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在纠结究竟什么才是纪录片，究竟什么才是真实，似乎纪录片就必须得是纯客观的。然而纪录片同样是作者的作品，不管你声称是多么的隐匿于生活，多么的客观，不可避免的，仍旧掺杂了导演的挑选，导演的观点，并且拍摄者的存在影响了拍摄的生活。或许题材是没有观点的，但是导演有，从《直击朝鲜》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导演对纪录片影响是巨大的。没有谁是墙壁上的苍蝇，我们都是迷雾中的大象。

吕新雨在书中提出的客观真实和价值真实，值得思考。“真实的背后是观念”。 吕新雨贯穿全书的观点，是纪录片是观念——纪录片是“历史之镜”。纪录片的真实依赖拍摄手段来保证是靠不住的，纪实手法并不能保证它就是纪录片。贾樟柯的《小武》，写实得不得了，但是就是故事片。也许纪录片的底线是非虚构。这么多年的发展，从一开始双机拍摄都会被指责为不真实，到现在搬演、“真实再现”的盛行，纪录片观念进步的迅猛。吕新雨也为纪录片的真实划了底线，把纪录片的真实性与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强调纪录者的立场和道德良心在纪录片中的重要地位”。纪录片是“我个人的，某一视角下的真实，并不代表‘绝对’的真实”。吕新雨以及书中的受访者都同意的是，“跟腚”不是纪录片。你以为你在客观纪录，其实那是最低级的手段，作者都不晓得表达些什么，或许碰巧抓到些什么，然而那只是碰巧。

我们现在拍片子，喊着自己要拍真实电影，拿着摄像机直接就出门了。我们也没想好我们要拍什么，反正拍了一大堆素材，抓住生活的片断来拍，以为我们是正义的化身，是社会问题的揭发者。自己高高至于精英的高台上而不自知，未寻到价值真实的真缔。拍下来一堆东西把自己感动的一塌糊涂，其实都是废素材。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做是尊重纪录片，是尊重真实，是背上了纪录片人的责任，但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个学生，并且，这样的毛病并非只存在于我自己。很多纪录片人也是逐渐摸索过来的，更加沉潜更加成熟，比如说蒋樾的从“彼岸”到“此岸”。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弯路总是会走，慢慢摸索吧。

吕新雨很推崇两部片子。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和康健宁的《阴阳》。她称段锦川得了怀斯曼的真传，而康健宁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段锦川特立独行，才华横溢。去过西藏（似乎是不少纪录片人的共同经历），简历后面获奖一大堆。不屑于母校，并且不恋家，过家门而不入。段锦川的题材多集中于公共性的东西，对隐私的兴趣较少。另外，他认为“新人在重复你走过的路，他不能在你的基础上再往前发展。”康健宁，性情中人，言语中尽是朴实豁达。待人之道我赞同，那种为纪录片可以舍弃一切的劲头最为难得。难为这么一个真真的人，如何做得了那体制中的副台长。现在，他在哪里做什么呢？副台长倒是早已卸任了。

说到体制，就很难受。中国纪录片在体制内的存在是以一个边界和默契为存在前提的，它有时候弹性大，有时候弹性小，但它始终存在。怀斯曼等人曾不失时机地在李铁映面前高度赞扬了当时刚刚在巴黎获奖的《八廓南街16号》，而这部主要由中央台投资并获国际大奖的片子几经周折，最终还是没能播出。据了解，中央台领导在做工作总结、办成绩展览时都会提到这部片子，但是并不在公开场合认可。后来在2001年8、9月份中央电视台终于播了《八廓南街16号》，只不过是30分钟。

现在是2018年，距离书里的时间和成书时间过去了很多年。我们的纪录片怎么样了呢？很多人说我们的中国纪录片迎来了春天。我在实习的时候，单位领导天天告诉我们学纪录片的春天来了，但是他们让我做的纪录片，都是专题片、政论片。我不知道国家现在对于纪录片的扶持到底是好是坏，或许他们只是想让纪录片为政治服务吧。独立纪录片在独立的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所谓的扶持纪录片，扶持的是他们要的纪录片。吴文光给台里做过片子，他说那种很无聊。可不是吗？中国的电视台听到的都是体制的声音，商业的声音，他也愿意和电视台合作，剪一个适合电视播出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不会有更多创造性的东西，无非是节奏快点，加解说词，甚至加点音乐。当然，这是有好处的，纪录片人有了收入，有了比较好的生存环境，但是别想着去改变体制，那太天真了。

长久以来，我们没有纪录片频道，现在我们有了，而且是四个上星纪录片频道，但这有什么用呢？当然，这里说的是对独立纪录片的用处。说实话，没什么用，独立纪录片依然是小众的，圈内传播，出不了圈。那些纪录片频道都是给体制服务的，做各种专题片、宣传片、政论片然后盖上纪录片的帽子。难怪外国人觉得中国的纪录片就是独立制片，中国的电视台拍不出纪录片。

新纪录运动建立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透视管道，它透视出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存诉求及其情感方式；它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和校正，是使历史得以敞开和豁亮，是雨诺每个人都有进入历史的可能性，是创造历史，是一个民主的体现；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变和人的转变。

虽然新纪录运动在90年代末已经退潮，但是独立纪录片的路还要接着走下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