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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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翔于2015年起，一个人，一辆单车，从丝绸之路的最西端意大利一路向东骑行。他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出发，途径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和锡耶纳。

机缘巧合，2018年刘海翔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时，发现了《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特将展览内容整理为文章，与大家分享。

首先是骑行文艺复兴发源地和参观展览的纪录片：

“丝绸之路”历经千载，横跨欧亚，汇通中西文明，其本质和动力就是和而不同，开放包容，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宝贵遗产。早在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就已经成为东西方之间经贸文化往来的重要桥梁，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东西方之间都在繁荣发达的经贸文化往来中相互学习，互利共赢。展览中既有中国先贤开拓发展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物，也有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呈现中国文化元素的西方物证。

万水千山，将东方与西方分隔于欧亚大陆两端，它们难道不可逾越吗？

文艺复兴，源自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复兴，同时独立开创了现代文明新纪元，事实果真如此吗？

无数的人们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来回穿梭，运送这一种奇异的货物；这种货物犹如世界上最为绚烂夺目的云霞，放射出奇异的光芒；人们一打开它们，仿佛随之也打开了一个个古代的清晨与黄昏；那些奇异的光线穿越包装，也把行客脚下的道路，染成一篇锦绣的文章。

“光从东方来”。

与光同行的，是来自东方的神奇。

沙漠之洲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希霍芬发明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历史上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地理交通，尤指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有关丝绸贸易的一条穿越欧亚大陆的通道。这条道路犹如沙海上的行舟，把东西方连接在一起。

千百年来，这两个代表当时文明最高成就的伟大古国，从对彼此茫茫然一无所知，到偶然、零星的跨越千山万水相遇，在青铜、玻璃、丝绸等遗存上，留下了彼此交流的痕迹。

中国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古罗马、古希腊人传承伊特鲁里亚造物文化，在青铜等金属铸造方面技术精湛。让我们一起，通过一组组青铜人像和容器，领略两个古老文明璀璨而别样的青铜艺术。

商代三星堆铜人头像神情严肃、诡秘，面部上宽下窄，呈倒梯形。宽眉，目呈杏核状，眼角上挑，宽鼻，鼻翼上方似戴一面罩，阔口，两耳饰卷云纹，耳垂有穿。脑后梳一长辫，发丝根根可见。

古罗马青铜容器

东汉三羊钮铜酒樽

除了对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求外，对于珠饰装饰品的追求，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每一步前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蕞尔小物，却蕴藏着风光无限的大千世界。来自东西方的玻璃饰品，即满载着当时人们的信仰、审美与技艺，跨越时空，隐约勾勒出一条久已存在的玻璃流传之路。

蜻蜓眼式玻璃珠原是古埃及人抵御“恶眼”邪恶力量的护身符，后很快在欧亚大陆盛行。辗转至楚地后，楚人仿制的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惯进行了再创作，如用几何纹间隔同心圆即为中国独创图案。可见，蜻蜓眼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已全然蜕去了西方的辟邪效用，而愈加倾向于装饰功能。

古罗马帝国因其绚烂的彩色玻璃，成为当时世界公认的玻璃制造中心。“君子尚玉”，中国人却另辟蹊径，将外来的玻璃制造工艺大量用于玉器的仿制，并开创性的将青铜铸造所使用的模压工艺延伸于玻璃制造。

远去的驼铃

丝绸之路上，一队队商旅，一匹匹驮满货物的骆驼，一艘艘乘风破浪的海船，和一个个姿态生动的行客，随着驼铃或喧嚣的人声，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只留下他们或它们的身影，凝固在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上……

中国人对马的重视大约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汉武帝在打击匈奴，稳定北方边陲的战争中认识到马的重要性，尤其是良马。而到了唐代，马对唐人的生活更是不可或缺，有征战沙场的战马，也有供日常出行的坐骑，有民间饲养的马，也有专为宫廷表演而驯养的马。唐玄宗时曾引进外域良马加以训练，表演各种舞蹈节目，场面非常壮观热烈。

唐代彩绘陶马与胡人驯马俑

东汉胡人牵马铜佣大眼、高鼻、卷鬓，为胡人的相貌特征，马体健膘壮，额顶有角，应为西来异马，反映了东汉时期中国与外族的文化交流情形。

唐代彩绘背包袱男胡俑

唐代彩绘持壶西域人

罐身以模印贴花技法饰椰枣纹图案，上面加施深色酱斑；椰枣为西亚常见果树，长沙窑器物上流行的“椰枣纹”突显了长沙窑外销瓷的异域风格。

长沙窑贴花椰枣纹瓷壶

瓶体以贴花技术装饰，用西亚风图案，表现外域女子婆娑起舞之态；外部则安置以双系，以便于携带，并迎合西亚市场需求。

长沙窑贴花舞蹈人物纹瓷壶

碗中绘有图案化的阿拉伯文字，兼具中国传统和异域色彩，是当时唐朝与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两大帝国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

长沙窑阿拉伯文瓷碗

女神的姿态

如同意大利半岛是葡萄种植区，自古便以葡萄酒生产蜚名海外；中国是桑树的原产地，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丝绸的国家，而中国的丝绸最早即以奢侈品身份，亮相世界舞台，所到之地，无不广受追捧，穿在最尊贵的人物，或曼妙的女神身上。而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商路，后来也被命名为“丝绸之路”……

雅典娜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古希腊罗马人皆以亚麻和羊毛为纺织纤维。汉代，丝绸传入欧洲之后，很快风靡整个罗马帝国。轻柔飘逸的中国丝绸，为追求表现人体之美的古罗马雕塑更添灵动和风韵。

阿芙洛狄忒大理石雕像

跨越七海

根据传统的宗教观，中世纪的欧洲人认为世界的中心是耶路撒冷，伊甸园则位于东方。

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蒙元帝国的建立，随着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和罗盘传播到欧洲并被应用于航海，通向更为富庶的东方世界的通道被打开了。

就像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指南针的应用开启了一场堪舆哥白尼学说相提并论的革命。在海上，在陆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各条道路上，所有商队和航船的方向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东方，指向东方的天堂——中国。

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古人在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并广泛运用于航海和军事等活动，并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入西方。随着航海实践的不断积累，在指南针的辅助下，人们将航线绘制成专门的海图以指导航行。指南针与海图成为东西方认识并探索世界的重要工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陶俑手持罗盘，罗盘有明显表示刻度的条纹，其上贴塑指针，作左右指向。此陶俑证明早在宋代，我国就已经使用罗盘确定方位。

南宋执罗盘陶俑

这件罗盘用十二地支、八天干和四卦标注出二十四个基本方位，加上相邻两字又可指代一个方位，实际上可以指示四十八个方位。

清代罗盘

“黑石”号是1998年在印尼海域发现的一艘唐代沉船，采用了南方较常见的单桅缝合帆船制造技术。船上发现了大批专供外销的长沙窑瓷器，并带有阿拉伯文、骑士、胡人吹笛、舞蹈者、椰枣纹等颇具异国情调的装饰。

“黑石”号沉船残骸

此铜镜背面布满海波涛纹样，一艘海船正扬帆行驶，船头、船尾及船舱中的人物清晰可见。镜背上方篆书“煌丞昌天”四字。宋代以海船乘风破浪作图案的铜镜并不罕见，说明海外交通贸易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表达了人们对航海中平安顺利的期盼。

海舶纹菱花铜镜

在中世纪，西方人普遍的将东方想象为一个遍地黄金、流淌着奶与蜜的丰庶之地，是伊甸园之所在。他们对东方世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但对它真实的地理位置和基本状况的记述却充满了幻想与谬误。直到公元13世纪，借助指南针和海图，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旅行家开始跨越千山万水，向着东方前进。只在传说中惊鸿一现的遥远东方，也向异域的来客张开了她的怀抱。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是中世纪地图的重要代表。从欧洲视角出发，描绘了从地中海海域直到中国东部海域的广阔地域，并着重描绘了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彩斑斓、引人遐迩的东方世界。

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的东方三位骑马经过印度北部，前往伯利恒——耶稣诞生地。

骑骆驼的北非行者由西向东进发，在方向上与向大都行进的“马可波罗商队”相呼应。

马可波罗一行在元朝使者陪同下沿着“丝绸之路”向大都出发。

元朝统治者忽必烈位于“东方”——地图之“终端”。

地图由威尼斯毛罗修士绘制，采取了伊斯兰地图以南为上的方位，描绘了当时世界数千个地理位置。其中最繁华的地方就是靠近伊甸园的中国和大都，可以清晰地看出美丽的卢沟桥；中国式海船的踪迹一直延伸到非洲西岸，预示了葡萄牙人继续南下的使命。

弗拉·毛罗世界地图

该图选自《纽伦堡编年史》中上帝创世章节，描绘了亚当与夏娃犯下原罪并被逐出伊甸园的场景。根据《圣经》的记载，伊甸园位于东方，四条河从伊甸园流出，哺育了人类的几大文明。

“伊甸园和东方世界”插图

该作品描绘了身着水手装束的马可·波罗形象，其中融入了公元19世纪人们对这位探险家的想象。

马可·波罗肖像

该抄本是意大利威尼斯保存的一批《马可·波罗游记》文本的最早来源。

《马可·波罗游记》抄本

《马可·波罗游记》法文插图抄本由法国路易六世的叔叔，勃艮第公爵约翰委托绘制，是存世的《马可·波罗游记》抄本中插图最为丰富而精美的，体现了典型的哥特式风格，插图依据游记描绘了马可·波罗与其叔、父的东方之旅。

尼科洛、马菲奥取得教皇格里高利十世写给大汗的书信

1271年，尼科洛、马菲奥和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城门告别家人

经过今宁夏，当地居民用羊礼拜佛像

忽必烈汗在元大都居住的宏伟宫殿

三人抵达元大都，觐见忽必烈汗，奉上教皇书信

忽必烈汗的四位正妻和她们的孩子

忽必烈汗举行朝会，外国使臣献上礼物

忽必烈汗宫廷庆祝新年，臣民皆穿白衣

蒙元帝国设立驿站制度，专职信使将火漆封印信件送至大汗手上

忽必烈汗下令制纸币并推行全国，设专职负责用纸币交换外国商人的贵重商品

蛮子国行在城（今杭州）内有一万二千座石桥，房屋高大富丽

普里桑干河上的美丽石桥（今卢沟桥）

公元13世纪之前，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意大利，这两个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蒙眼巨人，只能彼此摸索着感受对方的存在。悠悠千余年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人们的交往日益紧密，对世界的认知也逐步从“四海”扩大到了“七海”。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英闻之乃止。”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虽甘英因听闻海上凶险，中断航行而未抵达大秦，但其出使大秦之举，仍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人们对西域各国的知识，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和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后汉书·西域传》

“华”、“夷”分指中原和周边地域与国家，其中“华”占据中心，“夷”位于四方。此图底本为唐代贾耽于801年完成的《海内华夷图》。《华夷图》反映了宋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

《华夷图》

按照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志》绘制的这幅地图以亚历山大港附近区域为中心，其中描绘了印度洋、地中海、里海和红海，地图之外，还绘有十二个吹风者指明风向。

托勒密世界地图

该地图是前哥伦布时代世界地图的重要代表，它以托勒密地理学说为基础，描绘了从加纳利群岛到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域，其中红海被漆成红色；非洲大陆在南端并未断开，而是向东延续，一直连接到亚洲大陆。换句话说，从非洲一直往南和往东，就可以到达中国。

贝勒林吉耶里世界地图

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尔·伊德里斯于1154年绘制此地图，地图以南为上，以北为下。由图可以看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扩大到“七海”：地中海、黑海、里海、红海、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

帝国剪影

作为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的首都，“大都”堪称当时整个世界的“伟大的首都”，如同一次绚烂的日出，正在东海之滨冉冉升起。在欧洲东行者的眼中，帝国壮丽的建筑、美丽的陶瓷、动人的书画和工艺品，以及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丰富多彩，是组成这次日出不可或缺的七色霓虹。

蒙元统治者建立统一王朝之后，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统治机制。他们以华美的服饰、界限分明的等级次序，来确定自身的高贵地位。在其统治下，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外国使臣和朝拜者接踵而至。统一发行的货币、度量衡等让大都及其所辐射的大蒙古国成为享誉世界的多国商旅云集的贸易中心，促进了蒙元社会与经济的高度繁荣。这些人与物构成了这个百年王朝的生动面貌，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欧洲艺术中留下了活跃的剪影。

元代建立了发达的驿站制度，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站，东来西往的军政人员、各国使者、商人文人不绝于途。此组陶俑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商旅队伍。

蒙元时期，马是蒙古人创造历史文化的主要功臣。“马背上的民族”对马深厚的情感，体现在装饰及美化马鞍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鞍艺术。此套金马鞍饰件，一组六件，纯金质地，纹饰均为捶揲而成，精美华丽，堪称绝品。

卧鹿缠枝牡丹纹金鞍饰

兽面纹铜爵为淮安县儒学祭器，流下有铭文“监郡忽里台”字样，显示蒙古人与儒学的关系。

兽面纹铜爵

元代磁州窑瓷枕面经常装饰以历史人物和元代杂剧人物故事。此枕枕面菱形开光内绘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图。元代已有《西游记》杂剧出现，此枕与其为同期作品，均出现于小说《西游记》成书之前。

磁州窑唐僧取经图枕

悠悠百余载，蒙元王朝创造出了犹如七色霓虹般的多元文化艺术成就。元代青花瓷器，连接了中西文化，成为七百多年来一直被世人所推崇的瓷器艺术之至宝；元杂剧，浸染于元人的生活，成就了中国戏剧艺术史上的顶峰，并凝固于其他艺术载体，流传至今；元代铜器，在恢复古代礼制的呼声中得到了复兴，演绎出新的成就与辉煌；元代书画，得益于多民族文人的深入交往，别开生面，把中国书画推向一个新阶段。

此画描绘了方济各会修士被杀害殉教之事。画面下方有三位手被反绑，跪姿等待行刑的修士，旁边一人正挥刀作斩首状，左右是观看的人群。拱顶下宝座上坐着一位持权杖的东方君王，两侧各有一位戴折沿尖帽，露出披散头发，留有分叉胡须的人物，属此一时期欧洲绘画中蒙古人的形象特点。

画面中心为耶稣受难的情景，周围是痛苦悲戚的信众。

耶稣受难

画面下部有一群争夺圣衣的士兵，在众罗马士兵中间有一位戴尖顶折沿帽，披散着头发，蓄有分叉胡须的蒙古人形象，身着白袍上饰有水滴状框架图案，装饰此类纹饰的丝绸在蒙古元代时期广泛流行。

体型高大的马非中国本土所有，但这类异马形象在汉代的青铜艺术中即已有表现，而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大帝国，自然对马有着特别的情感，历史文献中也有外来使臣到元都贡异马并轰动朝野的记载。异马形象在中国出现，见证了中西交往的史实。

元代饮饲图画中共有九马五人，描绘的应该是官府中负责养马的机构日常工作状况。鞍马是元代绘画中非常重要的题材，许多名家都有佳作传世。

连接东西的丝绸之路留下了许多人的匆匆行迹，其中马可·波罗正是借蒙元帝国开辟的驿站交通之便，完成了纵贯欧亚大陆的往返旅程。

“马可·波罗”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往来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们的代表。

除了《马可·波罗游记》所收录的旅途见闻，马可·波罗还留下了遗嘱、故居、财产清单，这些零星的碎片正在诉说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马可·波罗身着红色开襟长袍，头戴尖帽，蓄有长须，脚穿红鞋。左手执长弓，背箭囊，右手握腰间弯刀，反映了公元18世纪人对于蒙古武士的想象。页面上部有两个盾牌形标志是马可·波罗家族徽章。

画面中有13个人物，中间蓄有胡须的男子为马可·波罗，正在向亲朋好友出示奇珍异物，讲述东方异闻。

马可·波罗归来

马可波罗故居位于威尼斯S.Giovanni Crisostomo，外墙有意大利文"SOTOPORTEGO DEL MILION"、"CORTE SECONDA DEL MILION"标牌，意为“百万先生宅邸”

马可·波罗在遗嘱中安排妻女为自己的遗产托管人，缴纳什一税，免除他人债务，向教会捐献，还赋予“鞑靼仆人”彼得自由权利，并给予一笔遗产——100里拉威尼斯金币。

马可·波罗遗嘱

这份清单记录了“百万先生”马可·波罗去世后留给其女凡蒂娜的财产，其中与东方相关者包括一件鞑靼丝绸袍子、一件罟罟冠、三块中国丝绸、一件装有动物长毛的小袋、一件“纳石失”长袍，以及一块金牌。

马可·波罗去世时的财产清单

凤凰西行

当马可·波罗们启程返乡时，他们的行囊中都装了些什么？带回去之后，这些商品、礼物是否如石投水中一般激起了水花和涟漪？

通过马可·波罗们带回的物品，我们试图探究这些“水花和涟漪”，考察它们在意大利发生了什么作用？又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有何关系？

来自东方的图案、工艺与时尚，正如一群“迁徙的凤凰”那样，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欧洲的绿野，最终融入欧洲人的生活之中。

“马可·波罗”们带到欧洲的中国瓷器，以其半透明的质地、精美的花纹、精致的造型、高超的工艺，赢得了人们的赞叹，瓷器收藏成为时尚，成为人们眼中的神奇之物，大量的欧洲仿制品亦随之产生。这些仿制品亦真亦幻，似曾相识，形成一曲动人的青花变奏。

“凸字形”口沿，束颈，鼓腹，圈足，把手为弯曲蛇神状。蓝色缠枝莲纹与半透明玻璃釉呈现出一种白地蓝花的效果，明显模仿中国青花瓷，但由于烧造温度以及材料的局限，烧成的并不是硬瓷而是一种“软瓷”。底部有布鲁内奈斯基设计的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图案与弗兰切斯科大公的首字母“F”。

美第奇软瓷罐

广口，束颈，鼓腹，束腰窄足，壶把酷似大耳，整体器形延续了古希腊陶壶造型，器腹外层仿照青花瓷的装饰，用钴料绘制缠枝花纹，足部装饰覆莲纹。

德鲁塔仿青花釉陶壶

宽缘，浅腹，窄底，十六曲葵花口。盘心处装饰有端坐于荒野之中拉小提琴的男子，外侧绕以缠枝花卉。盘缘处的破损处显示胎质较为粗糙，烧制温度不高，只是在釉下以蓝料绘制图案，形成类似青花瓷的效果。

莲花盛开在东方，是道德的高洁、智慧的觉醒和生命的繁衍的象征；莲花盛开在西方，盛开在圣母的衣袍上，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象征。

圣母怀抱耶稣，坐于红地装饰有金色图案的宝座上，后者十分类似于中国漆器；圣母蓝色长袍上密布伊斯兰风格金色莲花纹，。由于蒙元时期欧亚大陆交通通畅，伊斯兰艺术深受中国影响；该图或许反映伊斯兰丝绸受到中国传统莲花图案影响，并传播至意大利的过程。

圣母子加冕

一组形象相似但工艺和材质均有所不同的器物依次排在一起，就像一组蒙太奇镜头那样，形成了一次独特的运动；犹如同一只凤凰穿越不同器物、穿越欧亚大陆静穆渊深的蓝天，最后栖息在一片金色的树林之中。

伊利汗国瓷砖，以蓝、黄、白三色为主色调，外侧边缘以蓝色绘制图案，内部八角形里绘有两只呈站立回首姿态的鹿，空隙之中穿插着各式花卉与飞鸟，特别是在鹿的上方有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似乎正从遥远的东方飞来。

扁壶以昂首的凤首为流，以卷起的凤尾为柄，凤身绘于壶体上部，双翅分布在壶体两侧。采用多种制作工艺，壶流为模制成型，壶柄以捏塑成型，再合为一体，可谓是凤纹与瓷器造型完美结合。

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

该祭坛三联画表现了耶稣为圣母加冕的场景。画中的圣母、耶稣和圣奥古斯丁皆着华丽的丝绸服装；在背景的红色帷幔和圣母的袍服上，还可以清晰辨认出凤凰的图案。公元14世纪，东方时尚流入欧洲后风靡一时，犹如凤凰由东向西飞翔，翩然停落于这幅画中。

丝绸之梦

“马可·波罗”们将西方人孜孜以求的东方丝绸源源不断的输入欧洲大陆，上到教皇，下至画师，均对“鞑靼丝绸”耳熟能详。丝绸成为教皇的收藏，更成为文艺复兴大师笔下的母题，无论是丝绸纹饰，还是丝绸作为补子的用途，这些异国风情引得人们纷纷效仿。

一群群凤凰、飞鸟、狮子和奔兽，或呈非对称的斜向构图，或镶嵌在圆形的装饰骨架中，似乎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这些奇异的东方动物，带动了一场欧洲丝绸装饰的革命。

该织金锦产于公元14世纪的伊利汗国。图案中的桁鱼和鹈鹕以双曲线的花枝藤蔓相互串联，这类构图在元代丝绸中较为常见，该残片可能是教皇法衣之一部分，中世纪以来东方丝绸经常会用于制作教会服饰，以提升其威望和价值。

心形枝干经打结生出风格画的棕榈植物饰，两侧为对称的鹰和狮子图案。公元14世纪下半叶，受东方影响的凤凰、麒麟、龙等想象动物被替换为欧洲传统的狮子、猎豹和鹰；此后意大利生产的丝绸图案出现了自然主义转变的趋势，但其基本结构仍可追溯到中亚图案。

狮子与鹰纹织锦缎

“补子”本来是一块嵌于中国传统袍服胸前或背后的丝绸饰物，最早可见于元代，后成为明清官服中区分官职等级的重要依据。公元13-公元14世纪，欧洲抄本绘画中已有身穿“补子”的蒙古人形象出现，同时在欧洲基督教高级教士的圣服中，也相应的流行一种将东方丝绸缝缀于服饰重要位置作为装饰的做法，与中国的“补子”服如出一辙。

圣史蒂芬拥有一双类似东方人的细长眼睛，带有金色头光，双手持红色精装圣书；他身穿的镶边法衣胸前有方形装饰，与中国古代服饰上的“补子”相似，可能受到了东方时尚的影响。

圣史蒂芬

“毬路”纹是另一个流行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图案。它最初产生于西方，后传至中国，并成为典型的中国纹样之一。到了元代，织绣在丝绸上的毬路纹也存在着向西回传的趋势。

广口，折沿，浅腹，宽底，盘心稍稍凸起。瓷盘整体施青釉，釉光莹润；盘心和内壁压印毬路纹。类似的毬路纹曾大量装饰于木器、金银器、铜镜与丝绸之上。此盘应是龙泉窑产品，作为外销瓷输入欧洲，体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

青釉瓷盘

正如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功效》壁画所见，马可·波罗们的行囊中除了丝绸、陶瓷等珍宝外，可能还有一些类似于《耕织图》那样的中国画，画作被带到了西方，并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世界交融

中国人讲人际交往时常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文化的交往亦是双向的。那么，离去的“马可·波罗们”在中国留下了些什么？中国文化对此又有着怎样的反响？我们将探察中西文化交往在中国本土留下的物质与艺术文化痕迹，以及这些痕迹对于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

圣母玛利亚怀抱幼小的耶稣是基督教艺术中最动人的形象之一，怀抱幼童的送子观音则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重要的形象表征，不同地域产生的不同信仰为什么在形象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来往中国的西方人带来了“圣母子”图像，这些图像又会在异域产生怎样的反响？

元明之际，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从遥远的地球另一边来到中国，在贸易和宣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文化，在埋骨他乡之余也留下了十字架、天使、圣人等文化符号，并与传统中国图案如莲花和太极等元素交融为一体，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装饰元素。

景教是基督教的东方教派，唐代传入内地，元代得到空前发展，莲花十字是中国景教的艺术符号。莲花本身具有浓郁的佛教象征意味，它成为中国本土景教的形式元素，反映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过程，两方石刻横额中飘扬的天使，也与佛教中的飞天形象相似。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原碑应做尖拱状，残存部分上方浮雕飘带天使扶持圣物，由拉丁文墓铭可知，此碑是元代曾任泉州主教的安德烈·佩鲁贾的墓碑。佩鲁贾是1308年来华的圣方济各会教士之一，他于1326年寄回意大利的书信仍存于世。这方墓碑石是我国已发现最早的天主教拉丁文石刻。

主教安德烈·佩鲁贾拉丁文墓碑（拓片）

公元16世纪末，利玛窦作为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一并带来自己家乡的图像、书籍和技术。他学习中文，在中国结交了许多好友，出版中文世界地图，将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余生都在中国度过；他也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从利玛窦开始，一个中西交流的新纪元开始了！

这幅版画刊于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一书。画面左侧为身着儒服的利玛窦；右侧为衣着官服的徐光启，但面孔被表现成一个外国人；二人手上均持有文人所用的折扇。

利玛窦与徐光启像

该书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所著，共十三卷。全书总结了平面几何5大公设，按逻辑规则推导出近500条定理，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公理演绎体系，是欧洲数学的基础。

《几何原本》（拉丁文版）

1605到1607年，利玛窦和徐光启把《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翻译出版，第一次把欧几里德几何学及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推理方法引入中国，同时确定了许多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几何学名词——点、直线、平面、相似等等。

《几何原本》（中文版）

从1584至1608年，利玛窦试制了至少12个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本图为其中之一。利氏综合中西方多个地图资料，采用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椭圆形等积投影法绘制。既补充了当时西方世界地图中中国部分的粗率简略，又完善了中国旧图中关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地理知识的缺失，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地图。中国被放置在地图中央稍偏左的位置。

两仪玄览图

唯有梦想方能远行

我是超人刘海翔，从威尼斯骑行到泉州。全程30000多公里，

重走丝绸之路。跟我一起上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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