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印象中，古代刑律不完善，致失发生了很多冤假错案，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在古代也有比较完备的律法，每任皇帝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而修订，这也是推进封建王朝发展一种手段。

1819年，也就是清朝嘉庆二十四年，四川省发生一起命案。这起命案的“凶手”是一位普通的妇女李何氏，由于长得很漂亮，受到街坊邻居夸奖，当然也使一些男人想入非非。有一次丈夫外出不在家，有一个叫周得佶的男人就想趁机占李何氏的便宜。

周得佶来到李何氏家后，就想对其行不轨之事。当时李何氏奋力反抗，并杀了周得佶。既然发生命案了，就要报官。于是官府就把李何氏抓了起来。

当时四川省总督就以乾隆四十八年案件为准，也就是1783年发生一起案件标准进行判定。当时有一个与人通奸的妇女，后来女人后悔与男人通奸，就拒绝那个男人，并杀死了他。当时官府就判了这个女人死刑。

于是四川总督就判李何氏绞监候。但是判人死刑要上报朝廷批准才能执行，于是四川就把李何氏的案件报给了朝廷。

清朝刑部接到案件后，要会同督察司、大理寺共同来决定，当然刑部最有发言权。而且刑部也倾向于四川总督的判决。

当时大理寺提出不同意见，大理寺认为：“明刑所以弼教，妇女首重名节”，也就是明朝都保护妇女的权利不受侵犯，李何氏如果被判死刑太不公平了，就提醒刑部修改法律，应判李何氏无罪，以后再出现这种案子就按新法律执行。

但是刑部已经把案件报到嘉庆皇帝那里了，于是大理寺就提出“签商”，提出这两个字的是清朝的进士杨怿曾，他是安徽人，1817年就进入大理寺任少卿之职，李何氏案件就是他提出“签商”二字。也就是说把三司不同意见上奏皇帝，由皇帝裁决。

嘉庆皇帝收到请示后，当时很生气，叫来刑部和四川总督臭骂一顿，认为他们是误判，如果不是大理寺提出意见，就可能冤杀一条人命，皇帝就失去民心。

嘉庆皇帝立即下令，判李何氏无罪并释放。嘉庆皇帝还特别表扬了杨怿曾，认为他“刑名甚熟”。

从此清朝这条“妇女拒奸杀人勿论”就写了《大清律》中，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这条法律也被后人称之为“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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