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兰，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西城市文学与文化、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国际旅行写作、性别与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性别· 城市· 异邦——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城市意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1999）《外国女性文学教程》（主编）《想象异国—现代中国海外旅行与写作研究》（合著）《美国印象——1912-1949年中国旅美游记选编》（编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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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著名作家李辉、著名编辑作家叶开以及资深媒体人丘眉正式发起“返乡画像”，呼吁创新“书写”故乡。

张新颖、梁鸿、白岩松、梁永安、孙良好、薛晋文、张欣、汪成法、赵普光、谭旭东、赵建国、严英秀、刘海明、陈晓兰、曾英、唐云、徐兆寿、胡智锋、辜也平、杨位俭、刘广远、吕玉铭、庞秀慧、晋超、张德明、金进、黎筠、武少辉、陈离、叶淑媛等与李辉共同成为《返乡画像》首批“返乡导师”！带领首批近30所高校学生，共同推动“乡”里青年知识分子的报告！

从导师李辉开始，《头号地标》将陆续推送丘眉与各位导师的对话，以对《返乡画像》的作者作出广泛的书写指导。

丘眉：您是如何关注到乡土的题材？

陈晓兰：大概是90年代末吧，这个学术转向可以说是中国的现实提出的要求。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最初十年都是围绕着性别与文学、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这些领域做研究工作。90年代初，我从贵州大学硕士毕业后到兰州大学工作，很快中国开始市场化，生活在地处市中心的兰大校园，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变化。我住在临街的宿舍里，本来很宁静的一条街似乎一夜之间就搭起了棚屋向社会出租开起了店铺，昼夜吵闹，不得安宁。再加上企业改制、下岗女工、高校住房等问题，我越来越觉得，西方的理论、主义，只是书斋里的事情，是“纸上谈兵”，既不能拯救自己，也不能解决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我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我开始从抽象的主义、理论转向具体文学史和具体的文学文本，并开始关注中国的现实，特别关注知识分子、城市移民、中国的现代性问题。2000年我到复旦大学读博，很快就去了德国。从西部到上海，再从上海到欧洲，深切地感受“中西”差异，国内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从中国最现代的城市到历史气息浓郁的欧洲，看到的一切都令人震惊。今天，如果你从上海出国去美国的大都市，基本不会产生所谓的“文化震惊”、“文化休克”的现象。在欧洲所看到的景观、所感受到的生活，颠覆了我对现代化的想象。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应该是像上海、深圳这样高楼大厦林立、不断向郊区、乡村扩张地盘，以高、大为美。欧洲一年间的旅居生活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的现代化的图景，使得我反思中国的现代观念与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实践。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富有浓郁的历史气息，几乎感觉不到工业的存在和现代生活的喧嚣。而这样小而美的城镇遍布姆泽尔河、莱茵河沿岸。我先后游历过欧洲的大小20多个城市，也到过德国的乡村，这些城市、乡村都很现代，但同时很好地保留了各自的历史遗迹和地方特色，有自己的建筑风格和色彩基调，可以看到传统、历史、地方性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每个国家的现代性命定地植根于自己的历史、传统，与乡土无法割裂。自那时，我的研究重心转向中西城市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而且直奔19世纪的英、法，以伦敦、巴黎、上海为焦点，看一看文学怎样去回应各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知识分子怎么介入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文学怎样再现这个改变历史进程的时代，作家有什么样的城乡经验、城乡观念。譬如左拉，以往国内的研究并没有从城市的角度思考他的观念和写作，实际上，他跟社会的殊异关系、他的批判性、他对底层社会的关注，都与他个人的城市经验、与他跟这个城市的关系密切相关。实际上，我们熟悉的十九世纪的欧洲作家，如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等都把城市和乡村作为焦点思考现代化、思考国家的命运，通过写作直接参与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去，以激进的批判形式向世人警示伴随着现代化出现的弊端和几代人所付出的代价。

丘眉：中国还来不及批判。

陈晓兰：中国真正的城市批判是从近代开始的，如晚清小说、20世纪20、30年代的左翼文学、现代派文学对于上海的批判。80 年代以后、90年代以来的城市书写、乡土文学表现出对于乡村的忧虑和对于城市的批判。不论中国作家还是西方作家，尽管关注的重心是现代化、城镇化，但是关心城市离不开乡土，你没办法脱离了农村去谈城市，但是，仅仅以乡村的眼光、乡村的价值评判城市、甚至否定城市是不会真正认识城市的。

丘眉：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是一体化，他们是非常的城市化的方式，他们是身在当中。我会通俗地把他们称为“小资作家”，毕竟还是小资产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陈晓兰：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但是，很多作家彻底脱离了他们的阶层，他们恰恰是强烈地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中产阶级价值观，虽然他们自己离不开这种生活。左拉也是经历过移民、贫困又通过写作进入社会精英的阶层，托尔斯泰就更不用说了，伟大的作家都是超越了自己的社会阶级甚至民族、国家的利益，站在更高的角度俯看人世，思考普遍的人类命运。如果文学仅仅表达的是小资情调的话，是长久不了的，也只能在小资的圈子里引起共鸣。

丘眉：东西方整个大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有重复的地方，但是细节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包括像您说的，这种乡土介入到中国、或者到上海都是不一样的。

陈晓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的英国经历的都市化进程，把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城市国家。譬如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城镇，1717年人口只有1万，1851年时达到40万，1801年伦敦人口100万，1901年时为650万。与英国相比，中国近几十年间城镇人口的聚集速度惊人，情况大家都清楚，无须赘言。

丘眉：现在开始提文化复兴，太大的角度我觉得也不太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因为经济实力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从他们的需求到城市发展的情况来看，倒是有一点文学介入城市、介入乡土，在当下掀起一个小小的浪潮，您怎么看？

陈晓兰：八、九十年代，王蒙、冯骥才等作家出国，到欧美国家去旅行或参加各种活动，他们已经开始反思现代化问题。他们的海外游记特别强调文化传统、民族特色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二者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关系，欧洲最现代的国家，传统保留得很好。他们呼吁保存历史遗迹、保护地方文化、保护古城、古村。但是，这些声音太微弱了，没有被倾听。九十年代对老城区的改造是继五十年代之后又一轮的拆旧建新，到现在，有经济实力的城镇的旧城区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古郡差不多已变成新城了。如今提倡保护古迹、保护古城区，地方响应复兴文化的号召又开始新建复古建筑，知识界、学术界也加入了这个浪潮，各自都以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这场“运动”，相信文学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作为，书写地方文化，为民间代言，但是，文学的主题是永远是人，是一个个活在具体的地方、被地方文化塑造同时也实践地方文化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文学不仅仅关心风景，更关心生活在风景背后的个人。

文｜丘 眉 出品｜头号地标

人文指导 | 叶开（中国顶级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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