以此为基础，带动西部和南部的开发，于19世纪末通过能源革命（大规模应用石油和电力）和技术革命，完成了本土工业化。

在国际战略上，美国早期施行“门罗主义”，注重控制周边的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直到二次大战中，才发动对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全面角逐。

所以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经济的特点，具有内向型（注重国内市场）的特征。

以上英、法和美国两种工业化模式，即通常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适应这种经济制度，而产生所谓“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两大特征。

这条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较早，因此常被看作“经典性”或唯一的道路。其实，早在19世纪，对于欧亚落后国家来说，这条道路已经走不通。于是历史中出现了又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道路的代表，就是德国、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

　　2.德国、日本经济快速起飞的秘密

我们注意到，在英、美、法三国，工业化运动首先是由私人企业，完全依赖自由市场经济而发动的。

但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后起的工业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却强烈地借助了国家干预和政治力量。详细资料，德国方面可看W·汉德森《普鲁土国家和工业革命1740—1870》。日本方面可看E·布莱克等著《日报和俄国的现代化》。后一书有中译本。）

德国、日本从疆土上看都是小国。在其面临工业化任务时期，作为后进弱国，它们既无力与强国竞争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又不能像美国那样主要依赖本国市场。于是，它们都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强调经济高效率、注重大规模采用先进技术的经济方针。

我们在世界历史中注意到，德日两国在19世纪初尚为列强所宰割。而在19世纪末分别成为欧亚地区不容忽视的强国，并能够染指争夺世界霸权。其奥秘，就在其实施的上述两大政策方针中。

有必要着重指出：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英法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乃是形态不同的两种资本主义制度。直到当代，德、日两国经济仍鲜明地保留这一特点。其经济在近20年中的迅速腾飞，实际也与这一特点关系密切。

根据列宁的经典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经济体制。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手段，系通过国家财政政策，通过建立国家银行，也通过直接由国家兴办占有大额股权的国有化、半国有化企业——特别密集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如铁路、通讯等领域。还通过保护贸易政策，以及由国家给予经济支持的一系列发展科技、文化、教育的政策。（早在19世纪初，德国经济理论就具有反对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理论的倾向，代表理论如F·李斯特的学说，强烈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和保护本国市场。）

这种制度首先由德国所发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由于注意到德国经济在19世纪中期的快速成功，而有意识地予以借鉴和模仿。

回顾德日两国分别于19世纪中、后期突然崛起的历程，我们既注意到他们的后发，又注意到他们的强劲锐气和快速起飞。这与其工业部门模仿军事组织而格外注重效率，同时直接借助国家力量引导和干预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参见K·Pinson：《德国近现代史》第11章）

而这两种特征，从一开始就被英法等施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指责为“违反民主原则”。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种指责背后，实际掩盖着英、法对德、日两国经济力量快速崛起的畏惧，有本身的利害动机，并非真正出于道义感情或价值观念。

德、日，特别是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正如列宁于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多次指出的，对于后来苏联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举一个例子：近年常被称为铁饭碗，而被看作社会主义劳动制度一大弊端而蒙受诟病的员工终身雇佣制度，实际既不是苏联的发明，也不是中国的发明。相反，“这是日本工业的独特创造，并保持至今。从1900年到1920年，这一制度出了名。日本企业也很重视非现金的福利，如住房、商店和医疗等。”（参见布莱克著：《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

　　3.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来源

在德国、日本的快速工业化之后，20世纪世界历史中又出现了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是：

在农业中，实现集体化、计划化。理想目标是构造一种模仿大规模工业制度农场经济体系。但苏联的农业在实践上始终是不成功的。

在工业中，在各主要工业部门实现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方针。经济活动依靠行政指令和意识形态动员，作为推动力。

回顾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早期历史，我们注意到：苏联最初采取了具有空想色彩、否定商品制度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继之采取恢复商品经济的新经济政策，直到30年代中期方形成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说明这一工业化模式，具有复杂的演变和形成过程。

关于被许多人称作斯大林模式的苏联这种体制的由来，我想特别指出以下一点：形成这一工业化模式的指导理论，既非来自布哈林，也非来自斯大林。

实际上，除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列宁的工业化思想指导外，形成这一模式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乃是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多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理论。（参见霍夫曼著：《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1931版。）

根据霍夫曼理论，工业部门划分为两大主要类型：

（1）消费资料产业，即后来所谓轻工业。

（2）资本资料产业，即后来所谓重工业。

霍夫曼认为，工业化水平愈高，重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愈趋于重大。也就是说，根据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重，可以判断一国工业化程度的高低。

由此，不仅形成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苏联工业化政策，还发展出后来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影响重大的关于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概念。

我们注意到，这两点，对于50年代的中国经济计划指导思想，也曾具有深刻影响。

还应当指出，霍夫曼的工业化理论，并非凭空形成的空中楼阁，而正是对近代德国工业化进程历史经验的重要概括和总结。

通过以上简略的历史回顾，我们注意到：

（1）近代工业化有两条基本道路。一条道路是发展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以轻工业带头带动重工业发展，亦即英法美三国模式的第一代工业化道路。由于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发展轻工业实现，所以必然提倡高消费运动。

另一条道路是依赖国家力量，主张集中控制和调配有效资源，对外贸易实行保护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以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和倡导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来带动经济迅速起飞的路线。

（2）后一条工业化道路产生了两种模式：一种是19世纪末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另一种，就是本世纪30年代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

（3）我们还注意到，在19世纪初，经济大大落后于英、法的德国、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经济力量迅速勃起，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而20世纪初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后，经济亦发展迅速，在二次大战中作为战场主力而战胜德、日；在50年代崛起成为当时居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

根据以上历史事实，我们恐怕就不能说反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包括斯大林模式），是完全不成功和不可能成功的。

　　4.关于社会主义为其经济成就付出的代价

这里顺便讨论一下关于社会主义为其工业化所支付的社会和文化代价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在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名著《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曾醒目地提出。他首先承认：

“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实现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基本转变的飞跃前进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情况部分是真实的。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确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大国。它的大量人口的确从农村流到了城市。一个制度化的由中央全面控制的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了。而苏联经济也一直以比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即使苏联官方的数字有所夸大，这些重大成就也是不可以否认的。”

但是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列举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各种政治冤案说：

“苏联国民（在斯大林时期）积怨甚深，无法解决的旧仇过多，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国民被无辜地大量杀害，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成就的无形代价。”

于是他质问道：从与世界其他国家所作的历史比较来看，苏联人民为上述经济进步付出的这种代价是否太高了？

我无意为斯大林时期的某些错误政策和政治运动作辩护。但既然布热津斯基提出了这个历史比较的问题，那么我就想指出以下的历史资料：

从近代世界历史看，由于工业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广泛深刻变迁的大规模社会革命，由于人们在创造历史中，不能不面对着激烈的利益冲突、阶级斗争，而任何历史人物与国家政策常常难以避免各种盲目性、探索性和实验性，因此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准备时期和前期，都不得不为经济发展付出巨大的社会和文化代价。揆之世界各国，几乎毫无例外！

且不要说英国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劳工和穷人们以及英属殖民地人民，为英帝国的经济发展所承受的巨大社会苦难与牺牲。也不必详说美国工业化早期，直到19世纪中叶仍存在的残酷黑奴制度，开发西部时期对印第安人的血腥灭绝运动（这都发生于一个宪法中明确颁布了人权原则的国家）。

至于布热津斯基书中还提到的所谓“对人性的无视”和“政治镇压”，我们在标榜“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创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浪漫英雄史诗中，可以非常醒目地看到。例如常常被颂扬为民主、人权典范的法国大革命，在一部美国学者撰写而颇负盛名的《世界文明史》（第三卷）中，就有如下的记载：

“恐怖统治时期的两万个被害者就微不足道了。至于被许多人崇拜的拿破仑所杀的人，则至少是这一数字的20倍以上。”

由此可见，由于为建立一个新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巨大激烈的社会冲突，因此，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那种所谓无形代价，并非仅是由于人们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才特别需要付出的。

而如果全面比较自17世纪至19世纪的300年间，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所曾付出的种种历史代价，那么苏联与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后的70年和40年中，在同样低的经济起点上，为达到国家现代化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无论就时间和数量看，就都并不算过高。

　　5.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

在苏联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从人口、疆土和地理上都无比重要的东方大国，也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对此，一些人今天提出了疑问：这一道路的选择，究竟是否正确？

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观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形势，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乃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选择。因为马列主义对于苏联、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恰恰是一种可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有效指导理论。

第一，当时面临瓜分和亡国危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效地从1840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已濒于破碎的中国。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代爱国主义），解决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对于保护中国民族经济，维护本国市场，发展中国工业，振兴民族精神，显然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制）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势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工人和贫困农民利益的理论，主张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约束两极分化，对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机制。依靠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能避免发生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普遍发生过的那种野蛮剥夺（请回顾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反流民法，北美的黑奴种植园制度、充满血腥的开发西部运动，以及18—19世纪残酷的美国劳工制度。）

第四，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重视集体伦理的社会原则，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极其有效地集结了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甚至被某些人讥笑为“清教徒”式的中国50—70年代那种崇尚俭朴、刻苦、勤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念，客观上也有利于压低社会消费，加速积累社会资金，有利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从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英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清教徒伦理也促进了早期英国工业革命。）

无论1949年后的40年来，共产党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以上四点，我想是任何持论公正的人，都难以全盘抹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并且的确救了中国，秘密就在于此。

中国由1949年一个已经濒临彻底破产的落后农业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初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大概规模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一道路的历史性成功。

实际上，若就传统意义的“工业化”标准看，也就是说，以钢铁、能源、机械等资本资料产量（即霍夫曼的标准）以及国家总体实力为衡量标尺，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仍可评价为相当成功。

苏联自1917年革命至40年代初已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强国行列。中国亦于1949年革命后，经三四十年间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大国之列。在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主义道路还曾经历过辉煌的世界性成功时期。

所以，无论从近代世界上后进国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现代中国的实际意义看，中国在40年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都的确没有错误！

但我们注意到，台湾政权鼓吹所谓“台湾模式”，却明确否认其制度是“资本主义”。其政治口号有：“社会主义破产（？），资本本主义没落（！），人类的前途是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宣传口号，我们姑不必深究其理论是非。但甚至连台湾政权也不讳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这一事实确实是颇发人深思的。

　　6.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

应该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与苏联模式，早自5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具有深刻的不同。自从6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从结构看就比苏联优越，这从中国经济能长期保持6%—15%以上的惊人增长率，而苏联却不断陷入经济停滞，就可以得到证明。

实际上，中国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已注意到苏联体制的缺陷并谋求改进。关于这一点，在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明确论述。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决策者提出经济建设两条腿走路方针，调动两个积极性方针，使中国经济能够有控制地吸收、利用市场机制的某些优点。实际上，若非“文革”干扰，中国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结构，正趋向于演变为一种二重的混合经济构造。而战后德国、日本的经济成就也已表明，这种具有二重结构的混合经济，比单一的计划指令经济或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都要优越。

中国六十年代后经济结构的主体，是中央计划控制下的国家经济系统，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中。此外，当时中国经济中还开始形成一种能反馈市场调节和人民生活需求信号，以农业为支撑基础的民生经济系统。“民生”经济的概念已见于《论十大关系》。这种二重混合经济结构，既保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优势，又引入了市场经济灵活反应的优点，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特色和成功之点，却正是苏联、东欧那种过于刚性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所缺乏的。

在80年代以后，中国的民生经济系统，通过乡镇和民办企业的活跃而发展更为快速。其活力和优点，在经济疲软的近期，效益发挥颇为明显。

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尽管遭受多次的挫折，但从总体来作评价，则绝非是不成功的，相反，与世界四十年中的多数国家经济相比，特别是若放在相同起点去比较，中国经济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是相当成功的。

其实际成就，我认为，在世界范围看，仅逊于日本、西德。虽然中国的人均GN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亚洲“四小龙”，但在经济规模上和后劲上，在总体技术水平上，则远非诸“小龙”所可比拟。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成就主要依靠中国自力更生而非依赖外部投资而达到，这更非诸“小龙”可比。这已足以显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成功。故中国根本不必望所谓“亚洲小龙”而生惭，更不该妄自菲薄。

几年来，一些人援引人均产值而菲薄中国。其实西方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人均产值仅对估量社会的经济效率和消费水平有意义（人均产值高，自然人均消费水平高），但它却绝不是评价国家经济成就的唯一标准或最终标准。因为：

“总收入是衡量国家经济规模的另一种尺度，而不管创造这一总量的工人数量是多少。传统上常用此标准去估算国力。无论如何，如果一国总收入增长了，那么按这种尺度，该国经济就是增长了，而不必管其人口数目的变化。”

实际上，对中国这种劳动力过剩而资本、技术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重视解决普遍就业问题要比片面强调产业高效率而解雇员工，更有利于社会安定。中国经济目前应该追求的是整体规模效益，而不是人均效益。与发达国家和某些区域作人均GNP的片面比较，由于工业基础、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均不相当，所以是不可比的。硬比，条件就是不公平的。比来比去，只能导致无视总量而妄自菲薄的结果。

　　结语：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而进行改革

自从1917年以来，作为一种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但若与诞生于17世纪，迄今已历三百年以上的资本主义体制相比，它仍然是一种新生的事物。这个社会体制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许多方面，至今仍然是不成熟的，处在发展中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建立在革命前尚未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上。许多国家历史上的前工业社会中常见的特权制度、任人唯亲的政治风气、官僚主义等等，不可能在一场革命中被连根清除。因此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预料过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不得不与传统社会遗留的各种政治和精神垃圾作长期的斗争。

另一方面，由于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水平上并非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例如，中国自1949年以来，国民总产值平均增长率6%—15%，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4%—6%左右），也远高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5%）。但是，经济文化的长期落后，仍不可能一蹴而就地予以根本消除。

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走过的整个进程，可以肯定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的现实情况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远非至善至美或完美无缺。其适应于各种特定的历史情况而建造的各种结构和制度，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而进行改革。在最近十年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成就也为举世所公认。

但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不仅面临各种内部的阻力、麻烦和困难，而且始终面对着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随时准备摧毁它的各种外部敌人。所以作为自我进化和自我完善进程的社会主义改革，如果遭遇某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败，这在浩大漫长复杂的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是不足为奇的。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想——让财富与劳动社会化，让所有权社会化，以造福于全人类，而不是被少数剥削者、权力者所窃取和篡夺；这一原则和理想，无疑是至为神圣而崇高的。这一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和理想，必将颠扑不破。只要劳动者仍在受剥削，只要世界上还存在阶级压迫和各种社会不公正，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就必将仍要为实现这一原则而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永远不可摧毁和不可战胜的！

【附录】

一位北大教授大段摘引何新的原创观点而未注明出处和原创者

事实上迄今为止，都还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社会主义；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都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高的地方，甚至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地方。为什么？这个问题大家好像都没有想过。有一个理论在支持着这个现象，那就是列宁主义。列宁说社会主义首先发生在资本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在欧洲，俄国，首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俄国是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应该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生成，那是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用以取代资本主义；但直到现在，像英国、法国、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欧美其他国家也没有出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可是在一些相当落后的国家却出现了社会主义，包括中国，这个现象如果理解？

其实，我们所看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是落后国家追求工业化、追求现代化的一种方式。现代化有不同的执行方式，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它不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或者取代，而只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替代，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完成现代化。苏联是第一个用这种方式实行现代化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给大家一些数字。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始于1926年，到1940年，也就是14年中，苏联完成了两个半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28年到1932年，提前一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33年到1937年，又提前一年完成；1938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但完成了一半苏德战争就爆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平均每年增长率是19.2%，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平均每年增长率是17%，到1940年，就是战争爆发前一年，苏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其国民生产总量仅次于美国，经济产值在世界总量中的比例从4%跃升到19%。这一系列数字都表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这种成就是怎么取得的？这就回到刚才说的问题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追赶先进国家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最大的特点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本质是国家全面介入、直接运作生产活动。

为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英国工业化时期去。英国用自由主义的方式实行工业化，国家执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完全脱离经济领域，不干预经济活动，市场规律自行运作。亚当·斯密认为，这是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英国用这种方式取得很大的成就，所以很多国家就跟着走，早期工业化国家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更多的国家实行工业化的时候，发现自由放任的方式并不合适，于是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又一次进入经济领域，推动和指导工业化，把工业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而德国也由此取得巨大的成功，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到19世纪末，赶超了英、法，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德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国家重新进入经济领域——在英国那里，国家是完全不管；到德国这里，国家又开始管了，当然它只起推动和指导的作用。但如果再往这个方向走，变成国家什么都管，并直接运作生产活动，就成为苏联模式了，也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就好像是一个大集团公司，国内各企业机构、集体农庄都是公司的下属部门，政府是公司总部，下达生产指标，由各下属部门共同执行，这就是“计划经济”。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动用行政的力量，将全国所有的人力、财力、物力，一切资源都调动起来，集中使用，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就能取得非常显著的成就，苏联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忘记，在苏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同时，西方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这使得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成功了，资本主义失败了；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成为“二战”中盟国最终取得胜利的中流砥柱，更显示苏联模式的巨大优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被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纳。

苏联模式当然也有问题，问题出在计划越严格、束缚性越强。在经济发展早期的粗放阶段，全国统一的计划指令很有效；但等到经济越发展、结构越来越复杂时，计划的可靠性就越来越有问题。同时，因为指令性生产的束缚，各具体生产单位日益丧失生产主动性，动力不足，被动执行上级指标，因此越到后来，劳动生产力越低下，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的过程中，渐渐趋于劣势。苏联的问题，出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制度也是需要完善的，需要与时俱进。苏联一直没能主动调整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适应不断出现的变化，结果，整个制度越来越僵化，这是个很沉重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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