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福州有三座最高的家族，一座是乌塔，一座是白塔，另一座便是刘家的烟囱”，关于刘氏家族的光荣过往，这也许是福州城里流传最广的记忆。

1915年建成的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其中的发电厂烟囱被不少福州人认为是乌塔和白塔之后的“第三塔

虽然只有上了年纪的福州老人依稀记得那个曾经在傍晚灯光耀眼、通过一个连着电线的方盒子可以传出人声的宫巷大户，但透过代代相传下来的零星描述，这个家族的繁盛与兴旺仍然遮掩不住。

家族最初的奠基人“刘齐衔”

福州宫巷14号，如今是修缮一新的刘齐衔故居，十年前还是一栋并不起眼的老宅。

对于大多数来福州的旅游者来说，这样一栋老宅远不如三坊七巷里其他名人故居那样有吸引力。这并不奇怪，一来战乱时期的舆论中心永远只是顺道或逆道的革命者，刘齐衔虽然位至巡抚，但并未经历太大的朝廷动荡，顶多是个富贵官宦；二来修缮前的老宅被住在里面的刘氏后人加进了玻璃、西餐桌这样的现代元素，打理得颇为舒适，但曾经阔气的八进大宅已经只剩两进的旧院，后面一进保存着雕花凭栏的古屋、精致园林的小院也早已荒废，看不到旧时荣光。

屋子的第一任主人刘齐衔，是林则徐长婿。1837年，17岁的林则徐大女儿尘谭嫁入刘家。当时的刘齐衔还只是一介书生，四年后，才与其兄同榜中进士。事实证明，林则徐在选女婿方面还颇有眼光。户部主事、湖北德安知府、襄阳知府、汉阳知府、陕西督粮道、陕西布政使兼按察使、浙江按察使署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这是他之后20多年时间里历任的官位。虽然国力每况愈下，末世皇朝日显衰败枯萎之象，刘齐衔仕途前程却绸缎般徐徐铺展。

据传，为官的20多年间，刘齐衔从官场上共获得俸禄达十万银元。这笔不菲的官场收入被后人看成是之后“电光刘”发家的原始资本，但实际上，相比较于整个刘氏家族传袭下来的家产，这只能算是其中的小部分。刘家的始祖原籍河北省大名府龙山镇，明宣德三年迁来福州。刘家自始祖起历代为官，到第十代因明朝灭亡而从商。自第十二代起又弃商为官。刘齐衔早年父母双亡，由伯父刘家镇教养。刘家镇也在朝廷做官，俸禄相当丰厚，别号“刘百万”。

位于光禄坊的刘家大宅

而宫巷的房屋不过是刘氏庞大家产中相当小的一部分，福州光禄坊10-14号的几栋宅院、城内两座典当铺房屋、闽侯县科贡乡、福州北门、雷锋山、石仓等处的几百亩田地都在刘齐衔名下。此外，他还在福州经营着德成、即成、复成三件典当铺。

除了原始资本之外，刘家先祖留给后人的最大财富是商人基因。为官期间，刘齐衔将这些陆续寄回家中，再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和土地资本，在流通中获得高额利润。虽然这种生财之道在之后被批评为剥削，但不可否认，刘齐衔在理财上却有过人之处，这种思维影响了刘家后代。

“电光刘”的发展和鼎盛

清末的刘氏家族不仅有钱，而且人丁兴旺。单是刘齐衔这一支就有七个儿子，除次子刘学恂外，六人出国念书，而将刘齐衔的家产直接经营成“电光刘”发家资本的，正是刘学恂。

也许是因为常年与父亲相处，刘学恂的理财思路与刘齐衔几乎如出一辙，擅长钱生钱。1878年，刘齐衔死后的第二年，刘学恂就利用家里的余钱和靠那些房产收来的收入一万元作为资本，开设了著名的天泉钱庄。据说当时天泉钱庄所发出的银票在长乐、连江一带都可以通用，很受市场欢迎，最多是出票额高达13万元左右，在市场上的信用一度超过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天泉钱庄的开设，刘家的典当铺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周转资金，还可以做许多无本钱的高利贷生意。据资料记载，天泉钱庄从开办到1891年的13年间，获利达15000元左右，是原始资本的一倍半。

19世纪8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工业快速发展。工业的高额利润打动了在广东做官的刘学慰，这种间接的吸引力继而影响了蛰居在家的刘学恂。

福州电气公司建成的蒸汽发电机组

1890年，刘学恂就利用管理家产的方便，除自己出资一部分和向外挪借款项外，用公房款项汇集起来创办了一家糖厂。但是因为技术落后，自己又不懂技术，福州第一家糖厂不久便停业了。

1893年，他又将糖厂的厂房改为仓库，囤放纸张，改营纸业。然而，不久又遭遇火灾，所以原糖厂的机件设备和纸张存货全部烧毁，损失惨重。

短暂几年中的两次失败，也许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冒险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结果在情理中，过程却极具戏剧性。从那以后，这个喜欢冒险的投资者安静了很多，没再继续工业的资本游戏，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孩子在这条充满诱惑的路上前行。他的失败经历则成了一次伟大尝试，拉开刘家工业发家史的序幕。

一个迅速成长的神话

距离糖厂失败十余年后，留洋回国的刘家子弟开始商量着该做些什么。这些对外面的新鲜事物充满兴趣的年轻人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达成共识——创办电气公司，在他们看来，没有电不可能有民族工业的立足和发展。

1910年，刘家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关键性年份。刘氏民族工业集团中第一家企业——福州电气公司创办。

1910年的中国并非和平盛世，但战乱的世态却为包括刘家在内的众多中国民族资本家提供了一次快速发展的机会。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管办企业对商业企业的压迫放松，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入侵，中国民族工业的确在夹缝中获得了一个舞台。相比之下，因为福建并非帝国主义投资的重点区域，福建的民族工业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只是，从这之后，中国所处的便是一个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的时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们犹如戏子，需要八面玲珑，周旋于封建军阀、地方官吏、帝国主义势力之间，争取出场和唱主角的机会。

刘家兄弟的过人商业性格，足以支撑其在这复杂的官场、商城上游刃有余，而福州电气公司的创建就可见一斑。那一年，刘崇伦刚从日本完成电气专业学习回国。这个对日本的先进企业颇有研究的年轻人开始在福州城里寻找机会。老天的确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不久，他就发现了一家名为耀华的电灯公司。耀华是福州当时仅有的两家电灯公司之一，只是，经营半年，因为营业亏损、资金短缺、厂内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耀华电灯厂面临各种困难。而另一家文明电厂，虽然已经经过福州府的批准，但还没有开始具体执行。

得到这个消息后，刘崇伦开始和几个兄弟商量着凭借刘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收购耀华，取代其在福州电气事业上的位置。不久，刘家兄弟一方面通过当时的福州府官员、警局总办陆子良出令，借口耀华尚未登记、文明厂仅取得福州府批准目前状态均为非法，强迫他们停止经营；一方面由刘崇伟出面集资8000元，承接了耀华电灯厂的财产，成立福州电气公司。

“电光刘”一家

刘家集团的组建，速度惊人。

创办福州电气公司之后，刘家兄弟很快又将目光锁定另一个新兴行业——电话，刘家希望掌控福州的整个电气事业。

福州设置电话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光绪三十年，官厅方面设立电话机器总督衙门，只是规模太小，电话号码不过百余号。民国成立，政府有意将电话移归民办。政府关系灵通的刘家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移归机会。不久，刘家就接手了前清官办电话，并在1912年末改组定名为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由刘崇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从电话公司开始，刘家兄弟以平均一年增开一两家企业的速度发展，这些企业多数为福州电气公司的附属企业，为电气公司的发展提供原料与市场。

1920年刘家集团已经形成一条相当完整的产业链。

1914年，附属修理厂设立，设立目的在于使用电气公司本身和用户机件和马达能自己修理。

1918年底，刘家兄弟创办了除电气公司、电话公司之外的第三家独立性企业——梨山煤矿公司。煤矿公司的成立同样是为电气公司服务。在此之前，电气公司发电需要的燃料煤炭多半来自台湾，价格昂贵，自己解决燃料不失为控制成本的好办法。

为了推销电力，刘家集团从1917年起，陆续成立了制冰厂、福州油厂、建兴锯木厂、玻璃厂、精米厂、炼糖厂；为了解决用户购买电料的困难，于1920年开设大用电料行和同光电行；为了扩展业务，又于1922年设立了福清电灯分公司和连（江）琯（头）电灯分公司；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还曾在城内和南台设立存款处，吸收社会游资；为了降低运费，刘崇伟和刘崇仁两兄弟于1927年合资组建“刘正记”轮胎行，主要业务便是替电气公司从台湾运煤来闽。

在刘家集团中，福州电气公司的角色有些像蜘蛛，迅速将网线布向了更远的地方。

1911年10月，刚成立的福州电气公司的电灯用户还只是234户；到了1924年，整个福州城已经有11743户人家在使用电气公司的电灯。

“在那个时候的福州，刘家兄弟不是最有钱的，但也许是最有投资眼光与胆识的”事实的确如此，野心也许是刘氏兄弟最具魅力的商业性格。在刘氏集团的逐步形成中，这种野心如同原动力，最大限度地激发着刘氏兄弟的其他商业基因，推动这个家族企业集团一步步走向垄断。

20世纪初的福州，即使是拥有巨额资本的罗勉候、黄瞻鳌、尤恒盛三大户，也都只是投资商业、钱庄、当铺等。这几近空白的市场对看中公告事业的刘家兄弟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此外，刘家兄弟子侄多留学国外，学到了一套现代工业技术。留学日本的刘崇伦效仿日本三井集团，掌握了当时资本主义的最新组织——股份公司的组织管理技能。三井集团的综合商社是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目的是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刘氏集团和这套管理技能相对应的，是一整套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不难发现世界500强企业成功经验的影子。这些让刘氏集团在当时现代工业并不发达的福建，获得垄断地位。

这家近百年前的家族企业的一些做法，现在看来也让人惊叹。据说，电气公司对中上层干部在中午有提供工作午餐的制度，这种午餐的质量十分讲究，每人一个月要花近百元，而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五六元。大家在午餐时畅所欲言，刘崇伦则利用这个机会，边了解情况，边解决问题。另外一件事情则成为当时广泛流传于集团员工和福州坊巷间的谈资：刘崇伦有个年轻漂亮的爱妾被公司中一个外籍员工诱走，刘说他们年龄相近，恋爱是人之常情，还派人送去一笔钱维持生活。

据闻电气公司还有制度，每年年终给干部和工人发红包，红包内有的附有评语，但都是保密的，谁泄密，谁的红包就将被取消。

福州电气公司发行的股票

当时的刘家与封建官僚、帝国主义势力的良好关系，成为一种隐形生产力。

政客和商人从来都不回绝对地划清界限。刘家凭借良好的政治关系创办了一系列企业，而企业的创办也使刘家以企业家的面貌出现，这面貌就像跳板，为他们争取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资料记载，这一时期中曾任省长的汪声龄、胡瑞霖，督军李厚基，省防司令李生春等都是刘家的常客。

帝国主义列强是当时刘家兄弟需要打理的另一重要关系。对于商人而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刘家兄弟是这条商城生产法则的完美领悟者，亦是严格执行者。刘家一方面和日本三井洋行做生意，通过生意往来稳定与日本人的交往，一方面同样以经商名义，寻找美英列强的支持。 这是刘家民族工业发展的大幕拉开后，刘家兄弟唱的最好的一段戏。同行、官僚、列强仅是做了配角，嬉笑怒骂，最终只是配合了刘家兄弟的商业大戏。

盛极而衰的“电光刘

而1927年被看成是刘家集团劫难的开始。1927年以后，国民党势力逐渐加强对福建的统治，四大家族势力也在这个东南沿海省份逐渐加强，加上时局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和当地的封建势力猖獗，这些都在打击和摧残着福建民族资本的发展。作为以电气公司为主体、几近控制着福州一半工业生产的刘氏集团不可能不受影响。

虽然还不至于成也政治，败也政治，但政治因素的确是影响刘家企业衰败的重要因素。此时，刘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也正在发生变化，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为其家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无能为力。此外，窃电、欠费和拒不付费等问题日益严重，军警、特务、流氓、台湾浪人以及封建官僚士绅欠费相当严重，而且在一般消费者中也广为流行。这对电气公司来说，是一笔危机生产的损失。

外部的恶劣的经济环境没能为刘家集团提供任何再发展，甚至是喘息的机会。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间延续了七年，这七年带给刘家集团的是，经济不景气、周转更加不灵。1928年的五卅济南惨案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福建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活动，这对于模仿日本企业的刘氏集团来说，自然也不会是件好事。

刘家集团的各家企业以不同形式表现着衰弱：电话公司由于资本不足，资金周转困难，营业不振；建兴锯木厂于1927年停办；福州油厂因营业不振，在1927年电气公司困难重重决定停止兼营各业时，宣布停办；福清和连琯电灯公司由于地方封建势力的膨胀，阻力重重，损失不小，于19229年相继停业；冰厂、附属修理厂、刘正记这三家企业，在这一时期，处境差强人意，有的获得微弱的发展，有的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无法挽回刘氏集团的萎缩趋势。

1937年是刘家历史上一个黑色年份，黑色的意义不只是天灾带来的一系列企业颓败，更让刘家经受打击的是这个家族集团中的两个核心人物的意外死亡。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刘崇伦和侄子刘爱其被当时的福州特务头子张超分别绑架致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超杀二刘”事件。

事后，刘家曾书信联系宋美龄，希望能为这件事讨一个说法，但之后因为涉及关系复杂，亦是不了了之。当时的刘家也无法摆脱失去亲人的苦闷，长时间仍在饭桌上为这两个人留了位置，等待两人回来。

刘氏集团的光环已经一点点逝去，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使是维持现状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福建省的金门以及附近岛屿。1938年，南京沦陷，福州开始紧张。

1939年，敌军飞机滥炸福州，人口及物资多向内地疏散，福州商业一片萧条。

1941年和1944年，福州两度沦陷，在日寇掠夺破坏下，经济备受摧残。祸不单行。

1939年，电气公司连遭敌机八次轰炸。

1940年，遭遇十年不遇的大风灾。凡此种种天灾人祸的打击都使电气公司不断遭受巨大损失，然而给公司以致命打击的却是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和苛捐杂税。电气公司的老人王能超清晰地记得，他辛苦十几年时间存下的3000元钱在那时还买不到一支香烟。

1937年7月开始，电气公司便连年业务下降，这是电气公司的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

1941年，电气公司第一次出现营业亏损，从此，这家满目疮痍的公司以几近灭亡的面目面前支撑。

悲情谢幕

达尔文的丛林法则适用于任何时期的商业社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当周围的环境不再为刘家提供任何强大的机会时，就不仅意味着刘家集团已经失去吞食别人的机会，它还随时可能成为其他强者的进攻目标。

1946年至1949年间，电气公司的资金、外汇、煤炭来源问题，都因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早已为民族工商业者布下天罗地网，一个也不能顺利解决。而窃电之风变本加厉，通货膨胀更加剧烈，物价狂涨，更给电气公司以毁灭性的打击。刘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向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提出合并的要求。但实际上，合营不过是官僚资本吞并电气公司的一个更具有亲和力的幌子。合并之后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福州电厂，管理权全部归资委员会，刘家只作为一般股东领取股息，然而就连这六厘官息，刘家也没有拿到。

电气公司这家最主要的企业被官僚资本吞并后，刘氏集团内的其他企业也是日落西山、朝不保夕。刘家的电话公司，从1946年起转入亏损，到解放前夕，已处于瘫痪状态。其他如铁工厂、冰厂等企业也是奄奄一息。

1953年，福州电厂实行公私合营。

1954年1月，由刘家第三代掌舵人刘洪业和刘永业担任经理、常务董事等职的福州电话公司，成为福州市全行业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

自此，福州坊间关于“电光刘”的传说逐渐淡去。

“电光刘”家族中的刘骏业、陈褧贞夫妇在光禄坊刘家大院东路第一进假山前留影

如今的刘家大院，景物依旧，荣光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