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 阳

编辑 | 林 琳

《我不是药神》上映之前，宁浩一直带着主创在北京跑点映。每到一场，他都会问现场观众，“你们觉得这片子是喜剧吗？”“你们觉得喜剧的成分多吗？”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他跟徐峥搭档的符号性太强了，怕观众以为是喜剧就来看电影，看完才发现原来这不是个喜剧，期待落空了，失望而归。

这的确不是一部喜剧。用宁浩的话说，拿到剧本的那个晚上，他本来寻思着看看就睡的，没想到竟然看到夜里四点，心潮澎湃，看哭了。打动他的，是这个故事里的那点善意。他说，那点善意其实就在每个中国人心里。

距离上一部他自己执导的电影《心花路放》上映，已经4年了。这4年，宁浩也没闲着。一方面，他在拍摄自己的下一部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另一方面，他的坏猴子影业则推出了“坏猴子七十二变电影计划”，签约了十余位年轻导演，帮助他们找项目、找人、找钱，与市场对接，已经推出的就有路阳导演的《绣春刀：修罗战场》和这部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但他认为，具体的项目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帮助年轻导演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

毕竟，他也曾是年轻导演。那一年，受益于刘德华的“亚洲新星导”计划，他凭着《疯狂的石头》脱颖而出，所有的电影爱好者都记住了他的名字，所有的媒体都对他不吝溢美之辞。那一年的人民日报文化版年终特刊上写道，“《疯狂的石头》的成功，让人们开始厌倦商业大片带来的视觉盛宴后，重新意识到，电影的魅力应该来自于一个好的故事。坚持用影像讲述现实生活，似乎昭示着国产电影的另一种可能”——这大概是来自主流媒体的最高评价了。

包括后来的《疯狂的赛车》，也取得了很大的市场成功，让他成功跻身当时只有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组成的“亿元导演俱乐部”。那个时候，宁浩的电影还更多地迷恋于结构的编织与实验，直到2012年上映的《黄金大劫案》，他试图在类型片的探索上走得更远，殊不知，他的观众却并不为此买单。那一次市场失败，成了宁浩创作生涯的转折点。

他曾经以为，在取得了连续的商业成功后，他已经是一名职业导演，应该按照特定的频率、一部接着一部地推出新片，“就像春晚那样，每年都弄一台。”但是，《黄金大劫案》让他发现，他的观众对他的期待远不止于此，他们不要肤浅的、商业的、娱乐化的宁浩，他们要的是机智的、敏于思考的、拥抱现实的宁浩。他终于发现，他不是一个职业导演，而是一个应该“有话就说，没话就不说”的创作者。电影于他而言，只是理解人生的一种方式。

他用一部电影的市场失败赢得了对自己的认知，他觉得这是自己在创作道路上绕的一个圈，对自己的认知越清晰，观众对他的认知也就越清晰。而现在，他用自己的这些经验作起了年轻导演们的“陪练”。“陪练”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他说，“我总感觉我的工作就像陪练，导演是拳手，我是陪练员，接过你打过来的拳，找到你的路数，把你激发得更好。”他甚至告诉那些才华横溢年轻导演，导演这门功夫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谁能说“坏猴子七十二变”不是他的又一部作品呢？

Q&A

宁浩

有关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

刘阳：《我不是药神》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宁浩：我觉得是里面有一种特别难得的悲悯，其实那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良知，这让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非常触动，我希望能把这个电影做好。

刘阳：最开始想拍这个故事的是您？

宁浩：最初的是韩三平先生给我推荐过来的，故事是他女儿写的，他女儿找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我是晚上12点钟才收到的这个剧本，我本来寻思看一会儿我就睡了，没想到一直看到四点钟，一口气把这个故事看完，心潮澎湃，看哭了。

刘阳：故事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

宁浩：是。其实我平时还挺难被打动的，我就在想这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觉得那么珍贵。我自己想，其实那就是一种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特别的善意，一种善良和担当，我觉得特别难得，应该把这个故事拍出来。我当时本来想自己拍，但因为我手头工作没做完，坏猴子又刚好启动了七十二变计划，遇到了文牧野导演，我觉得他是个现实主义能力特别强的导演，所以就让他来执导了。

刘阳：前几天我看的那场点映，您带着演员章宇来了，我记得您当时就问了观众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喜剧吗，喜剧的成分多吗。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问题？

宁浩：我怕观众带着看喜剧片的预期进来看这个电影。大家可能习惯把我跟徐峥的搭档理解成喜剧。其实我一直不承认我拍的是喜剧，他拍喜剧比较多，我蛮少拍喜剧的。我怕观众有不对的预期，看完以后可能会有落差。

刘阳：这个电影拍完了，您怎么评价文牧野导演？

宁浩：非常好，完成度非常高，是很准地抓住了这个题材的重点和核心的表达。

刘阳：这个电影核心的东西挺复杂的，不仅是情与理、情与法的辩证关系，还涉及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

宁浩：我们把它归结到底是就是尊严，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在谈，叫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

刘阳：徐峥是这部电影的监制，为什么这一个电影同时用两位监制？

宁浩：我看过这个故事去找过他，跟他聊过一次，问他愿不愿意演，他问我是你拍吗？你准备导吗？我们俩就这个项目探讨了一段时间。后来在七十二变计划中，我遇到了文导，文牧野导演非常适合导这个片子，但文牧野导演是个年轻导演，这让我有点担心，我怕徐峥这样的知名演员会对新导演有疑虑，我瞒了他一段时间，文牧野把这个剧本全部弄完之后我又找徐峥谈，我说我向你推荐一个导演，你如果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做监制，这样会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徐峥看完这部成稿以后也觉得非常好，也希望能够帮助这个电影，毕竟他自己也做过导演工作，希望能更多地参与进来。我说咱们俩一起监制，我负责前边的部分你负责拍摄的部分，一起给导演帮忙，把这个作品弄到最好。

刘阳：两位这么有经验的监制，创作过程中跟年轻导演用什么方式沟通？年轻导演会碍于监制的指导而放弃自己的坚持吗？

宁浩：不会。所谓的坚持是针对谬误，针对正确的道理为什么要坚持？大家都是明白人，聪明人一听就能明白哪个是对的，哪种方向是正确的，既然正确的又有什么坚持不坚持的？谁提出的正确听谁的。

刘阳：这部电影的题材有一定的特殊性，很多人认为相较于过去的创作，今天能够呈现出这些内容已经算是社会的进步、电影创作的进步。

宁浩：现实主义题材本来就是电影创作中的一大块，这些年的中国电影一直都处在电影类型丰富化的探索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出现新的电影题材和类型，而且确确实实在这个成长和发展地过程中，我们的创作和社会都越来越自信了。

刘阳：在这种过去很少碰到的题材当中，有过什么创作上的困惑吗？

宁浩：其实严格地说，我觉得咱们国家是有很好的现实主义基础的，这方面，创作并没有说特别特别的艰难。相反来说，其实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比较难的是表现主义的作品。像我们的电视剧长期深耕在这个土壤上，就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集中呈现的重要代表。

刘阳：徐峥说他把自己从影以来最好的表演有奉献给了这部电影，您怎么评价这部电影中的演员？

宁浩：老徐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演员，一步一步地在学，一步一步地往上往前走，《我不是药神》这个作品为他的提供了更高的表演的支点和平台。

这部电影的群演整体水平非常高，这个要归功于我们的副导演团队和选角导演团队付出的努力，他们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很小的角色也都训练很多天，每一个人物的细节都会告诉他来龙去脉，你心里想什么，你是什么身份，这个细致的工作会让群演的整体水平非常高。

“坏”不是一个负面的词

宁浩（左）和黄渤出席“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

刘阳：为什么公司的名字叫“坏猴子”？您觉得您是电影行业里的坏猴子吗？

宁浩：我比较喜欢孙悟空。孙悟空是有血有肉的形象。我觉得“坏”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它跟创新有关系，循规蹈矩太乖的人是没办法搞创作的，创作要打破既定规律，才能有新的东西出现。无论在科研还是技术领域，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品质。敢于怀疑某些规律，从这一点来说“坏”代表的是创新的意思。

我们当时想推广坏猴子七十二变计划，首先看重的就是要有创新能力，至少年轻人要给我一些新的东西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要有本土化的审美趣味和题材，要有当代的意识，要有独特的导演个性，只要符合这几点的话，我们就都是一伙的，都可以一起做。

刘阳：这几年国内扶持青年导演的计划和项目有很多，比如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青葱计划、贾樟柯导演的添翼计划等，七十二变计划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

宁浩：另外的几个计划我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知道我们做事，其实也比较简单，也比较务实。我们会比较直接地选择优秀的短片作者和导演，只要觉得这个导演有能力，我们就开始很务实地合作，其实就是提供题材、提供剧本、提供服务、提供演员，尽量帮助他扫清创作道路上的障碍，尽快帮他跟市场进行对接，并且在这过程中，希望能够帮助年轻导演梳理并且建立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本身我也是创作人员出身，我周围也有很多创作的伙伴和资源，我们会把这些资源都调度起来，把这个东西做到最理想。

刘阳：您最开始也是从刘德华先生的“亚洲新星导”计划出来的，大家通过《疯狂的石头》对您的电影有所了解，进而喜爱。经过这么多年发展，现在您又开始帮助这些年轻导演，这种身份的转换，对您自己的创作、对您自己的电影生涯来说意味着什么？

宁浩：我曾经也是青年导演出身，特别了解导演在起步阶段需要什么，现在在这点上帮上忙，客观上推动项目，这也是我的价值。我和年轻导演见面了都没什么虚的，来了就是谈项目、谈人。电影工作是我很感兴趣的事，无论做导演做监制都是创作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创作工作能够体现你自己的认识和影响这个电影，我觉得就可以。尤其是见到有才华的人，我会非常开心，我愿意跟有才华的人在一起。

刘阳：和年轻导演在一起是作为一个老板，一个前辈，还是一个指导者？

宁浩：就是一哥们儿，文牧野比我小几岁，也不能算两代人，别的导演也都差不多吧，所以我总感觉我的工作就像陪练，导演是拳手，我是陪练员，接过你打过来的拳，找到你的路数，把你激发得更好。

刘阳：跟您拍《疯狂的石头》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年轻导演所处的创作环境是更好的还是更复杂了？

宁浩：我觉得还是好了，整体上来说还是有很大进步的。我觉得之前的电影导演功夫都不在戏内，十八般武艺都得会，解决人啊、资源啊一大堆跟创作没关系的事。现在的导演能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创作上，只要你有才华基本就不太会被埋没。

刘阳：现在这批年轻导演最需要的是什么？

宁浩：最需要的是内心的问题，是否有正确的方向和观念，对自己有没有正确的认识，现在难的地方在于太丰富了，太乱了，太热闹了，你自己的选择对不对最重要。我总说导演不是学出来的，导演是活出来的，你得在生活里学习自己琢磨和体验。

电影是我理解人生的一种方式

刘阳：不到30岁就因为《疯狂的石头》一炮而红，到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些年您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宁浩：胖了很多，一直没空减肥。另外，这也是我自我认知的过程，不断认识自我，搞清楚我到底喜欢什么，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成长，我感觉我自己绕了一圈，有的东西变了，有的东西没变。因为现在要想的事情肯定比那时候多，没有那时候那么简单，现在毕竟40岁了，还有公司的很多事情要担责任，但不变的是我对电影的喜爱的吧。

刘阳：已经杀青的新片《疯狂的外星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科幻题材吗？

宁浩：《疯狂的外星人》讲的是小人物的现实困境，科幻不是一个母体，只是一个元素，其实还是挺荒诞现实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我拍的电影，其实都在表现现实主义的荒诞性的。

刘阳：创作的过程中怎么平衡艺术和商业的追求？

宁浩：我也没奔着商业去，我每次都搞不懂票房的事。其实我觉得没法界定什么叫商业片，什么叫艺术片，不能说卖钱就是商业片。我觉得周星弛就挺艺术的，艺术性是导演自己独特的特性，就是你换一个人做不了的，那个就是他的艺术性。为什么周星弛不是艺术呢？我觉得没有人能拍他那样的电影。但是《复仇者联盟》换一个导演也是一样的吧。因为周星弛卖了钱了，他就不是艺术？这个其实不公平。

刘阳：2012年上映的《黄金大劫案》市场反响不是特别好，那段时间您有过创作上的困顿吗？

宁浩：我觉得也没有，主要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黄金大劫案》是一个正常的电影，是一次类型探索，往类型方向去更多的电影。后来觉得好像观众对我的定位不是一个拍类型片的导演，你可能不能那么类型化，你的受众不仅仅满足于你的类型片创作，这么一想就明白了。

刘阳：那之后创作的时候会尽量考虑满足观众多一些吗？

宁浩：有的时候我有想要表达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也不是特别有。这也是在那个阶段我有的一个认识。有时候我老觉得我是一个导演，拍完一部戏我就要拍下一部戏了，就像正常的工作一样，要保持一个节奏。但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创作不是春节晚会，不是每年都得弄一出。创作这个事儿，有话说，你就说，没话说就不应该说话，应该是这样的方式。然后我就理解了，原来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黄金大劫案》让我自己搞清楚这件事，我不是个职业导演，我得有话说的时候再说，没话说的时候就帮别的导演。

刘阳：《无人区》上映的时候咱俩聊，记得您当时告诉我《无人区》是您创作上的转折点，从那时候开始您把更多自己关于生活的、人性的思考投射到创作里。

宁浩：是的。后来的《心花路放》其实也是我对于当时社会上一种普遍状态的思考，就是我能感受到周围的人都有一种迷茫。我记得那时候电视台都在街头问“你幸福吗”，这个问题都上电视了，是不是大家觉得不太幸福？那这个事儿来自于什么地方，或者说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感知到了这种情绪，但我们如何去处理它，它到底是什么，我带着这个出发点拍了《心花路放》。

刘阳：您曾经说过，拍电影是为了表达，但拍电影并不是您唯一的表达方式。如果不拍电影，您会去做什么？

宁浩：我觉得做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你只要能够把你的想法，或者你所喜欢的那种精神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就像我现在做七十二变计划，它也是我的作品。这些导演的作品都是我参与的，他们是我的合作者，我觉得这仍然是我的一种表达，就是换了个方式。

刘阳：电影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宁浩：我一直觉得电影就是一个信息记录技术，可以取缔文字方式的新一代的信息记录技术。互联网我觉得是取缔印刷术的方式，两样结合实际上它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只是讲一个故事，它是转变了人类传递信息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最最重要的领域，应该是在教育。每次当这种信息革命发生的时候，后边都会有巨大的科技进步，所以很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我觉得这是电影的意义。但电影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就是我理解人生的一种方式。

（本文转载自刘阳电影笔记公众号）

文章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欢迎分享至朋友圈
获取授权请点击“阅读原文”

商务合作微信：21474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