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我们走在马路上,额头的汗水止不住地往下淌,只有靠着手里的冰水,一口一口地灌进嗓子,才能忍过这烈日当头。
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走访患者家庭,路过一片居民区,我看见一位佝偻着后背的老奶奶,在楼前收拾着不知道哪里捡来的空水瓶、废纸壳。
我问社区工作人员,这位老人家是我们的居民吗?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位老奶奶今年85岁了,家中有一位60岁的精神病儿子。生活贫困,只能通过拣垃圾卖钱,补贴家用。
老人家的儿子在20多岁的时候,因为一次意外受到了惊吓,那时人们还没有对精神病有太多的认识,所以并没有在意。在家休养的7到8个月后,他的幻觉出现了:总是觉得耳旁有人在对他说话,觉得有人要迫害他,每夜每夜地睡不着觉,或是睡着后又被一场接一场的噩梦惊醒。
家里这才觉得出了问题,带他去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大夫当时就问,为什么不早点带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来,这个样子必须需要住院治疗了。老人家这才意识到解释到问题的严重。
大夫建议住院治疗,但阿姨心里知道,家里的钱根本不够住院看病的。最后还是因为承担不了住院费用,将儿子带回了家,家中微薄的收入除了日常开支,还要有一大部分为儿子买药支出。每天将孩子锁在家里,两口子白天都要上班。
一晃就这么过了几十年,老爷子没了,只剩下这位80多岁的老母亲照顾着儿子,每月的药费家里实在是承受不住,这才出来拣垃圾换钱。老人家满脸的皱纹,漏在衣外的皮肤已被晒的变得颜色很深很深。那双满裂痕的手,撑起着残破的家。
我问老人家,是不是可以考虑让您孩子到医院治疗一段时间。老人家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么多年了我都照顾了,只要我还能动弹一天,我就不能让他去。
我心里知道,老人家这是不舍,是不情愿。60年孩子没离开过身边,没离开过这个家,没离开过她。
临走时我对老人家说,如果有一天您觉得照顾不动了,就到社区去找我们,我们一定会帮助你。我将手里空余的水瓶递给老人家,转身离开时竟止不住心头落泪。
曾经有人说,精神疾病一定是家庭性的,它所卷入的绝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它所折磨的也不是某一个人,还有病人的家人、朋友等等。
疾病,尤其是精神性疾病,是一趟长久的“旅程”,而非坐一次过山车,结束了也就结束了。而在这过程中,家人、医生以及病人自己,始终是盟友,是这趟旅程的旅伴,是终究要共同去面对一些东西的。
曾经有人做过研究,精神病人的家人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同一般的。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精神科从业人员,我们对精神病人家人的关注、帮助、教育与支持实在是太少了,在如何“结盟”这件事情上,我们仍旧是有些失败的。
炎炎夏日,我们走在马路上,额头的汗水止不住地往下淌,只有靠着手里的冰水,一口一口地灌进嗓子,才能忍过这烈日当头。
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走访患者家庭,路过一片居民区,我看见一位佝偻着后背的老奶奶,在楼前收拾着不知道哪里捡来的空水瓶、废纸壳。
我问社区工作人员,这位老人家是我们的居民吗?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位老奶奶今年85岁了,家中有一位60岁的精神病儿子。生活贫困,只能通过拣垃圾卖钱,补贴家用。
老人家的儿子在20多岁的时候,因为一次意外受到了惊吓,那时人们还没有对精神病有太多的认识,所以并没有在意。在家休养的7到8个月后,他的幻觉出现了:总是觉得耳旁有人在对他说话,觉得有人要迫害他,每夜每夜地睡不着觉,或是睡着后又被一场接一场的噩梦惊醒。
家里这才觉得出了问题,带他去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大夫当时就问,为什么不早点带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来,这个样子必须需要住院治疗了。老人家这才意识到解释到问题的严重。
大夫建议住院治疗,但阿姨心里知道,家里的钱根本不够住院看病的。最后还是因为承担不了住院费用,将儿子带回了家,家中微薄的收入除了日常开支,还要有一大部分为儿子买药支出。每天将孩子锁在家里,两口子白天都要上班。
一晃就这么过了几十年,老爷子没了,只剩下这位80多岁的老母亲照顾着儿子,每月的药费家里实在是承受不住,这才出来拣垃圾换钱。老人家满脸的皱纹,漏在衣外的皮肤已被晒的变得颜色很深很深。那双满裂痕的手,撑起着残破的家。
我问老人家,是不是可以考虑让您孩子到医院治疗一段时间。老人家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么多年了我都照顾了,只要我还能动弹一天,我就不能让他去。
我心里知道,老人家这是不舍,是不情愿。60年孩子没离开过身边,没离开过这个家,没离开过她。
临走时我对老人家说,如果有一天您觉得照顾不动了,就到社区去找我们,我们一定会帮助你。我将手里空余的水瓶递给老人家,转身离开时竟止不住心头落泪。
曾经有人说,精神疾病一定是家庭性的,它所卷入的绝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它所折磨的也不是某一个人,还有病人的家人、朋友等等。
疾病,尤其是精神性疾病,是一趟长久的“旅程”,而非坐一次过山车,结束了也就结束了。而在这过程中,家人、医生以及病人自己,始终是盟友,是这趟旅程的旅伴,是终究要共同去面对一些东西的。
曾经有人做过研究,精神病人的家人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同一般的。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精神科从业人员,我们对精神病人家人的关注、帮助、教育与支持实在是太少了,在如何“结盟”这件事情上,我们仍旧是有些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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