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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艾伦：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戏剧和电影剧作家，演员、爵士乐单簧管演奏家

采访：角谷美智子，《纽约时报》书评家

角谷美智子:艾伦先生，您觉得幽默家看世界的方式会有点儿不同吗？

伍迪·艾伦:会。要是你也有喜剧的视角，任何一件事的发生，你都会透过喜剧的滤镜去看。这是一种短期处理，没有长久效应，需要持续不断的刷新。因此人们说喜剧表演者包袱“抖不停”。这就像感官一直鼓噪着，疼痛消减。

角谷美智子:真奇特，是吧？

伍迪·艾伦:幽默是与生命打交道的一种方式。人觉得幽默很难，其实幽默是样有意思的东西，会者不难。这就像是说，有的人画画很棒，我说，天啊，我就是成天端着纸笔也画不出一匹马，我做不了，你却画得这么好！对方会说，没什么了不起，我四岁就会画了。会者不难，没什么了不起。我并不是说成果没什么了不起，而是说，过程很简单。这世上就是有些人天生幽默，有些人不行。禀赋而已。

角谷美智子:您开始写作是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

伍迪·艾伦：我记得，让我笑出来的第一位作家是麦克斯·舒尔曼（Max Shulman），那一年我十五岁。我读了一堆他的旧作。最逗的一本是《斑马德比》（Zebra Derby）。粗读觉得很好笑，但细辨其写作背景，讲述的是二战后老兵返乡的故事，回到这片被寄望的土地上。后来我又读了罗伯特·本奇力（Robert Benchley）和S·J·佩雷尔曼（S J Perelman），都是幽默大师。有天晚上我在伊莱恩餐厅偶遇佩雷尔曼。当时我和马歇尔·布里克曼（Marshall Brickman）一道去，服务员过来递了一张卡片。背面写了行字，大意是，可否过来陪我喝一杯芹汁汤加水？我想大概是哪个外地游客，没当回事就把卡片扔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有人说，你知道吗，那张卡片是S·J·佩雷尔曼的！我从地上把卡片捡起来，上面的确写着“S·J·佩雷尔曼”。我连忙跑到角落里他坐的位置，陪他喝了几杯。佩雷尔曼对我一直很和善、友好。我听说他不好打交道，但我接触的他不难打交道。

角谷美智子:您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伍迪·艾伦:早在阅读以前。我一直想写东西。早前，我编故事，给同学讲故事。其实，我喜欢严肃作家远多于幽默作家。但我发现自己写喜剧故事有天赋，开始模仿舒尔曼和佩雷尔曼。在短暂流产的大学时光里，我交的作业都是舒尔曼的仿作，有好有坏。那时候我还没找到自己的风格。

角谷美智子:您是怎样找到自己的风格的？是渐渐发现的吗？

伍迪·艾伦:不，来得很突然。那时我已经彻底放弃平面写作，转向影视写作。我想写舞台剧，与此同时，我还在卡巴莱餐馆做喜剧表演。一天，《花花公子》杂志找我为他们写点东西，当时我的舞台剧表演已经有点名气。我写了篇关于下棋的文章。那时候我快结婚了——还没结——和露易丝·拉瑟（Louise Lasser），她读后大赞，说写得太好了，应该直接寄给《纽约客》。对我来说，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纽约客》是圣地。但我就那么寄了。接到反馈电话说稍微改几笔就能发表的时候，我震惊了。我去《纽约客》把文章改了改，就发表了。那一次，我自信心大涨。我盘算着，好吧，再写点什么给他们。接下来两三篇文章佩雷尔曼的影子太重，《纽约客》虽然发了，但评论说模仿的痕迹太明显，我也觉得是。后来的文章里，我和《纽约客》都很留神对佩雷尔曼的模仿。我渐渐走出他的影子。佩雷尔曼的幽默是很复杂的——非常厚重的那种幽默。我努力写得简单。

角谷美智子:这和您在电影中的尝试是一致的吗？

伍迪·艾伦:不。我的经验是，不同媒介的写作是非常分离的尝试。写舞台剧跟写电影剧本完全不同，此二者又都有与平面写作不同。最难写的是文章，因为写到最后一个字就是定稿，改不了了。舞台剧剧本不是最终产品。电影剧本是演员和导演进行人物塑造的工具。写电影剧本的时候，每个场景，我只草草记几笔。用不着写完全，每个场景记几笔，写的时候还要把演员和摄像机考虑进去。剧本为了是选角色和做预算，与最终出来的影片并不完全一致，至少我是这样。

角谷美智子:所以您对小说创作控制更多吗？

伍迪·艾伦:那是写作的好处之一——你主宰它。另一个好处在于，写成之后，可以撕了扔掉。电影拍完了可不能撕了扔掉。再不喜欢，也得上映。我还得说，写文章的日子过得很滋润。早晨起床，钻进隔壁的房间，独自写作。这比早起赶去片场舒服多了。拍电影是个大工程，是体力活。你得到现场去，按计划、按时间完成。还得依靠一大帮人。我记得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说过，如果事业重新起步，他选择做电影而不是写小说。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业，体力消耗非常大。某种程度上说，我不想那么玩命。我是说，我不愿想到这一辈子都得六点起床、七点出门，准时出现在冰冷的街头或阴沉的草场上拍摄。那样的生活并不那么惊心动魄。待在家里、房子四周转转，挺好。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曾说，写剧本最头疼的事是你得制作——你不能写完扔进抽屉就算完了。剧本写完之后，你得超越它，你想往前跨。小说写完了就写完了。所以当小说家的冲动一直都在。那是很诱人的。想想看，科莱特（Colette）坐在巴黎的公寓里写作，桌子向着窗外。多么心驰神往的生活！拍《爱与死》的时候，我在巴黎写完了小说的初稿。我在家写，完全手写，用坐标纸写，写完丢进抽屉——坐标纸我已经写了很多年。可以说，写作是为了复元拍电影耗尽的精力。还能早起出门去片场的时候，我是不会写作的。有小说可写，是件有盼头的好事。我想会有那么一天，他们断了我拍电影的路，说，我们不想你再拍了；或者，有一天我自己厌倦了。我希望小说还能写下去。写小说没那么复杂，小说就是小说，一个只能用某种方式讲述的故事。有时候我也想把它排成舞台剧或拍成电影，但是办不到。能办到的永远是小说。文字不让我失望。

角谷美智子:这本小说是怎么萌生的？您想过要写很久吗？

伍迪·艾伦:没有。从第一页写起，这是我长年以来的习惯。我无法设想，先写第三章、再写第一章，或者把第二章某一节抽出来先写。后面的事情——人物互动、情节发展——都依赖于前面章节的安排。我无法设想不按顺序来。我超爱古典舞台剧的叙事模式。我喜欢小说也采用这种模式。故事不清晰的小说我没兴趣。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书，别的且不说，坐下来翻几页，就是一种享受。就舞台剧来说，幕布卷起、人物出现在垃圾桶里，创意我很佩服，但风格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我看过贝克特的戏，还有许多不如他的先锋舞台剧家的戏，这些当代舞台剧写得聪明、深刻，但我就是不喜欢。契科夫、奥尼尔的作品——男人、女人是有血有肉的、冲突是古典的——我喜欢这些。讲这些已经很落伍了。但他们说舞台剧最基本的东西是“语言”——巧言美韵——我真的不能苟同。我希望人们说出来的话是平实的，偶尔带些诗意也行。看《销售员之死》《欲望号街车》，你感兴趣的一定人物、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在给林肯中心（纽约市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写《悬浮灯泡》（The Floating Light Bulb）时，我决定写简单环境中的普通人，刻意不做铺展。但奇怪的是，拍电影的时候，那种决心就不甚强烈。电影里的时间扭曲和抽象呈现，适应起来容易些。

角谷美智子:很多作家表示，新作品的起头很难，很难找到真正想做的东西……

伍迪·艾伦:也许他们只是将想法撇到一边，而我是顺着想法做下去。我假想一个想法在街上走着，我立马把它标记下来。我思考着把它做成个什么东西。我从没遇到卡壳。我是说，能力范围之内没遇到过卡壳。但私下里，也有过缺钱的尴尬。假设我有五个想法，每个都特别想做。痛苦思索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到底谁先谁后。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别人替我拿主意。如果这时候有人说，先做三号想法，就照他说的来。我从没出现枯竭的情况。人们总是问我，有没有想过某一天醒来，不再幽默了？没想过。对我来说，这种设想太奇怪了，不现实。幽默与我永不分离，是一体的。我最享受一项工作结束、酝酿下一项工作的时候。那一刻现实尚未插足。心中的想法如此美妙，你想着它，完美的时刻——孕育在心里。接下来，等到你开始实施想法，就没你想的那么好了。制作的过程中，问题出现，现实介入。一如我前面说到的，最能将脑子里的东西变成现实的是写文章。我写过、发表出来的大多数文章都比较满意地实现了写作的初始意念。舞台剧和电影，都不曾让我感觉想法实现了，连接近都不曾有。我经常觉得自己本来的点子好到亮瞎了眼，错出在哪一步呢？第一天就错了。每件事是妥协。比如，你请不到马龙·白兰度，只能请次一级的。你心里想的拍摄场景，片场给不了。在打字机跟前写剧本的时候，人总是志存高远、瑰丽梦想、大声喝彩、信心满满、浑身是胆；然后呢，开始拍了以后，诸事不顺，剧本改了一遍又一遍，NG 一次又一次，到最后就是为了混口饭。混口饭吃就很不错了。志存高远不见了，为了艺术绝不妥协的决意幻化成泡影，你撑下去只是为了不被骂的太惨。我的大多数作品——也可以说全部作品——要是能按我设想的样子拍，肯定比现在拍的好。好在，观众并不知道它们在我脑子里原本有多好，让我侥幸逃脱了罪责。

角谷美智子:您平时是怎么写作的？您用什么写？

伍迪·艾伦:标准拍纸簿、宾馆便签本，抓起什么是什么，没有忌讳。我在酒店房间里写、在家里写，有人的时候写，火柴盒上也能写。怎么都能写。有时候我端坐打字机前，一气呵成写到最后一行。《纽约客》的文章，有些四十分钟搞定。有些东西，苦苦思索好几周才落笔。很随机。拿两部电影为例吧。《仲夏夜性喜剧》（A Midsummer Night's Sex Comedy）算不得很成功，我写得很快，六天写完——每个因素都完美无缺。但反响并不怎么好。《安妮霍尔》改来改去，没完没了。剪辑室地板上的胶片跟最后放出来的差不多一样多——我重拍了五回——大获成功。总体而言，有些东西做得轻松、反响也很好，有些东西做得很难，观众却不喜欢。这之间似乎找不到必然联系。但有一点，会者不难，绝没有人们想的那么难如登天。十六岁我打了第一份工，给纽约的一家广告公司写段子。每天放学都去那上班。他们将我写的段子提供给客户、登在报纸专栏里。我乘地铁来回——非常挤。一只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拿出铅笔，下车前就写出四五十个段子。每天五十个段子，写了好几年。人们会说，难以置信啊，能每天在地铁上写五十个段子。相信我，那没什么。但每当我看到作曲家谱写乐曲，也会诧异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在能力范围之内写东西，我觉得不难。要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境好一点，性格不像现在这样，我甚至有可能成为文豪。我想我有那实力，但没那兴趣。我一直对正儿八经的书不感兴趣，我能写，但读书的兴趣不大。我打球看球，看笑话书，上大学前一本真正的小说都没看过。要是接受不同的教育，我可能走的就是另一条路了。那些我日后感兴趣的东西，如果父母、朋友本身就感兴趣，如果成长环境让我早一点看见它们，很多事情会不同。我也许会成为严肃作家。也许不会。但现在说这些都太迟了。现在我只庆幸自己关节没问题。

角谷美智子:您还记得地铁里写的那些段子吗？

伍迪·艾伦:有过这么一条，是那堆垃圾段子里挺典型的一条：我的同桌，一个赌棍的儿子，从不把考卷带回家，他等着下一把翻盘。现在你懂了，地铁上一天写五十个段子，不是件难事。

角谷美智子:的确不难。您刚才提到了小说……

伍迪·艾伦:其实不确定我有底子写小说。正在写、或者说正在构思的这本小说，很有趣，也很严肃，我还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子。我没上过什么学——都是靠自学。自学的人有的东西知道，有的东西不知道，知识欠缺得骇人，这都是因为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有时候收到别人寄来电影脚本、文章或者一篇笑话集，问我，脚本是这样写的吗？笑话集是这样写的吗？他们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面对文学，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记得第一次给《纽约客》投稿，我不清楚自己的水准。我猜，反馈可能是，这写的什么啊，你写了不少，但什么都不是。反馈也可能是，年轻人，你写得真棒！其实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欣然接受。如果他们说，抱歉，这东西不行啊。我也会接受，可能问一句，真的吗？好。立马扔掉，再不看第二眼。这些年给《纽约客》写东西，偶尔被退稿，他们说话很客气，试探性地：您看，我们已经发表过相似的文章，这篇就不方便发了。类似这样的话。我听了会觉得，嗨，直接撕掉好了，我无所谓。从这一点上说，写作于我而言从来都不是一件精细甚至神圣的差事。我想小说写完了，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我拿去给别人看，对方觉得写得不行，我绝对不会反驳他眼拙。我对文学的了解不够多。我不会像詹姆斯·乔伊斯那样充满权威地表达意见，他什么书都看过，懂得比批评家还多。我只对一两个领域有那样的安全感，在那里，我才觉得自己的判断和别人的判断一样好，甚至还好那么一点点。喜剧算一个。我对各种媒介的喜剧创作都有自信。此外，我对新奥尔良爵士乐懂得也不少，尽管，我的演奏很一般。一般但执着。

角谷美智子:您是如何开始创作喜剧的？

伍迪·艾伦:小时候我很喜欢看喜剧作品。后来看起严肃的作品，又变得更喜欢严肃作家。虽然我发现自己可以写喜剧，但对喜剧的兴趣已经减退了。创作喜剧的阶段，我对它不再如往日那般着迷。要是让我列举十五部最爱的影片，可能一部喜剧都没有。的确，有些喜剧电影我觉得很不错，像是《城市之光》、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s）的作品，还有马尔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一些作品。但这些是另一种喜剧——在这些喜剧中，喜剧演员所做的更像是原样还原喜剧作家的作品。影片可能虚弱、或有点傻，但喜剧本身是杰作。我喜欢基顿的电影胜过基顿本人，我喜欢卓别林和马尔克斯兄弟胜过他们的电影。自身而言，我是个容易取悦的观众，笑点低。

角谷美智子:您最喜爱的十部电影中为什么没有喜剧片？

伍迪·艾伦:口味问题。别人的十佳可能部部是喜剧。而我更喜欢严肃的片子。想看什么看什么的时候，我会看《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偷自行车的人》（The Bicycle Thief）、《大幻影》（The Grand Illusion）、《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这一类的片子。

角谷美智子:重看经典电影的时候，您会关注它们是怎么拍的吗？您会注意它们对您情感上产生哪些影响吗？

伍迪·艾伦:我享受电影。研究我的电影的人看出技巧之类的东西，我自己是看不见的。到现在我也注意不到麦克风的影子，或者哪里剪辑得不好，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关注电影本身。

角谷美智子:对您的电影产生最大影响的人是谁？

伍迪·艾伦:应该是伯格曼（Bergman）和马尔克斯兄弟。我还借鉴了斯特林堡（Strindberg）、契诃夫（Chekhov）、佩雷尔曼（Perelman）、摩斯·哈特（Moss Hart）、吉米·坎农（Jimmy Cannon）、费里尼（Fellini）和鲍勃·霍普（Bob Hope）的编剧们。

角谷美智子:您小时候是个有趣的孩子吗？

伍迪·艾伦:是的，小时候我很讨人喜欢。人们觉得这和我是犹太人有关。挺难解的。许多搞喜剧的人都不是犹太人。W. C. 菲尔兹（W. C. Fields）、乔纳森·温特斯（Jonathan Winters）、鲍勃·霍普、巴斯特·基顿，这些人都不是。所以我看不出种族、宗教、人种和幽默有什么关联。

角谷美智子:您曾在学校受邀参加演出吗？

伍迪·艾伦:我演出得不多，但我在班里很活跃，同学老师都被我逗乐。

角谷美智子:所以您的幽默并不会招惹校方？

伍迪·艾伦:有时候会。我母亲经常被叫到学校，因为我在班上大叫、讲俏皮话、或是写了被认为品味低俗、甚至有点儿黄的作文。她被叫去非常多次。

角谷美智子:您觉得是什么让您幼年开始写作？

伍迪·艾伦:纯粹为了开心。就跟打球一样。玩音乐开心，写作也开心。我喜欢编故事。我要是生在电影时代以前，可能会成为作家。我在电视上看到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说小说有多好，电影有多不好。我不能苟同。二者不具备可比性。卡津太执着于文字世界了。好的电影优于糟糕的书籍，两者都好的时候，各有各的伟大和价值。

角谷美智子:在您眼中，写作的快乐与艺术带来的控制感有关吗？

伍迪·艾伦:随时都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写作是非常愉悦人心的，非常诱人、有治愈力。写作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飞快。思考令时光飞逝。这种感觉棒极了。怎么会不好呢？与你脑海里的人物独处一室，这是用属于你的方式逃离外面的世界。为什么不呢？

角谷美智子:您这么喜欢写作带来的孤绝感，如果您有一天息影，会怀念拍电影与人合作的感觉吗？

伍迪·艾伦:与人待在一起有一种欺骗性，让你觉得可以远离写作的辛劳。让你不那么孤绝。但我更喜欢待在家里写东西。我说过了，要是有一天，他们跟我说，明天你不能做电影了，我们不会再给你钱了，我会很乐意去写舞台剧；要是他们不演出我的剧本，我就开开心心地去写文章；要是他们不发表我的文章，我依旧开开心心写我的文章，留给后世。有价值就会留下来；没有价值，留不住反倒是好事。此为写作的优势，或者说，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这种优势。真正好的东西，留得下来。所有那些吹捧、大卖、批评家的批判——都不算数。到最后，不朽与否，全靠作品本身。我不是说艺术不朽与否无关紧要。特吕弗（Truffaut）死了，我们都很难过，出现了各种适当的悼念文章，他的伟大作品长存于世。但那对特吕弗本人已经没有意义了。告诉自己，我的作品会活下去。我说过，说过不止一次——比起在人们心里、脑子里活下去，我更愿意在自己的公寓里活下去。

角谷美智子:有些艺术家很看重自己的作品，很看重创造出长存于世的东西，认为那比任何事都重要。福克纳曾说“一首《希腊古瓮颂》比一打老妇人都来得有价值。”

伍迪·艾伦:我很反对把艺术当成一种宗教。恰恰相反，我觉得，将艺术赋予比人更高的价值，是对人类的背弃。艺术家被认为怀有特殊的禀赋，只要是对艺术有用，都可以接受。我在电影《我心深处》（Interior）里试图探讨这一点。艺术家是不该被尊崇得太高的——这不公平，甚至残忍。艺术家的才能是一种运气——就好比好嗓子、左撇子。创造力的获得是美好的意外事件。恰巧，社会高度认可这种才能，但它远不比勇气更高贵。每当我看到自命不凡的人说艺术家怎么怎么冒险，就觉得他们又好笑又傻。艺术冒险和演艺冒险的讲法，都让人发笑——反类型选派角色，哇，冒的险真大！真正的冒险是不惜一切做一件事。和纳粹抗争的人、起身对抗国家的俄国人——他们才是勇敢的人，他们做出的才是真正的成就。成为一名艺术家也是成就，但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件成就。我不是在贬低艺术。艺术有价值，但不能过分标榜艺术。艺术有价值，但不比做好老师、好医生更有价值。艳光四射的是创造力。位于电影行业下游的从业者常说，我想做制片人，但得是有创造力的制片人。还有个女同学曾说，哦是的，我要嫁给那个人，他只是个管道工，但他很有创造力。创造力对一个人非常重要。没有创造力，就是平庸之辈。

角谷美智子:写作的时候，您对读者做什么样的设想？厄普代克说，他将读者设想成中西部小镇的孩子，某日在公共图书馆的架子上发现他的作品。

伍迪·艾伦:我一直都觉得，将目标定得尽可能的高，倒不是为了每个人都看见，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会尽全力。我希望，一部作品出来，上游读者群——科学家、哲学家——能够读下去，且读完之后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我不希望他们说，天啊，你写的是什么啊！如果我在里面看见蓝博（Rambo），我会说，天啊，上帝，然后呆上一会儿出来。我不在意读者多还是少。越多越好，但我不会为了招揽读者改变自己的想法。电影可不是容易做的艺术；电影牵涉的人很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在有些地方，比如瑞典，国家会拨款支持你做电影。但在美国，没有一件事不费钱。这可不是画画、写文章。一部电影动辄百万美金，你不可能不需要大量观众，因此会有挣扎。我是幸运的——一直都很自由。我在电影业过着梦一般的日子——当然不是一开头就这样。我很自由，各个方面都自由。我做事的时候，别问我为什么。如果我决定明天做一步讲述十六世纪宗教的黑白片，我就能做。就算我说“我要做一部讲单孢体的片子”，他们也会说“好的，需要多少钱我们出。”但我要是说“我要做个大制作的通俗喜剧”，他们会愿意出更多的钱。

角谷美智子:这些年来，您的作品有哪些进步？

伍迪·艾伦:我期待进步。你要是看我早期的片子，会发现它们取材广泛，笑点也有。我放了很多人物在故事里，放弃了大量包袱、段子，那些东西我觉得值得放弃。所以，观众看《开罗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曼哈顿》（Manhattan）觉得好笑的地方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它们很好看。我愿意继续那样做——我仍在努力做些严肃的东西。

角谷美智子:听说，在《我心深处》的制作过程中，哪个段落有人笑了，您就把那一截剪掉，是吗？为什么？

伍迪·艾伦:不是那样的。这个说法不错，但不是真的。我的电影制作没那么有舞台剧性。我们工作起来一本正经，公事公办。有人批评《我心深处》，说它一点也不好笑。我觉得，那是与电影本身完全无关的批评。不管电影出了什么问题，问题都不在是否缺乏笑料。《奥赛罗》（Othello）和《假面》（Persona）都不好笑。如果我有写出几部严肃的舞台剧或电影的本事，我一定会去写，而不是做年度喜剧。做严肃的作品给我带来个人的愉悦——同样的，我喜欢弹新奥尔良爵士乐胜过喜欢弹莫扎特。我崇拜莫扎特，但我更喜欢弹新奥尔良。个人喜好问题。

角谷美智子:写剧本的时候，要是笑点突然蹦出来，您还是会乐于抓住它的，是吗？

伍迪·艾伦:是的，出现那种情况还是不错的。要知道，电影里常常发生意外，不一定是好的意外。某个你觉得有趣的笑话、场景，拍出来不一定有趣，这都是意外。

角谷美智子:您还是会坚持下去。

伍迪·艾伦:也可能丢到一边。偶尔也会出现好的意外，你从不觉得有趣的东西，拍出来竟然有趣，观众爆笑。

角谷美智子:能举个例子吗？

伍迪·艾伦:多年前，拍《香蕉》的时候，我来到独裁者的房子里——我是被请来参加晚宴的，那是拉美的一个乡村。我带了一盒蛋糕，是店里卖的那种蛋糕胚，我没多想什么，但一放到这观众就爆笑。他们笑的是，我演的那个角色竟然傻到带蛋糕胚去赴国宴。在我的剧本里，笑料原本是独裁者。似乎艺术家一旦成名，批评家、追随者就会期望他们始终做同样的事，不希望他们在自己的路上继续走下去。所以说，不要拿别人怎么写你当回事。我从没写过、做过什么违背心愿的东西。你必须忘掉别人说的“事业转型”。就做自己想要的事，为自己定义的创造性生命做事。没人愿意看，也无所谓。否则，你做的只是讨好别人。拍《宇宙星尘》（Stardust Memories）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要投入大量广告宣传。但我一秒钟也未为此停顿。我没想过，因为别人会不快，所以不做了。宁可死，也别停止做自己想做的事。看看斯特林堡——这是又一位我喜爱的人物——看看他对一些事的反应，非常粗暴。拍完《安妮霍尔》（Annie Hall），不少人建议我拍续集。一百万年以后我也不会干的。我计划做《我心深处》，就去做了。除了这条路，没别的路可走。我的秘诀是，永远不试图取悦大多数，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然后期待作品本身是好的，人们会来观看的。我喜爱的艺术家大多没有很宽的受众。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就算是电影这样普罗的艺术形式，在美国，也没多少人看过《偷自行车的人》《大幻影》《假面》。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一类电影。大多数年轻人看当今流行的片子，片子源源不绝，没有人再注意布努埃尔（Bunuel）或伯格曼。他们意识不到这种艺术形式的最高成就。适当的场合，隔很久，时机、地点、机缘共同作用，才会出现杰出的人与作品。卓柏林出现在对的时候。如果他出现在今天，麻烦就大了。

角谷美智子:您觉不觉得，随着严肃作家逐渐成熟，他们会承袭、拓展业已形成的主题？

伍迪·艾伦:人人都有着迷的东西。伯格曼的电影里，你会看到一些东西反复出现，但呈现的方式总是新鲜的。

角谷美智子:您自己的作品呢？

伍迪·艾伦:同样的东西也会一次次复现。它们留在我的脑子里，让人想搜寻新的途径把它们表达出来。很难跳出来说，天啊，我找到新的东西了。什么样的东西才会反复出现呢？于我而言，当然是幻境的诱惑和现实的残酷。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我对政治或其他可以解决的东西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生命的有限性、无意义感、绝望、沟通的困境。不能去爱，不能维系爱。这些事更让我着迷。选举法案我不了解。在生活中，我有时也追随一些政治观点——作为市民我觉得它们有趣，但绝不会写相关的东西。

接受采访实属不易。因为我不喜欢夸大自己的作品，不喜欢讨论作品的影响、主题等等。这种谈话更适合“高大上”的作品。这么说绝不是谦虚——不是说我没做出伟大的作品，我采取的是不一样的形式。到目前为止，我做的一直是压舱的东西，静待两三部可能出现的、真正好的作品把它们提起来。我们坐在这里聊到了福克纳、厄普代克、伯格曼——我显然无法用谈论他们的方式谈论自己。我觉得自己做过的一切都是生菜叶，得有汉堡把它们夹起来。要是有生之年能做几部真正好的作品——电影、舞台剧或别的什么——前面的作品就会变得和它们一样有趣。这就是我的作品的地位——静待珍宝的出现。现在珍宝还没出现。因此我觉得访谈做起来有些浮。我需要重的东西压下来。未来十年、十五年内，希望我能做出那样的作品，为前期的所有作品赋予价值。让我们一起期待。